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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窑宝鉴 三。 在世界“瓷器历史”长河中，第一位将中华名窑写入史册的是唐代茶圣陆羽。陆羽在《茶经》中是这样比较唐朝中国南方（越窑青瓷）和中国北方（邢窑白瓷）两大窑口瓷器的：附录① 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 而茶色丹，越瓷青 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其结论是南方的越窑青瓷在瓷器的胎，釉，茶色上全面胜过北方的邢窑白瓷。各种文人诗稿和墨客画卷均显示：在唐朝和宋朝，“饮茶”和“斗茶”之风盛行。所以，唐宋之间的五代，由茶货商出身的郭荣皇帝对越窑青瓷也情有独钟应是一种极为自然的社会时尚。 郭荣是五代后周的一代皇帝，理论上中国各地的窑口均为天子的窑场。特别是在郭荣早期经营“茶货”贸易时，他有可能在中国各地任何窑口购置瓷器（包括越窑）；在郭荣“弃商从军”和成为一代“皇上”后，在他管辖的区域之内（特别是在后周皇室所处的河南省一带），他让北方的窑工们在生产传统白瓷的基础上，也试制多数人喜爱又易于外销的南方青釉瓷器，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商业行为。同时，就地取材，不仅避免了异地采购的不便和浪费，也增加北方瓷器的品种，提高了北方青瓷的质量。从此，在郭荣皇帝的督导下，中国“南青北白”的传统瓷器格局被打破，也为后世北宋的汝州青瓷一度超过南方的越窑青瓷而奠定了基础。 现代在中国河南省或其附近各种窑口中出土的青釉瓷器（包括：汝窑，张公巷窑等）就见证了郭荣皇帝在中国北方青瓷制造史上走过的足迹。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的书籍《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附录②，记载了中国北方两大类汝州青瓷“汝窑和张公巷窑”文化信息。考古家是从鉴定“汝窑”和“官窑”的立场撰写的文章，笔者现从求证“柴窑”窑口的立场作以下分析和归纳： 3.1 出土证据显示，最早烧造汝州青瓷的窑口应创建于五代后周时期。理由是： 第一，专家们见证在最早的文化层中出土有属于晚唐时期的瓷器遗物，故笔者将早期文化层暂定在五代后周时期（年代比北宋早约5至20年左右），这样的年差范围应该在专家们允许的估算误差之内； 第二，专家可以根据文化层中出土的一枚铜钱来判定文化层中瓷器大概的制造年份。那么在早期的文化层中，若已知某遗物所属的年代为晚唐，笔者也完全有理由确认在汝州烧造青瓷的各窑口应是创建于五代后周。因为五代后周是介于晚唐与北宋之间的最后一个朝代。专家判定这些窑口大概建于北宋之初，笔者也可判定它们建于五代后周之末，不仅有晚唐遗物为证；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只有五代后周郭荣皇帝在中国北方建有“柴窑”的记载，从未见北宋的开国皇帝在北方大力建窑烧瓷的纪录。故，汝州这些青瓷窑口应该始烧于五代后周。 第三，至于这些窑口何时烧造现存于各国博物馆收藏的某类“汝窑”品种应与该窑口何时创建(建窑时期）完全无关。这两者应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根据专家划分的文化层分析，这些窑口的“创建年代”（烧造传统白瓷并试烧青瓷）和这些窑口烧造出专家定义的“某类汝窑品种年代”，时空跨度上相差200年左右。这两件事应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朝代，而在同一个窑址（或同一地区）完成的两件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这样的分析与判定，既与出土的实物瓷器相符，同时也应在考古专家和柴窑爱好者之间双方都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3.2 根据《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附录②的文化层分析，这两大汝州青瓷窑口还都有以下共同特征： （1）在早期的文化层中都以白釉瓷器为主，只有少量的豆青釉瓷器。说明这些窑口在最初开窑制瓷时：窑主和窑工均十分熟悉北方白釉瓷器的烧造，但他们开窑制瓷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烧造单一的白瓷，而是开始试烧/或仿制南方的豆青釉瓷器（本文说的豆青釉色包括豆绿色釉瓷）。这应与当地统治者郭荣的喜好和朝廷政策有关。因为郭荣皇帝年轻时是一个“茶货商”，他也必定崇尚南方的越窑的青瓷，况且从晚唐开始，被大多皇上所青睐的贡瓷“密色瓷”就是以豆青釉为主的瓷器。