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知历史的人对“烽火戏诸侯”的故事都不会陌生。这个故事中塑造了一位不苟言笑的美人褒姒和一位荒淫无道的昏君周幽王，情节跌宕曲折，引人入胜，故而历久弥新。

然而这个故事真的发生过吗？不急着下结论，先来分析分析。

“烽火戏诸侯”的广为传播基本得益于《史记》的影响力。《史记·周本纪》关于此事的记载如下：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这个故事分两部分，前部分是为爱痴狂的爱情故事，后半部分则是类似“狼来了”的教人诚信的故事。但褒姒真有那么神秘，周幽王真有那么蠢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首先我们来看“烽火”。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烽火”这种报警系统在先秦就已经存在，更别提西周时期了。将“烽火”作为传递讯息、传递紧急军情的手段，最早当在战国。大家都了解烽火的可视度，并不能被较远地区的人看见，应该只是应用于相邻城市之间的示警。烽火台广泛应用于国防建设应该始于秦汉时期。

退一步讲，即便西周时就已有了烽火台，但也应该是类似战国时期的那种原始形式，要想靠烽火台把镐京的军情传达到各诸侯国，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从镐京到鲁国都城曲阜，路程超过千里，若按唐朝的标准，每隔三十里设一座烽火台，那得设多少座！就算是较近的郑国，也在两百里开外，这个距离想要传递警报，也绝非易事。

再退一步讲，就算各诸侯国都接到了镐京传来的警报，但是他们要出兵勤王，必先征发士兵，准备粮草和装备，再加上古代交通极为不便利，从镐京放出烽火到诸侯之军赶到，至少耗费数月，多者经年。褒姒那样笑点极高的人，能等好几个月就为看诸侯的笑话吗？再说了，诸侯大军来到，又有什么可笑的呢？就算诸侯大军都能赶到镐京，但由于距离远近不一，必是陆续抵达，一个接一个，司马迁如何能说是“悉至”呢？今天来一队人马，明天来一队人马，断断续续，换我是幽王和褒姒，早不耐烦了，笑什么笑！

有人认为“烽火戏诸侯”之“诸侯”指的是京畿之内各邑宰和大夫，可是在先秦史籍之中，“诸侯”向来是指由周天子册封的京畿以外的统治者，卿大夫阶层从未被称为诸侯。

至此，我基本可以肯定，《史记》所记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属于杜撰。另据清华战国简记载，是周幽王先攻申，申联合缯和犬戎反击，最终攻破镐京。西周之灭亡过程与《史记》记载也出入较大，这里不作详述。

如果说司马迁杜撰，那他就不算史学家了，是小说家了啊。也别急着下结论，司马迁著史固然有不严谨处，但他也不会凭空杜撰的。《史记》中此段记载，据考证，当脱源于《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慎行论》有载曰：

“周宅丰、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尝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人喧马嘶，褒姒视之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兵数至而无寇。至其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骊山之下，为天下笑。”

据考证，《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39年，远远早于司马迁。司马迁著《史记》参考《吕氏春秋》是完全有可能的。

《吕氏春秋》记载的故事展示了一位不计后果的统治者如何戏弄其臣子，教导人们要“慎行”，而司马迁却借题发挥，改编此故事，利用它来显示邪恶、心怀鬼胎的褒姒是如何引起西周灭亡的。鉴于《史记》对后世历史著述有巨大的影响，故而“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成为主流。

