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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窑出北地”辨
母智
德
近年来，有关五代后周的柴窑产于何地，颇多争议，各执一词。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观点。
持“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观点的，虽然没有业内权威人士公开站出来为他们说话，给他们撑腰，然而，他们却显得成竹在胸、信心十足。何以如此？除明代中期王佐的《新格古要论》率先提出：“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外，清代的梁同书也在《古窑器考》中说：“柴窑后周柴世宗所烧，以其姓柴故名。后周都汴，出北地河南郑州，其地本宜陶也。”清代宣统时期的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里也写道：“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
坚持另外两种观点的人，赖以立足的主要依据是，明代洪武时期曹昭《格古要论》中所云：“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因为曹氏在“北地”之后，再没有具体所指，这就为探索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和考证的余地。
以著名古陶瓷专家赵自强先生为代表的“湖田窑就是柴窑“的主张者认为：“从涵义上来讲，‘北地’指的范围较小，‘北方’指的包含范围较大。如果说长江以北或黄河以北，一般不说‘北地’，只说‘北方’。把‘北地’理解为江西‘北地’——即景德镇就非常合情合理。”（摘自赵自强《柴窑与湖田窑》）
资深的考古学家禚振西先生，在她所著的《柴窑探微》里，认定“北地”就是古代的“北地郡”，而耀州就曾属古代的北地郡管辖，所以耀州窑就应是五代后周的柴窑。
对赵自强老师的观点及其对‘北地‘的诠释，我认为没有必要发表过多的评论。而于禚振西老师对“北地”的考证，却很有必要做一些辨析。
《辞海》说，“北地”有两种含义，一是作地名，古有“北地郡”；二是作方位词，与南对应，可解释为北面的地方或北方。
作为地名的“北地”，《辞海》有以下详释：
1、战国秦置（前475—公元214年），治义渠（今甘肃西峰市），西汉（前
206—公元8年）移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东汉（25—至多220年）移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东汉末并入羌胡。
2、东汉末重置，寄治冯翊郡界，三国魏（220—265年）割冯翊为实土，相当于今陕西耀县、富平，其后辖区时有伸缩，西魏（535—580年）改为通川郡。
3、北魏（386—532年）置西北地郡，治彭阳（今甘肃庆阳西南），北周（558—581年）改名北地郡，隋开皇（581年）中废，隋大业（605年）初改置幽州，治安定（今宁县，辖今甘肃西峰、宁县、合水等地），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为宁州。
从以上“北地郡”的演变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自战国时期的秦置北地郡，到唐武德元年近1200年间，北地郡的设置并非一以贯之，而是时存时废，所辖地域也在不断变化。而把耀州划归北地郡管辖的，只有三国时期的魏（220—265年），把冯翊之地纳入北地郡的实际管辖范围之后，耀州才真正属于北地郡的辖地，历时也仅仅45年。在其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即使有北地郡的设置，但与耀州却无干涉，因为耀州都不在北地郡的管辖范围之内。
我们还可从《耀州政区历史沿革》中得到印证：
“耀州境域，古为阴康氏封地，三代以前为雍州之地；秦属内史，为京畿之地；西汉时，高祖元年属塞国，二年属河上郡，九年复属内史······三国时，黄初元年，徙甘肃之泥阳县于冯翊，更冯翊为泥阳县，兼置北地郡，领泥阳；西晋时，仍泥阳，属北地郡，郡领泥阳、富平二县；北魏时，太平真君七年，析泥阳入富平，徙北地郡于通川故城（今富平县境）；景明元年，复置泥阳县，县治在今泥阳堡，兼置北雍州，时全县疆域最小，辖区仅限今耀州南部地区，其余地区分属宜君、同官二县；西魏时，仍泥阳，元钦元年，改北地郡为通川郡，治所迁泥阳，领泥阳一县······五代十国时，后梁贞明元年，改耀州为崇州，后唐同光元年复名耀州，同光三年降为团练州，后周显德四年降为刺州史·····明时仍为辉州，属西安府，辖富平、三原、同官、宜君四县······”
根据《耀州政区历史沿革》的记载，耀州在历史上，属于北地郡管辖的时间，与《辞源》的解释大体是一致的，其时间是十分短暂的，在耀州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只是弹指一挥间。更为要紧的是，在柴窑烧制的后周显德（世宗柴荣年号）时期，北地郡在近400年之前就不复存在了（北地郡在隋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被废后，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过“北地郡”的政区设置），五代后周时期的耀州就是一个领刺州史的州级政区，其政区的名称也叫耀州。
