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银器的异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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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文章可以看到，说起吐蕃金银器，不可避免会谈到唐朝的影响。反之唐朝的金银器也深受吐蕃以及更西的地域影响。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造就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看完吐蕃金银器，再来看看唐代金银器，可以有更全面的认识和对比。限于篇幅，不可尽述。这篇以西安何家村的偶然却重大的发现，来一窥唐代金银器的辉煌一隅。

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45年前，一处唐代窖藏在西安何家村被偶然发现，在两个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的巨瓮和一件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大银罐中，贮藏了金银器、玉器、宝石、金石饰物、金银货币、银铤、银饼和药材等千余件。其中金银器物达265件，是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如今，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展厅内，共展出精心挑选的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精品300多件(组)，其中包括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和鸳鸯莲瓣纹金碗四件国宝。

镶金兽首玛瑙杯

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

鸳鸯莲瓣纹金碗

萨珊王朝遗痕

“何家村窖藏的制作工艺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使我们对唐代的金属冶炼、机械设计及加工、焊接、贵金属制作等都有了直观、深入的认识。”陕西省博物馆协会副秘书长、文博专家谭前学说，战国、西汉时期，西方的金银器及制造工艺就开始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人们在对外来金银器制作技术和装饰工艺进行更多模仿和学习的同时，也试图将它们与中国传统的器形融合。唐代由于对外交流更为广泛，西方金银器物的捶揲工艺、造型艺术和装饰纹样在大量传入的同时也逐渐与唐代的创新融为一体，使中国古代金银器风格突变，并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

在外来工艺中，对中国金银器影响最大的是捶揲工艺。捶揲工艺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西亚、中东地区，并大量用于金银器的成型制作。随着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展开，西亚、中亚等地的商人、工匠纷纷来华，他们在带来大量国外产品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金银器制造在内的不少工艺技术。由于金银均具有较好的延展性，捶揲成型更能体现金银制品的特质和美感，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绝大部分都是捶揲成型，足见其影响之大。

“波斯萨珊金银器常用的凸纹装饰工艺，对唐代早期的金银器装饰工艺也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谭前学说，萨珊是3—7世纪波斯帝国的一个王朝，其疆域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兴都库什山脉，其金银工艺举世闻名。公元651年，萨珊被阿拉伯人灭国后，其王子卑路斯和大量波斯人流亡到中国，再加上此前唐王朝曾与萨珊王朝频繁通使，其发达的金银器制造技术很自然就传到了中国并影响了唐代金银器的制造。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鎏金龟纹桃形银盘和鎏金双狐双桃形银盘就是用这种“萨珊金银器凸纹”装饰技法制作出的精品。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

鎏金双狐双桃形银盘

带把杯上的粟特风情

乐伎八棱杯。八棱形的器物造型，显然是受到了波斯萨珊、粟特金银器风格的影响。但是乐伎内容却充满中国风情。

侍女狩猎纹银杯，仿粟特作品。（有没有想到前面的吐蕃带把杯，不过杯体变成了花瓣形。）

“在器形方面，唐代金银器中的外来影响也相当明显，主要是受波斯萨珊、中亚粟特及罗马拜占庭等地文化的影响。”谭前学说，粟特是中国古书中记载的西域古国之一，位于东西方交通枢纽的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粟特人经商足迹遍及欧亚内陆，在充当国际贸易转运者的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唐朝与粟特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唐朝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许多都是通过粟特人进行的。粟特人不但善于经商，其金银器的使用和制作都极为发达，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也最大。

谭前学研究发现，唐代金银器中有为数不少的各种带把杯，而在中国传统器形中并没有带把杯，其造型当源自粟特地区。出土的唐代带把杯，一部分系直接从粟特输入，另一部分是仿粟特器物制造的。西安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韩森寨出土的金银带把杯，把手呈圆环形，上部有宽宽的指垫，顶面刻胡人头像，把手的下部多带有指鋬，有些器体还呈八棱形，是典型的仿粟特器物。当然，唐人在模仿中时有创新。如有的带把杯取消了指垫和指鋬或把指垫变成叶状，杯体也由八棱折腹变为碗形、花瓣形。另外，唐代金银器也受到萨珊、拜占庭器物形制的影响。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对萨珊式金银器模仿和改造而成。

狩猎纹高足银杯 ，受拜占庭器物形制影响而制作。

唐代的外来金银器皿在中国的实用价值并不大，多是作为奇珍异物收藏赏玩。那些仿粟特的带把杯、仿拜占庭的高足杯和仿萨珊的长杯虽然出现一时，却并没有广泛流行。但是通过模仿，工匠掌握了西方金银器制作的主要工艺，使得唐代金银器的总体风格为之一变，一些不见于中国传统的新器物也纷纷出现。唐代金银器中的输入品、仿制品和创新品的演变过程，正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扬弃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唐代金银器上的纹饰也反映出外来文化的影响，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中的摩羯纹金杯就有着浓郁的外来文化色彩。”谭前学说，摩羯是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神异动物，被尊奉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摩羯纹就出现在古代印度的雕塑、绘画艺术当中，在佛教寺院建筑的塔门中更是常见。摩羯纹随佛教的东进而传入中国，最早见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至佛教盛行的唐代更为普遍，被广泛地用于金银器的装饰。这时的摩羯纹比起古代印度的摩羯纹来，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有的是单独一条摩羯鱼，有的为摩羯追鱼，有的是摩羯戏珠。这件金杯是以摩羯戏珠为主题纹饰，与中国双龙戏珠有同工异曲之妙，显然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摩羯戏珠纹金杯，摩羯虽为外来图像，但戏珠的主题显然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

鎏金双鸾纹银盒 ，装饰方法受萨珊徽章式纹样影响。

“唐代金银器的纹饰有萨珊和粟特艺术的立鸟纹、翼兽纹、联珠纹，还有在中国传统云气纹样的基础上糅合了外来纹样的特质而形成的缠枝鸟兽纹。”谭前学认为，唐代金银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并由此形成耳目一新的独特风格，一方面反映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外来文化影响的真实活力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并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和现实时，外来事物的影响就越发加大，艺术观赏情趣也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金银器中的仿制品和创新品是否被人们接受或能否流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外来文化所持有的宽容心态以及外来文化启迪、引发人们放弃对许多传统的恪守，逐渐改变了自己某些固有的观念和生活，创造出了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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