后周统治者郭荣皇帝更不例外，而且是立即“开窑自造”。 这些中国北方青瓷的窑口建立于晚唐至北宋之间，且纷纷开始试烧青瓷，本身就足以证明彼时当地的皇帝郭荣对这一手工制造业的重视和他个人的嗜好。 （2）随着出土瓷器文化层上移，这些窑口烧造豆青釉瓷器的数量大幅地上升；而且窑工烧造青瓷的技艺也日趋成熟。豆青釉瓷器逐步成为这些窑口的主要品种。 （3）时至北宋末期的文化层，这些窑口才大量出现如今各国博物馆收藏有的“汝窑”和“张公巷窑”类瓷器。即，现代专家们定义的“汝窑”和“张公巷窑”仅仅是这些汝州的青瓷窑口在北宋晚期烧造的某一类瓷器而已。若专家们只求找到证据来判定现有“馆藏的”天青釉汝窑品种的制造窑址，而忽略汝州这些青瓷窑口传承由来，对大量的豆青釉类瓷器试图“一言以蔽之”，这终将会束缚后世考古者的手脚，也为现今“柴窑”的收藏和窑址的定位带来困惑和局限。
3.3 3.3.1．在汝州各古青瓷的制造窑口中，从五代后周至北宋晚期的文化层中，都发现有一类青瓷：“豆青釉”类青瓷（包括豆青偏绿/或曰豆绿，和豆青偏黄/或曰豆黄）。这种豆青釉瓷器留有最明显历史痕迹，几乎与汝州青瓷窑口同生死共存亡。从窑主建窑时的试制，到窑工熟练地掌握其制造的要领，再到北宋末期向天青偏蓝色的发展，她历尽了汝州青瓷历史的荣辱和沧桑。她的出世是后周郭荣皇帝在中国北方开始试烧南方越窑青瓷铁证，她的后续发展也谱写了中华高古瓷器史的光辉篇章。 3.3.2．中华古老文明《周礼》明示：“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这也是后世的“苍天，黄土”思想的由来。中华古老文学《说文》，《广雅》对“苍”色的定义是一种“草绿，草青色”。而瓷器的豆青釉色呈现的正是这种草青色。所以，“柴窑”的豆青釉色表达了中华古文明《周礼》所定义的天青色。 不知千年之前中国的天空是为何色？但在中华古老的礼仪和文学中的定义确实如此。不知是天色变了，还是我们的老祖宗文言表述太过烂漫？总之，古人对天青色的表达与现代人的表述有差别。古人偏绿，现代人偏蓝。这是应与中国人的“古玉”文化有关。（大多人偏爱“翠绿”色，碧玉更是天子与贵族们追逐的目标。） 3.3.3．曹昭在《格古要论》中也将“柴窑”的这种豆青釉色描述为“天青色”，反而将汝窑的釉色描述为“淡青色”附录③。在《格古要论》中汝窑的釉色不是现代专家说的“天青色。” 笔者仔细观察汝州各窑口出土的瓷器：其中绝大部分青瓷为豆青和豆绿色瓷器；而北宋晚期的汝州青瓷有一种“淡淡的”，“灰朦朦”的色感，其中“张公巷窑”淡青偏绿，“清凉寺窑”淡灰偏蓝（青灰色）。为了表示“汝窑”这种浅淡色青釉与“柴窑”的豆青色釉的区别，也为了言词表达符合中华传统古文明对天青色的定义，曹昭将“柴窑”的豆青釉色描述为“天青色”而将“汝窑”的釉色却定义为“淡青”。可见曹昭在瓷器鉴赏方面不仅治学严谨，用词慎重，而且国学造诣也深厚附录③。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所载的《格古要论》中，曹昭明确指出“柴窑”和“汝窑”均产自中国“北地”；后周时烧的为“柴窑”，宋时烧的为“汝窑”。附录③（曹昭是南方人，“北地”有北方之意。） 后周和北宋是前后紧接的两个朝代，皇宫都设立在开封一个地方。即，柴窑和汝窑应是一脉相承的汝州青瓷器。如汝州窑口中的那种所谓“天青釉”（青灰偏蓝色）的瓷器为“汝窑”（现代专家们定义的）；那么，这些汝州窑口，在早期烧造的“豆青釉”青瓷即为“柴窑”。因为这些北方青瓷窑口的建造“时间”，“地点”，“瓷器的品种”，和曹昭在《格古要论》对“柴窑”和“汝窑”的“历史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道理也十分简单：“柴窑”不会一夜消失，这些“汝窑”也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综上所述，中华古老文明《周礼》对天青色的定义，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对柴窑的历史记载，后周郭荣皇帝的皇宫所在地汝州青瓷窑口“出土文物”，和本文的“柴窑标本”均一致见证：“柴窑”是一种豆青色为主的瓷器（包括豆绿，豆黄）。早期的“御用柴窑”，为郭荣在经营“茶货”贸易时置办的青釉精瓷，也包括吴越国钱氏向后周进贡的“密色瓷”，窑址为越州各地的窑口；后期“御造柴窑”的窑址，应是汝州或附近的窑口. （注意：“御造的”不一定是“御用的”。） 文章著作人：
敬平 2010年2月10日 注：本文的观点和内容受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任何个人或团体，如未经著作人授权，不得转抄或摘录；
参考文献 附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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