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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濂，号楚三，1953年出生于上海。1971年师从孙中山先生秘书、“同盟会”会员田桓学书法，1972年师从著名书法篆刻家钱君匋。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及早确定风格取向 在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品经济社会中，成本审核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刻了三十多年的印章以后，我对自己投入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作一番梳理，应该并不奇怪，也许对后来做此行的还能有所借鉴。 在我这么多年来所学的篆刻传统经典中，圆朱文于我是最没有用的。如果说我现在的篆刻有点成绩，则与圆朱文的学习基本没有关系；如果说我现在依然刻得很臭，并且左道旁门，那么学习圆朱文的经历显然没有给我以帮助和纠正。如果要计算成本的话，学习圆朱文即便不算“沉没成本”，也属于我失败的投入。 以我目前的创作理念来衡量，圆朱文线条的精雕细琢，正是我要极力避免的；圆朱文文字的平和匀整，正是我要极力改变的；圆朱文章法的四平八稳，正是我要极力打破的。如此，则当年我在圆朱文上投入得越多，今天的阻力也就越大。 年轻时总相信学习是多多益善的，现在明白不尽然。有得有失、有收有放，才是自然之大道。虽然我们当时很难明白什么是得什么是失，何时该收何时该放，但这个“道”却肯定是存在的。也许，需要你多少年以后才明白，正是它的宗旨幽玄所在。而多少年以后依然不明白，就是我们冥顽不灵了。 必须郑重说明的是，道理也许有点宏观，举例却是极个体的现象，是相对于笔者个人所言的，既与圆朱文印的审美价值无关，也与其他曾经学过圆朱文的作者无关——学习圆朱文很可能、很可以是他们最成功的投入。
及早进入艺术状态 齐白石是连接古代篆刻和当代篆刻的枢纽。这枢纽的关键则是齐白石高喊并且身体力行的“痛快”二字。 如果以齐白石为标准，则之前的篆刻家可以说没有谁称得上痛快。浙派的小刀碎切当然不好算痛快。皖派的邓石如沉着圆厚了，吴熙载婉转流畅了，跟痛快总是有距离。吴昌硕雄浑高古，并且是齐白石学习的榜样，但“做”线条终使他与痛快无缘。黄牧甫是有点痛快的，但他印风严谨，难以恣肆，就痛快得不够痛快。 以齐白石为榜样，当代篆刻家或意识明确，或意识并不明确，但当他们得到社会承认时，我们发现，他们的印风大多洋溢着痛快！酣畅的线条、猛利的用刀、夸张的文字构型、强烈的对比效果，组成了痛快的基本内容。 应该不是偶然，应该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应该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当我们环顾左右，领略书法、绘画（中画和西画）、建筑、音乐、诗歌、摄影等等，当我们体会它们的现代形态时，我们难道感觉不出它们搏动着相似的酣畅、猛利、夸张和强烈吗? 当我们要了解一位篆刻家是否进入“当代”的创作状态，也许我们可以问：“你痛快了吗?”
奇者愈奇，破者愈破 “印宗秦汉”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正如一部《红楼梦》，“经学家读出了《易》，理学家读出了淫，革命家读出了反满”（鲁迅语）一样，不同时代的篆刻作者，因各自审美理想的不同，是可能“宗”出不同结果来的。 “印宗秦汉”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明朝人学得肤浅，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仅仅将文字作汉印式的安排匀整罢了。清朝人学得深入，不仅仅从章法，而且从字法到线条，都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清朝人的进步在于不被动地学习，而是对秦汉印有自己的闸释，在创作中作主动的改造。而改造的宗旨大体上是变跌宕为安稳。秦汉印不时存在的敧侧、参差、大小、粗细等等不平衡的因素，在清朝篆刻家的处理下，大多得到了理性的矫正。民国篆刻家曹随萧规，眼光没有大的改变。我们读到许多他们拟将军印的作品，原存在于将军印中的一些粗莽、雄悍、率意、恣肆的成分，大多被他们改造得安详平稳了。他们认为这才是美，才是汉印的真谛。 当代篆刻家依然祭着“印宗秦汉”的旗帜，然而旗帜下面的内容已经改变了，因着当代篆刻家审美理念的不同、创作需要的不同而改变了。一是“宗”的对象改变了。明清人所学的秦汉印以整饬端庄为主，以官印为多。当代作者所倾心的则多在私印、将军印、半通印、殉葬印、烙马印等等，意在粗犷、狞厉、真率、诡谲，越奇肆、越荒诞的，越被当代作者认为有生命力。二是“宗”的范围扩大了。今天“印宗秦汉”的范围，决不限于玺印，举凡陶片、砖瓦、碗底、墓石……只要有文字甚至只要有纹饰，一切古器物都可能成为当代作者的入印资源。三是诠释、解读的方向与前人相背。如果说，明清人刻意将秦汉印扶正的话，则当代作者决心要将秦汉印打歪，使奇者愈奇、破者愈破。于是我们看到，在“印宗秦汉”的旗帜下，前人和我们从同一点出发却往相反的方向走去。前人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无法再往前走。我们则未有穷期。也许在秦汉的旗帜下，本没有规定东南西北的走向，以旗竿的高度作为半径，那终点或就是我们驰骋的大限？
徐正濂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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