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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中医脉学体系 韦 刃
一、 脉诊的起源及中医重脉的传统： 中医先有砭和针，以诊治臃肿疮毒，继而有脉。 《内经》说“上古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僦贷季是歧伯的老师，可见中医的脉学之源远流长。 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有《十一脉灸经》；有脉，有灸，无经，无气穴、无针，而且尚未对偶(即无阴阳)、尚未环通。 《灵枢》经是一个飞跃，这个飞跃，一是由于脉外经(环)、气的发现，二是由于道(气)一元论哲学思想的输入。这不仅使脉学趋于系统化，也使针疗临床趋于系统化。因而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发明和新的观念。如： 经络环的形成、三部九候时空框架的建立、毫针的发明《灵柩·九针十二原》，统一了九针之道(医理)“三部候为之原。九针之道不必存也”《素问·八正神明论》。 依靠脉诊辨证指导针灸临床治疗“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灵柩·九针十二原》，这是当时针灸治疗的主流。《难经·七十八难》之“左手道”，“即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信其右。”《素问·调经论》之“必谨察必候，针道备矣“。凡此种种，都是对《灵柩》经精华的继承。 脉诊是上工临床策略施行的前提：“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不诊脉，只能叫病症(疾病的现象)牵着鼻子走，或者依据主观随意的判断进行临床治疗。 可以说，传统中医从经验医学上升到古代的系统医学。《灵柩》是个模版。 东汉张仲景欲将这一成果延扩到药疗。《伤寒论》诊虚实表里。必“平脉证”。但是，张仲景没有解决疾病的标本和脉证之间的关系，因而仍不得不在疾病的表面现象――“症”上绕圈子，这就误导了后代医家。唐宋至今的医家，继承下来的，仍是辨证论治（凭症辨证诊治）这一浅表层次。 明代徐春甫也认为“惟欲证明阴阳气血表里虚实，除脉之外绝无别法。脉为医之关键；医不察脉则无以别证，证不别则无可以措治。”（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八十五·脉法） 《景岳全书》也认为，临床诊疗“轻者人证。十之一二；重者从脉，十之八九”，并且认为脉无假脉。 就是鄙簿脉诊撰著《濒湖脉学》的李时珍，也提到“世之医病两家，咸以脉诊为首务”，可见传统中医重视脉诊之传统的深远和根深蒂固。 二、 脉诊衰落的原委 1. 针－药治疗重心的转移： 《内经》时代以针灸治疗为主，全书所列方剂只13方，其中一方还有名无方其实只有12方。《内经》虽然也罗列过二百多个病症，但大都有症无方。后人不知《内经》针灸治疗平脉进行整体辨证。临床施治根本无需考虑局部病症，这与后世医家凭症辨证论治根本不同。而后世医家却认为这是《内经》的一大缺憾，并欲加以弥补。如金元医家刘完素著《宣明方论》，就汇集《素问》所述六十一个病症，分别予以对症处方。在整个中医的发展史上，对症处方虽然不出自刘完素，但是给《内经》对症对方，他却是第一个，而且他也给《伤寒论》对症对方。如，用地榆四两、甘草三两、缩砂仁七枚治疗阴结便血。 药物治疗与针灸治疗对人体的作用，从给药到发挥疗效的途径有很大不同；针灸直接作用于局部，而起到整体调节作用，而药物则作用于整体而波及于局部，这需要对整体的病理病机有更深的了解。这就需要对《内经》的辨证治疗体系作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以使方药临床与整体状态的证对应起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他以“平脉辨证”的途径，对整体状态的虚实表里进行了成功的辨证治疗。如果后人沿着仲景的疾病一元论的路子走下去，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最终将标本的辨证论治统一起来。令人遗憾的是，后人只将浮面的东西――方证对应（即所谓证论治）――继承了下来，其中更有价值的东西，如“平脉辨证”和“阴阳会通”却给遗弃了。从唐宋金元以致于今，一直走着（凭症）证论治这条路。 2. 证（病理）重心的转移： 对疾病本质的认识，由整体到局部的滑坡，远在后汉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迹象，如后汉时期的《中藏经》就已经由《灵枢》经的营卫运行（能量环流）状态的证，转向了脏腑辨证。张仲景的《伤寒论》已经表现出对凭证辨证的极大关注，全书有三分之二的条目凭证论治，而未涉及脉诊。以后，从孙思邈和金元医家一直到现在，脏腑辨证已经成为主流。这其中，王冰将七篇大论塞进《内经》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使局部的脏腑辨证“经典化”“合理化”了，发挥了其势不可逆的“方向盘”的作用。自此医风逆转，后世医家在诊辨具体的病理机制时，已很少谈到整体的气机（即营卫运行）了。