 汉篆概括地说，就是汉代的篆书，包括汉代的一些碑刻、铜器铭文、碑额、瓦当、墨迹以及汉代制印用的缪篆。 汉篆许多方面有着秦小篆的特点，但体格近方，某些笔法掺入了隶书。汉篆在全面继承秦小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局面，有的呈纵势，有的为横势，有的用笔谨严挺硬，有的用笔一波三折，有的方圆并用，有的近于隶体。但是，在当今书法界，汉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应该明确汉篆还不是篆书，它是书法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1、篆书碑刻 汉代篆书碑刻有《嵩山三石阙》，即《太室石阙》《少室石阙》《开母庙石阙》《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北陛石题字》等。两汉全面地继承了秦文化，汉篆是在秦篆的温床上发展的，所以，汉篆较之秦篆有变化，并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在此只举一二种。 《袁安碑》是东汉的篆书碑刻，立于东汉永元四年（92）。《袁安碑》的发现是十分有趣的一个故事。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安碑被人们移置河南偃师县西南约30华里辛村东牛王庙中作供案，因为刻字在下面，长期无人知道是汉碑。1929年的夏天，村里有一儿童仰卧于供案下纳凉，才发现石上刻有文字，于是马上告之村里的人。村人任继斌遂以拓本流传行世。其碑上下皆残，10行，每行15字，共存139字。《袁安碑》结体微方，用笔圆匀，笔画偏瘦，似与《袁敞碑》如出一手，所存之字笔画都很清晰。该碑的碑额已损佚，有穿（碑孔）在五、六行之间。  《开母庙石阙铭》为东汉篆书碑刻，东汉延光二年（123）刻，20行，每行12字，下横前多题名10行，每行7字。系颍川太守朱宠等为庙所兴治之神道阙。碑原称《启母庙石阙铭》，因避汉景帝名讳，改成《开母》。该阙铭左右一对，堆积七层，第二、第三、第四层一部分为铭文，其他为画像。铭文为篆书，书法古朴，近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认为此阙铭“茂密浑劲”，长洲潘钟瑞评其书云：“其笔势圆满，顿折县可推寻，足为学者之楷法。”《开母》是汉代篆书的名迹，但由于石质粗劣，加之历时久远，故缺损也比较多。 《袁安碑》虽然是汉篆的代表作之一，但它确实与其他的汉篆不同。在汉篆中，它最接近秦小篆，而且比现存的秦小篆（复刻本除外）都要清晰得多。《袁安碑》在全面承继秦刻石的基础上进行了异化。  其字形很接近秦小篆，体态生动，齐整而不板滞，用笔婉通而朴茂，并且还出现了线条粗细的变化和方折，避免了秦刻石的线条均匀的现象；它的构形也不是完全的整齐划一，出现了长短宽窄的处理，而不似秦刻石那样诚惶诚恐的整齐划一；在大章法上，《袁安碑》也在整体的详静中表现出某些局部的不平衡的因素，毫不掩饰它自己与其他类别的汉篆的有机联系。因此，《袁安碑》较之为皇帝巡行而书镌的秦刻石放松得多，也更为生动多姿，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和风格特征。《袁敞碑》可以说是《袁安碑》的姊妹篇，风格十分相近。《开母庙石阙铭》字结体略趋正方，用笔方折更多，大章法非常茂密。马一浮在跋《开母庙石阙铭》中指出：“《开母石阙》已是隶变之渐，而大朴未雕，秦刻体势至此遂异，转似可喜”。（《马一浮集》）  2、篆书刻画金文 在汉代以篆书刻画的金文作品数量也不少，其对象是在铜器上刻画铭文。它与商周铜器铭文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以刀代笔刻画，后者是制模进行铸造。