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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学海堂初建于哪一年？宋巧燕没有给出确切的结论，然而学海堂建成的时代却有多处确切的记载，容肇祖在《学海堂考》中说：“道光元年（公元1821）春，始倡学海堂课，于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词，示诸生以取舍之途，如诂经精舍例。……四年（公元1824）九月，复建学海堂于粤秀山半，十一月，堂成。”即此可知，学海堂开建于道光四年9月，而在此之后的两个月，学海堂就建成了。在这半山之上建一个楼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那个时代把建筑材料从山下运上来，恐怕也不件容易的事，然而在两个月内就能盖起这么一座宏伟的建筑，我对这种说法颇表怀疑，但容肇祖先生给出了这个说法，料想他必有所据，只是我未能查到他的所据出自何典。
阮元建起了实体的学海堂，他的目的大概有三个，一是办学，二是为了办学所进行的藏书，三则是刻书。我们先说办学。中国历代书院建成之后，基本上都是山长负责制，山长应当相当于后世的院长或者校长。由山长负责书院的全面工作，而后他聘请相应的学者和教师来教授招来的生徒，然而阮元在建成学海堂之后，却改变了社会上这种固定的做法：学海堂不设山长，而仅设学长，然而学长却不是一位，而是八位。阮元为什么这么做？按他自己的解释则是：“学长责任与山长无异，惟此课既劝通经，兼该众体，非可独理。而山长不能多设，且课举业者，各书院已大备，士子皆知讲习。此堂专勉实学，必须八学长各用所长，协力启导，庶望人才日起。永不设立山长，与各书院事体不同也。”
在这里阮元说，学长其实跟山长的责任没有区别，也同样是教学生们上课，然而一个书院仅能有一位山长，那么他所教授的思想也变成了仅有此一种，所以他实行了八学长共同管理的方式，这样让学生们在选择导师方面变的自由了很多。阮元认为自己的这个方式是一大发明，所以他明确地说，学海堂自此之后永不设立山长。阮元的这个说法记载于《学海堂志》中。对于阮元的这个发明，宋巧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阮元在学海堂设立八学长管理制度，是对书院制度的成功改革，是中国书院制度史上的一项创举。”宋巧燕认为，设立八位学长来共同管理学海堂事务，能够充分地让学生们学到不同的知识，并且这种做法还有另外的一个好处，那就是按照学海堂的制度规定，八位学长如果其中名额有缺，则需补足八位之数，但补上来的人必须由另外七位学长共同推举，这种做法“杜绝了地方官吏委派不学无术之辈滥竽充数的现象，保证了学海堂之师资力量”。
但也有人对这种制度的设立认为有其自身的弊端，李绪柏在《陈澧》一书中说：“原来的学海堂虽然设有八位学长，但只有轮流负责每年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的考试，出题阅卷，并无专人讲学授业，师生关系比较疏远，这确实是学海堂在制度方面最大、最明显的缺陷。”李先生认为，八位学长制正是学海堂的缺陷。但究竟是优点还是缺陷？我当然给不出一个结论性的判断，而学海堂却坚持按照阮元的办学理念，并以这种方式进行了下来。道光六年6月14日，阮元制定出《学海堂章程》。这个章程总计列有八条，其中第一条即是：“管理学海堂：本部堂酌派出学长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八人同司课事。其有出仕等事，再由七人公举补额。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章程中竟然列出了八位学长的姓名，同时规定学长缺额时，必须由另七位共同推举，也明确地写明了学海堂不设山长，并且禁止任何人的推荐。
学海堂的这种八位学长制，果真有一定的功效，而后培养出多位著名的学人，如果以名气论，似乎是以梁启超为名气最大者。梁启超在学海堂学习的时间，前后有四年。光绪十二年时，梁启超14岁，这一年他拜陈梅坪为师，而陈曾经任过学海堂的学长。这位陈梅坪曾是陈澧的弟子，如此算来，梁启超则是陈澧的再传弟子。第二年，梁启超就来到了学海堂。这里的学习氛围及教学课程让梁启超大开眼界，梁本身人很聪明，再加上他的勤奋，所以他在学海堂的四季考试中，每一季都是第一，这在学海堂的历史上也仅有两位这样的好学生，一是文廷式，另一个就是梁启超了。