大家知道，行政区划的设置、命名，自古以来都是国家之大政，要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约束。一旦新的政区划定，治所的名称确定，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不得有违。尤其是官方的文书以及文人的著述，都必须按照中央政府的政令规范使用。曹昭撰写《格古要轮》的时间在明朝洪武年间，当时耀州的州名叫辉州，属西安府管辖。如果柴窑果真出在耀州，曹昭在行文时，就应该按照法度明明白白地写为“柴窑出辉州”。柴窑创烧于五代后周柴世宗执政时期，这一点曹昭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他认为柴窑出自耀州，他也会明白无误地表明：“柴窑出耀州”。因为五代后周显德年间，现在的耀州，当时也叫耀州，他又何必绕圈子，用“北地”这样一个早在近800年以前就已经废止了的州名，使自己需要明白无误表达的意思反而变得扑朔迷离呢？这是有违常理的（“北地郡”废止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曹昭的《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38年），其间相距757年）。
举两个例子：某人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当他填写履历表时，会不会在“籍贯“一栏”里写上“热河省承德市”呢？肯定不会。“热河省”是1914年2月，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特别区域，192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将热河改为省；新中国建立后仍袭旧置，1955年7月3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宣布撤销热河省，承德市及另外8个县划归河北省管辖。热河省的撤销，距今仅仅55年，当今之世，有谁还在使用热河省这个行政区划的名称呢？同样，自1997年6月18日中央政府宣布重庆“直辖”以后，人们在谈到重庆时，再也不会像此前那样把重庆说成“四川省重庆市”，也不会说“成渝铁路是四川省境内的一条经济大动脉”，而要说“成渝铁路是连接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经济大动脉”。那么，曹昭在《格古要轮》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谈及柴窑的产地时，能够使用已经废止近800年的“北地郡”来加以表述吗？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柴窑出北地”中的“北地”，不是作地名用，因此不能把它理解成“北地郡”。
《辞海》对“北地”的解释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北地”作方位词，与南对应，可解释为北面的地方或北方。我认为，把“柴窑出北地”的“北地”理解为方位词，作“北方”讲更为准确、贴切，其理由如下：
首先，曹昭是明代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无论柴窑出自耀州也好，还是产于河南郑州也罢，对于曹昭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都应算是北方。但是，曹昭为什么没有把柴窑产地更加具体、更加明确地表述出来呢？很可能是当时曹昭已经有充分的依据和把握，断定柴窑不是产自南方，而是出之于北方，至于北方的具体地点，尚未考证确凿，不敢也不能轻易定论，只能概而言之。后人、包括现代的古陶瓷研究者，之所以一致认为《格古要轮》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可靠的古陶瓷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正是因为曹昭在《格古要轮》中对历代陶瓷的所议、所论、所鉴，比较严谨可靠、客观实际。在曹昭的《格古要论》面世的121年后，由王佐增编的《新格古要论》，则明确写道：“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这一方面说明，在曹昭之后，人们对柴窑的研究并没有停止，通过包括王佐在内的古陶瓷研究者不断地考察、探索，认定了柴窑就出自北方的河南郑州，因而把曹昭的旧时所述增补为“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不仅如此，王佐的这段记述还可反证曹昭所说的“北地”不是指“北地郡”，而是作方位词用的“北方”。因为，如果“北地”是作为地名，当“北地郡”讲，在其后面直接加上“河南郑州”，其表意就变成了“柴窑出北地郡河南郑州”，这说得过去吗？所以，只有把“北地”理解为“北方”，才能解释得通。
前面已经说到，除明代王佐在《新格古要论》中明确指出：“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外，清代的梁同书、程村居士也论定“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在历代关于柴窑产地的文献记载中，根本没有“柴窑出北地郡”的任何记载。如果“北地”一词只有“作地名，指北地郡”的含义，而没有“作方位词，当北面的地方或北方”讲的用法，把曹昭所说的“北地”理解为“北地郡”，尚能令人信服。然而，自《格古要论》之后的古代文献中，毫无分歧地一律论定“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在这样的情况下，硬要违背历史事实、违背政区的历史源革和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相关法度，把明代洪武期间文献中所说的“北地”，生拉硬扯地认定为早在七八百年前就已经废置、不复存在的“北地郡”，似乎就显得太勉强、太缺乏责任感了。
二00九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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