汉代的金文一般都刻画在日常生活的器具上，如鼎钟、壶、钫、盘、鉴等。刻画铭文的方式是用刀直接在器具上进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两汉金文其实也是一种写法，但只不过是用刀代笔罢了，有的是单刀，有的还是双刀。 西汉的铭文以小篆为多，东汉的铭文不仅有篆书，也有隶书。它与战国的中山王铜器铭文、秦代的权、量诏版刻画铭文都属于同一类别的作品形式，其制作方法也基本一致。如果说秦代的权、量诏版相当于草书，那么汉代的铜器铭文就好比是行书，而中山王铜器铭文则似楷书。从刻工的角度看，中山王铜器铭文技巧非常高，不仅一丝不苟，而且气势恢宏，难度也最大；汉代的铭文比秦代的铭文更熟练精细，出现了一批较突出的作品。这些作品刻画精确，蕴藉含蓄，较秦代有所提高，该时期的篆书铭文的刻画，许多都有隶化的现象。《文帝九年铙》是其中很接近秦篆的铜器铭文，一共刻了10个字，其中“文”、“帝”、“年”和“六”都是秦刻石的翻版，结构长方，用刀工稳厚重，排列疏朗平和。当然也有掺方的现象，如“乐”、“府”、“造”等字。  与《文帝九年铙》比较接近的是西汉《元年铜斛铭文》和《新莽衡杆铭文》，刻画得严谨而工丽，刀锋深藏不露，其安详工整的程度应在汉篆碑刻之上，特别是《新莽衡杆铭文》尤为突出。 《寿成室鼎铭》应是新莽时的作品，王莽建立新朝后，将汉朝皇宫—未央宫改名寿成室，此鼎当是皇宫所置，它的刻画铭文起笔与收笔之处尽量不露痕迹，走刀爽朗简洁，婉转有致，转折处大多不露圭角。它的许多字有“篆尚婉而通”的小篆的圆笔特征，如“成”、“至”、“并”、“斤”、“六”、“少”等。其用笔游刃有余，笔画婉曲生动，行笔圆转遒劲，线质水准很高；结字以长为主，但变化很大，虽然融入了隶笔，进行方圆对比，但构成的是统一协调的艺术效果；其章法是一纵一横的大效果尤以横刻的排列精彩，共有13列竖行，每行最多3字，有两行只有两字，字的宽度都基本一致，变化就在长短疏密，十分精妙，颇具匠心。《寿成室鼎铭》在鼎上占有的位置是属于器物的中间部位，显示出刻工对字形、章法、刀法自如的把握，显示出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结合与统一，高度协调与和谐，是非常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和效法的。  《上林鉴》在许多地方与《寿成室鼎铭》有相近的地方，但它的处理更为简约，更加直率。它的字形构成有些是纯粹的小篆，如“上”、“林”、“容”、“放”、“枝”和“第”等，但更多的字掺杂了隶书，它的用笔显示了刀的强韧的力量。它的大章法十分紧凑，有密不透风的艺术效果。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制作的《中山内府锅》和《中山内府钫》的铜器铭文十分有趣。虽然都是在同一时间制作，但前者为汉篆，后者为隶书；前者用笔方圆结合，后者用笔方折简直。《中山内府锅》的结字是明显的“方形”甚至扁形化，而且笔画的连接有明显的“断”即另起笔的特点。它非常自由，起笔收笔的痕迹清楚，转折毫不作意，顺其自然，能藏则藏能露就露。将它列入汉篆的范畴，但其中也有些字是篆隶之间，或者就是隶书，如“中四”等。《中山内府钫》是隶书，它不仅笔画中出现了波画，而且字形为横势，应是比较纯粹的隶体，其中也有少许篆笔出现。此两件铜器铭文都是用双刀刻成，厚实朴茂，仔细观赏，还不排除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  西汉末年，王莽去汉建新，推行全面复古的政策，尽管新王朝只有短短的15年时间就寿终正寝，但它在始建国元年（9）留下来的一批书法艺术品颇有价值。《始建国元年承水盘铭文》基本上是秦小篆的翻版，如“律”、“衡”、“盘”、“六”、“始”、“元”、“月”、“制”等，结体大部分取长方，个别字特长，如“兰“、”制”，这样使大章法灵活多变；用笔以中锋为主，方圆并用，蕴藉含蓄，转折以圆转为主；其章法多变，出奇制胜，外围构成一个正方形，共5行，每行有3字、4字、5字和6字不等，也就是说五行字就有4种字距的处理法。  