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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按：司马光此处写的是“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将主要的对象写作是商鞅。司马光一开始就将商鞅和秦人当作对立面来写了。同时，完全抹去了真正的秦国主人秦孝公在变法事情上的决定性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埋没了孝公的历史功绩。在这么重要的关键点的君主的功绩被抹杀，真不知道这位一向尊王重礼的司马光是怎么想的。同时，从逻辑上看，商鞅欲变法和秦人不悦其实还只是或然的关系，而不是必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商鞅只是跟孝公二人在屋里交流，这种想法没有传到外面去，那么“秦人不悦”的说法就不成立。而且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商鞅的变法问题已经在社会上被大肆宣扬炒作了。其实我们知道并不是如此的。我们看史迁这里的主要对象是孝公而非商鞅。真正的变法者其实是孝公变法，而非商鞅变法，真正的最终决策人是秦孝公，最后的政治责任和政治风险都是秦孝公承担的。孝公对变法心里没有底。这都是从孝公的主观世界角度写的。因为变法并没实行，孝公的担心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商鞅变法是孝公担心的前提条件，担心忧虑是商鞅变法的这个想法的结果。二者的逻辑关系是因果的关系。这里的逻辑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按：商鞅这八个字明显是接着孝公忧虑的话而来。所谓“恐天下议己”既是疑。所以商鞅首先说怀疑的心态做不好事情。商鞅的话与孝公的疑虑是结合的非常严谨的，无缝可钻。且夫按：递进一层了。这个虚词用的好。这是个联系词，表明前后的关系。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按：这两句话实际是解释孝公担心的背后的原因。虽然这仍是从人的主观角度来解释的，但是这个经验的总结却也是很符合我们日常的现象的，是有规律性的总结。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按：逻辑上前面是从孝公的角度讲， 是从智者的角度讲，而后者则是从愚者的角度讲的。智者和愚者都有了，正反都有，意思也就完整了。逻辑是严密的。关键在于“智者见于未萌”，智慧的人能够从点滴之中看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而不是来制造规律和趋势。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按：此时得出如此结论就是水到渠成的了。而司马光的则是上来就以这句话为开头，接“秦人不悦”一句。司马光将这句话的前提条件取消了，没有司马迁的显得逻辑严密，且语义顺畅自然。如果皇帝是读者，那么第一对老百姓的印象就是老百姓是愚民的印象。而且只是给皇帝读者结论，教学方法类似填鸭。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按：这时候孝公吃定心丸就顺理成章了。而不是让我们觉着商鞅在鼓动君主一意独裁。我们甚至说这是商鞅为了鉴定孝公意志的语言技巧。当然，这个结论在现象上也确实与那些成大功者相符合。是以按：表示结论性的语气。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按：商鞅在这里提出总的结论：变法，更礼。这是两项战略任务。我们传统上总是认为是商鞅变法，而几乎忽略了更礼这个问题。其实后面让父子别居之类的属于变更习俗，也就是传统上属于礼的部分。礼法都被变革，才足以说明商鞅进行的是整个社会的革命，而不单纯是统治法令的变更。由于对秦国的改造是将秦国的西戎的习俗改造为先进的周文化的习俗，所以，这个变革本身就说明商鞅是周文明——虽然是被那个时代的诸侯们大肆改动了周文明——的拥护者，这是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完全一致的。就文本透露的信息看，商鞅的变法过程也夹杂了大量的甚至是覆盖面更为广泛的儒家文化的弘扬推广。我们知道儒家文化，即使是孔子的原始儒家，其文化也是与日常生活伦理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商鞅是法家的大家，是法家在秦国的最重要的推动者的话，那么我们也得从新认定，商鞅也是儒家思想文化在秦国的最大的推动者。这样才完善。孝公曰：“善。”甘龙曰： “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按：首先打出圣人的旗号，拿大帽子压人。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按：甘龙的话也是在圣人和智者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也没有问题，而且标榜了自己的儒家正统牌子。而且甘龙的这句话之所以提出圣人，恰恰是上面商鞅提出圣人。两者的话可谓针尖对麦芒。语气急切，节奏紧凑，气氛紧张。而司马光的笔下都没有这些东西。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按：这是从史实上驳斥甘龙，古代的圣人并不是不变法的。甘龙不说话了，说明甘龙也认可这个观点。商鞅依然是顺着圣人的这个线索下来的。圣人如何是这次争论的关键。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按：这种求全责备的话简直就是说自己是无理取闹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按：这是重复甘龙的观点。也就是说反对变法派在理论上是贫乏的。只有圣人一条线索来驳斥变法派。其他的类似什么占卜啊，神啊，天命啊等等都没有。秦国的老贵族们也够没文化的，在高级文化的代表商鞅这里完全没有招架之功。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按：这是理论。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按：举出更为具体的例子，而且是正反例子都有。意思更为严密难以驳斥了。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按：这是正面的回应反对派。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按：简单学习了史记中这段廷议。我发现史迁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就是辩论中双方都是围绕圣人这个线索进行讨论和推进讨论的。这是司马光没有的。 第二，司马迁非常重视逻辑严密性。一个意思总是要从正反两面说足。这也反映了辩论的特殊性：需要逻辑严密。 第三，两司马比起来，史迁的论述更为合理，而司马光的则太为牵强。这是基本的感觉。正因为这样，变法的合理性在史迁这里更多，甚至是更充分。而司马光这里则不甚了了了。特别是由于非常简单的引述司马迁的这段材料，导致司马光后面的关于变法的法令方面的论述在前面找不到联系点。而司马光我们已经知道是非常重视文章的前后文的联系的。 第四，与《商君书》比起来，我发现，对于杜挚的驳斥，还是《商君书》写的好。商君书文如下：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其实用的是归谬的逻辑。后面则是举了众多的例子，而且这些例子举得很详细。在这个基础上才得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下的话来的。在语气上，更显得商鞅有气势，有力度。这是正面的反击。司马迁的论述圣人变法也没有《商君书》上的充分，而且取消了这个归谬法，让文气少了一层跌宕。总体看以《商君书》为最好，人物形象也最鲜活。司马光则最次。特别是在司马光这里“圣人变法”的意思完全没有了。其对变法的态度不问可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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