司马迁为什么要丑化褒姒呢？难道他跟褒姒有仇吗？李峰《西周的灭亡》对此解释说：

“褒姒故事的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妖女祸国’这个古老的信仰。虽然邪恶的男人更容易毁掉一个王朝，但当一个女人卷入王朝的纷乱中去时，即便她在整起事件中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她的角色依旧会被夸大其词，并在在历史上可能会被妖魔化……对女性的这种成见在由男人统治的世界中并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这主要是男人反对女人干政这一传统偏见所致。在《尚书·牧誓》中，武王誓师时引述了一个古代谚语：‘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在《诗经·瞻仰》中诗人断言：‘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值得注意的是，邪恶的女人妲己将商朝引向灭亡的神秘故事与褒姒故事的发展轨迹简直如出一辙。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或许只有把褒姒妖魔化，西周王朝的声望与其耻辱的结局之间的矛盾才可以得到适当的调和。找到了西周灭亡的替罪羊，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就能够求得一种心理平衡，从而他们也就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

也有观点认为褒姒与其子伯服的出现，导致周幽王废长立幼，直接违背了西周初年周公旦亲自立下的宗法制。宗法制可说是西周的根基，宗法制被褒姒破坏，后世史家如何能饶过褒姒！《诗经·小雅·正月》直呼：“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总而言之，褒姒悲催地成了背锅侠。在所有观点都将西周灭亡的黑锅强加到褒姒身上后，褒姒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她的恶行也越来越多。

《国语·郑语》中，史伯（伯阳父）对郑桓公分析西周末年形势时说：

“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为乎？

“《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鼋，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句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用处，其为毒也大矣，将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杀也滋速。”

这段记述将褒姒描绘成一个妖女，而且说得神乎其神。然而在这段话之后，史伯又说：

“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

这就太神了！史伯居然准确地预料到了将来发生的事，料定申国必反，而且联合缯国和犬戎他也预料出来了。很显然，是马后炮！

司马迁据此又改编了一下褒姒的身世，更像一个神话故事。《史记·周本纪》曰：

“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譟之。漦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饹于褒。褒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先不论故事真假，先算算褒姒的年龄。“厉王之末”指周厉王在位末年，最迟在公元前842年，这年内庭童妾遭遇龙漦。就算此童妾此时刚出生，到其及笄（十五岁），最迟也在公元前827年了，此年周宣王刚即位。童妾及笄，在公元前827年产下一女，因害怕而抛弃，被卖檿弧箕服的夫妻捡去，年份似乎是对上了。然后到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此弃婴已年近五十了，她还能迷惑周幽王吗？褒国将一个年近五十的老女人送给周幽王？那不是找死吗！

再者，褒姒是褒国为了抵罪而献给周幽王的。褒是国名，姒是姓，据此称呼，褒姒出身必定高贵，不是褒国公主，就是褒国公室之女。褒国将褒姒献给周幽王，以示臣服，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如果褒姒只是个来历不明的女子，褒国怎敢将其进献给周幽王。要知道西周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视宗法名分的时代，贵族与平民的界限是绝不能被跨越的，更别说平民女子嫁给周天子了。

至此，不仅“烽火戏诸侯”系杜撰，连褒姒的身世也是虚构的。或许褒姒向周幽王进过谗言，诱使周幽王废后废太子，可要是把西周灭亡的黑锅推到她身上，就真是千古奇冤了！

对褒姒身世以及“烽火戏诸侯”的质疑历来有之，唐代柳宗元就认为西周灭亡的根本在于幽王采纳了错误的政策，跟褒姒没有多大关系。明代李贽也对《史记》中关于褒姒的记载多加嘲讽。清代学者焦循作《褒姒辩》，详细分析各种关于褒姒的记载，推翻杜撰妄言。我之此文，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一个整理论述。

总而言之，“烽火戏诸侯”这是一个好故事，但绝不是真实故事。西周之灭亡，褒姒不是罪魁祸首，任何王朝的覆灭，也不是一个女人所导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史籍都是人写的，再公正的人也难免在文字中加进个人主观色彩，其文字也难免带有时代特色。那么读史人就因此迷茫了吗？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一切观点一切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源头和过程，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探佚求索、抽丝剥茧，是可以最大程度地体知真相的。而在这求索的过程中，也能了解到各种史籍所代表的那个朝代和那位史家的故事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