《新嘉量铭文》也是始建国元年所刻制。为新莽始建国元年分颁行的标准量器上刻画的铭文。《新嘉量铭文》是汉篆中一件非常有影响的铜器铭文，它也有秦小篆的影子，但它的结体更强调了纵势；它的用笔仍然是秦小篆的笔意，基本为中锋而且非常流畅，非常干脆，非常有力；它的转折就全然走出了秦小篆的藩篱，即使有圆转的也不多，而大量使用了方折，不过它的方折是以不中断的接续方式为主的，使笔画之间的连接处尽量不留起止痕迹。《新嘉量》也与《袁安碑》等一样，成为汉篆之中颇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始建国元年漆盘刻字》是为数不多的新朝刻漆书法艺术品。尽管刻漆与刻铜器都是刻，但技术性要求不一样，使用的工具也不一样。从某种程序上讲，刻画铜还要容易些，因为是硬碰硬，而刻漆却是硬碰软韧。此漆盘刻字，显示了刻工书法修养颇高，结体变化多样，有长形、有扁形，有方形；用笔以中锋为主，圆转飞动，十分自然，字字都妙趣横生。我认为，汉代篆书刻画的金文应当列入古代书法真迹的范畴，因为它是直接以刀代笔“写”上去的，没有经过二次加工。  3、汉篆墨迹与汉碑篆额 ①汉篆墨迹 汉篆墨迹为数不多，但它与汉碑篆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仅举一例。《张掖都尉棨信》，1973年出土于甘肃居延水金关遗址，为西汉末之物。该棨信是写在长21厘米， 宽16厘米的红色纺织物上，为墨书文字。棨信是标识官名并作为信用的物件，相当于现在的通行证。虽然它只有小旗那样大 而且只有6个字，但汉篆水平是相当高的。其书写笔笔中锋，四环往复，得心应手，篆笔线条的质量非常高，既继承了秦小篆的用笔，又发展了汉篆的用笔。值得指出的是，要用墨在布上直接书写此篆书，必须具备相当的功力，否则是写不好的。此棨信作者提锋用笔如锥画沙，力透布背，笔势开张，方圆并用，难度很大。其结体也耐人寻味，这是相当大的篆书墨迹，由它的面积推之，每字长有8～9厘米，宽约4厘米。结体基本采用了秦篆的结体，掺入汉篆的方折。如“张”，基本是秦篆的写法，只在三处加入方折，其他5字也类似这样处理。其章法显得很紧凑，有“疏能走马，密不藏针”的感觉，给人以颇高的汉篆艺术的享受。它字势有力而外放，气韵开张而厚实，对于研习篆书者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启发。  汉篆的独特时代风格在汉碑额中获得鲜明体现，但碑额的产生与发展完全是基于当时社会的广泛使用，也就是从其实用性而上升到艺术性的。汉碑的最终形成，是在东汉时期，所以汉碑额的产生都是在东汉。汉碑碑首形成有限的空间，虽然给篆额提供的条件是有限的，造成一定的技术限制和相当的创作难度。但正因为这样的条件，促使汉代的书家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技能，体现了他们发人深省的创意，从而使篆书艺术上了新台阶，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篆额通常使用的字体都是当时通行的汉篆，但是都各有各的特色，没有雷同。如《西岳华山庙碑》碑额、《北海相景君铭》碑额、《郑固碑》碑额、《孔庙碑》碑额、《鲜于璜碑》碑额、《西狭颂》碑额、《张迁碑》碑额、《韩仁铭》碑额，《尹庙碑》碑额、《赵菿残碑》碑额等。它们有的极尽屈曲穿插之妙，与汉印的缪篆交相辉映，异曲同工；有的方整高古，坚实雄逸；有的圆润飘逸，一泻千里；有的严谨匀称，修短合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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