脏腑辨证等一切局部辨证方法，即便以脉诊为辅佐，也顶多能起到纠正气化之偏的作用，就连这一作用也常常因为在病理条件下，气化（水火寒热）状态分布的不均匀而被削弱，在粗心的辨诊者以偏慨全的情况下，还会起到相反（即以寒凉寒、以热温热）的作用。 伴随基本理论（生理和病理）的离散，必然会发生整个医疗体系的离散。事实上在后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发生了，《素问》一书很少涉及具体的临床实践，理论与临床实践开始脱节；《难经》一书主要以脉诊和经络为主，只涉及针灸治疗；而《伤寒论》则以药疗为主，针灸与药疗体系开始分家。 以脉为线索，对系统理论的离散过程就会看得更清楚。《灵枢》经的整体辨证，完全依靠脉诊；《伤寒论》对整体的虚实表里辨证，仍主要依靠脉诊；金元医家朱丹溪著《脉因症治》，虽已参杂病因症辨证，但仍列脉诊为首要；而明代医家秦景明撰《症因脉治》（清代秦皇士补辑），脉诊已位居次要；而陈士铎的《辨证录》，干脆认为无脉也可以辨证。他解释说：“辨症不辨脉者，以症之易识也苟能知症，何必辨脉哉！”陈士铎的这番心里话，代表了系统理论离散以后历代中医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离开系统理论的统系，“脉诊已经无法说清楚了。干脆还是辨症施治、对症下药来得容易”。传统中医流传至今的一些辨证方法都是针对人体大小局部状态的，根本不具有整体辨证的功能。至于最为中医重视的八纲辨证，因阴阳概念模糊、虚实已经局限化、系统框架有表里无上下，因而很难发挥整体辨证的功能。 在脉诊临床价值的由盛转衰的演变过程，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脉诊与症、证是什么关系？（二）药疗临床辨证能否与针疗临床一样完全依靠脉诊？（三）外感、内伤、伤寒、温病以及各种虚损杂证，能否以统一的方法进行辨证？ 其实这三个问题都牵扯到一个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疾病的认识（即辨证）应当从局部状态（症、“证”）着眼呢，还是应当从整体状态（即本质――证）着眼？也就是在机体中存不存在孤立的部分；局部状态与整体状态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以及应当如何把握整体的状态？这个问题在整个中医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就使得中医的整体观犹如一只飞鸟，看得见，却捉不住。这正是进入现代的中医常常感到进退失据的症结所在。
三、Ｓ中医的脉学体系 Ｓ中医将古典中医关于人体系统稳态（“阴平阳秘”的“权衡”态）控制这部分精华抽出来，作为它的理论基础。这就使Ｓ中医对人体生命过程（生理的即身的）和疾病过程的认识直接提升到整体的层次，而且是整体控制的最深的、也是最关键的层次。稳态，就是使机体能量过程趋于有序的信息控制过程。机体的稳态是系统整体不可分割的状态，一切局部器官的功能过程皆为这一状态所决定。 人体微观脉系统与宏观整体具有同构和同步Ｓ的性质，遵循同样的系统能量过程的稳态控制规律。 人体脉系统能量过程稳态控制规律如下： 1.整体不可分割性：脉系统是能量有序运行的环流。脉系统的三层六部十八个攻位，密不可分地构成为能量运行连续整体的时空框架。其中任何一个区位的动态量值，都是系统整体序参量的状态函数。 2.恒动性（系统内外、系统整体不均匀，又相连续，又有一意念恒动源，分化繁杂，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随机功能）：人体是一个半开放的动稳（自他）双控系统。这五方面决定了，它要受到外部环境的相关动因的影响（即调节控制），并与整体宇宙同步Ｓ；另一方面还要受到系统内部身心控制过程的调节控制。系统的恒动性是由于系统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结构及分布的不均匀和不稳定状态决定的，一切物性之常，总是趋向于稳定状态。机体固态结构（载能物质）恒常的不平衡状态，使机体连续状态的气液总是趋向平衡的运动，因而造成了机体的恒动性。机体的这种趋稳性，其实是与物理能量的趋低性等价的。这说明，生命的高度进化（分化）物物质运动形式与无机的能量趋低原理在生命过程中是并存互补的。 3. 趋稳（序）性（能量最低原理） 生命系统能量过程的趋稳性，虽然与一般物理的能量趋低过程等价，在本质上完全可以还原为能量最低原理；但是，在生命过程，譬如在人体生命过程中的趋稳功能，由于物质和生命的进化，毕竟已经获得了比一般的溶质溶液和电解槽等更高一级的表现形式，它具有了可以导序气液的经络(筋膜)通路，以及不断生化溶质的生命细胞和排泄多余物质的器官(肺、肾)。 正式由于系统理论清晰化，和以扶正整体功能态为唯一目的，以脉诊为唯一依据的辨证治疗体系的建立，使原来繁琐的临床操作被大大简化了。目前，它已将临床常用药物由通常的300多味减少到不到20味，针灸部位也与此相当。对于未涉虚损和药伤的病例，可于数分钟内治愈，效如桴鼓，覆杯而愈的案例屡见不鲜。脉诊对随机临床诊疗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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