但是，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让梁启超对学海堂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就是他遇到了康有为。光绪十六年时，梁启超进京考试，他未曾考中就回到了广州，接着在学海堂里学习。就在当年的8月，学海堂的学生陈千秋带着梁启超去拜见康有为。梁第一次见到康就大感震惊，他在《三十自述》中这样描绘见到康有为时的情形：“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师（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乃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梁启超的这段话写的很形象，他见到康有为的第一面，就被康有为所说的话给震慑住了，他有着当头一棒的感觉。梁启超用了一大堆的形容词来排比他那一瞬间的感受，为此，他竟然一晚上没有睡着觉，第二天就去向康有为请教学习的方向，而康有为让他先去学陆王心学。自此之后，梁启超就退出了学海堂，成为了康有为最著名的弟子。梁启超甚至说，他平生懂得“学问”二字，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这样的结果让偏好古文经学的人，包括我在内，当然都觉得不爽。因为梁启超转投康有为，则意味着他从古文经学阵营转投到了今文经学阵营里去了。
而后梁启超和陈千秋就在万木草堂跟康有为学习，然而，康的那种不顾事实的六经注我讲法，让有着古文经学功底的梁和陈，其实不是很适应。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地讲出他二人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感受：“二人者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再后来，梁启超又渐渐地开始赞赏乾嘉朴学，认为朴学才是清学的正统派。即此可见，他在学海堂所学得的正统教学方式，即使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在思想上所转变，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到正统上来。
书院建成了，当然要有藏书以供学子们使用，林柏侗的《学海堂志》提到了本院藏书的来源：“藏书各种，有仪征公所授者，有大吏所颁者，有同人所贻者，有学长所购者。藏弆有籍，出入有规，以待堂中之士善读而有得焉，洵快事也。”看来，学海堂藏书所得渠道颇为多样，其中有一部分是阮元所赠送者，另外还有阮元的同僚等大官们所颁发之书。学海堂所聘的八位学长以及学生们也捐赠了一批书给本院，而所缺的部分则由那八位学长从别处购买而得。即此可见，学海堂的藏书规模确实不小，即使在阮元之后，学海堂仍有藏书购入，《学海堂志》中说：“同治五年（1866），郭中丞（郭嵩焘）入都留赠百金，学长固让，不获命，乃购《通志堂经解》藏于山房，与好学之士共读之，异时增贮群书，此为嚆矢矣。”地方大吏郭嵩焘赠送了一笔钱给学海堂，结果那几位学长却坚决不收，但是郭首长给钱的态度很坚决，没办法，于是学长们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大套《通志堂经解》。由此可见，学海堂在历年的发展中得到了不少的藏书。为了能够将这些藏书得以完好的保存和使用，当时还规定了藏书条规，这个条规对考察书院藏书的管理颇为有价值，我将其抄录如下：
一、堂中藏书册二本，其一流交，其一存堂，如续有所藏，随时著录。
二、藏书凡若干箱，常日封锁，其钥匙随课流交，管课学长随时省视。
三、藏书每本首尾两页，俱盖用“学海堂藏书”图记。
四、设借书册九本，其一存堂，八学长各分贮一本。
五、学长如借读藏书，先在分贮之借书册自注某时借读某书，凡若干本，约以某时交回，分送现管课两学长，各照钞入分贮册内，仍于存堂之借书册照式注明，然后借出。遇公集之日，当众说之。后来交回，亦由现管课者核明书无缺少污损，方可收入于各册注销。倘届期未交，现管课者须问明何故，即详记于存堂之册，俾得周知。
六、借书如有遗失，系借者自行购补，如有点污损失，自行洗刷修好，方可交会。每逢公集，核实妥藏，庶可经久。
这个规定可谓足够严格，一是每种书各藏两部，一部用来使用，而另一部作为所藏，而这里所藏之书在大多数时间都被锁了起来。同时，即使是学长来借书，也要做详细登记并且及时归还；如果书不慎丢失，则需要由借书人自己再买一部，以此来补偿；破损之后，还要自行修补；在一定的时间内，还会对全部藏书进行核对。这样的藏书管理制度，似乎少见其他书院也会制定到这么严格者。
学海堂在后世的名称，更多的是因为刊刻了《皇清经解》，这部大书对后世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该书最初的构思并不叫这个名称，当年江藩写出了著名的《汉学师承记》，阮元给此书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里，阮元提到了编辑此书的构思：“元尝思国朝诸儒说经之书甚多，以及文集说部皆有可采。窃欲析缕分条，加以剪裁，引系于群经各章之下。……如此勒成一书，名曰《大清经解》。”由这段话可知，阮元想编一部《大清经解》，但在编辑方式上，他打算采用《经籍纂诂》的体例，也就是按照经的内容进行相关的分类，而后刊刻成的书名叫《皇清经解》，在编辑体例上，并没有按照内容将清代经学家的著作分别附在每经之后，而是直接按照实际作者的单篇文章逐一刊刻，可见，阮元当初的设想与最终刊刻成书的结果，有较大的转变。
编辑此书时，阮元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请到在这方面擅长之人，比如江藩、顾千里，然而此时二人都已离开广州，于是阮元就请到了严杰。这位严杰是杭州人，当年阮元在杭州编《经籍纂诂》和《十三经注疏》时，严杰就曾参与此事。更为重要者，严杰严格遵奉古文经学的观念，在选择上不取宋儒义理之说，这让阮元对其颇为喜爱，有一度严杰还成为了阮元的家庭教师。因此，阮元把严杰请到了广州，由严来主编《皇清经解》。
道光六年，当《皇清经解》经过了一年的刊刻，已经达到上千卷时，阮元被调往他地任云桂总督。阮元在离开之时，仍然把刻书之事安排好。道光九年9月，《皇清经解》刊刻完毕，这部大书有1400卷之多。刊刻发行之后，广受各地学者所赞誉，李元度评价该书说：“尝论读书难，其在今日转易，何者？经学至国朝诸儒，实能洞辟奥窔，尽发前人之覆，今既有《皇清经解》一书以汇众说，又得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类聚条分，以辨读书之门径，学者即二书求之，思过半！”这部书发行之后，有很多学人就是因为读到此书，才真正明白了学问的门径，李慈铭就承认该书对自己有着很大的影响：“迨得读《学海堂经解》，始知经义中有宏深美奥，探索不穷如此者，遂稍稍读甲部书，自汉及明，粗得厓略，而年亦既二十四五矣。”甚至这部书都影响到了海外，温兆海所著《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研究》一书有这样的论述：“李尚迪利用来京的机会，购买了珍贵的朴学著述。这些书籍的传送为金正喜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尤其是1831年李尚迪把清代重要的朴学典籍 《皇清经解》带回朝鲜，极大地促进了朝鲜经学的发展。”
《皇清经解》刊刻完毕之后，版片就存于学海堂旁。学海堂对这些经版极其看重，专门制定了藏版章程，这个章程总计九条，其中一条是同意个人及其书坊来此刷印：“书坊有愿刷印者，先具领到堂交纳板租，然后定期开工，其板片甚多，不能搬远，该匠人等每早到文澜阁下刷印，薄暮散归，不作夜工，以昭慎重。”学海堂的管理以严格著称，然而在刷版问题上却网开一面，即此可见，为了书籍的传播，学海堂在制度方面也有所变通。
虽然学海堂对这套大书版极其看重，做了各种细致规定，但之后还是因为战争而受到了损失，陈澧续纂的《学海堂志》中有如下记载：“咸丰七年，夷寇据粤秀山。学长等以山堂多藏书板，募有能取出者厚赏之。有通事某甲取出，然缺失者大半矣。乃以舟载至城西之泌冲，庋于邹氏祠堂。劳制府闻之，捐银七百两补刻《皇清经解》，诸官绅亦捐资助成之，共银七千两。未及两年而工毕。时文澜阁已圮，庋板于惠济仓。”英法联军占领粤秀山之后，学海堂的师生们当然都已逃散了，但他们仍然惦记着这套书版，于是就采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做法，出钱让那些人把那些书版偷偷地从山上取了回来。回来一清点，书版损失了过半，但即使如此，学海堂的师生们还是把这些书版用船运到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祠堂内。等战争平定之后，当地的父母官劳崇光捐银七百两，在他的带领下，其他的官员和妇人们也纷纷捐款，总共凑齐了七千两白银，用了两年的时间，把《皇清经解》损失的经版补齐了。
而今在市面上偶然还能看到整部的《皇清经解》，这部大书有360册之多，然而整部者基本上都有劳崇光的补版，而未曾补版的原版刷印本则极其稀见，三十年来，我仅在市面上见到过一部原刊未补版本，当然，我想把它拿到手，于是与群雄逐鹿，最终鹿死我手，得到了这部期盼已久的原刊本，这也算我对阮元开广东文化之风的敬意吧。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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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泮溪别馆 > 《古诗词荟萃（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