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明文博》2013年第1期，龚家政先生在《在句容踏寻“崇明”》一文论及“崇明岛先人来自何处”的问题，认为“崇明岛先民大多来自于海门和南通大部”。其申述理由有二：一曰“崇明人方言和海门、南通（约10个乡镇）人完全一样”，二曰“江北口语发音响亮，崇明人发音正和江北海门、南通人同是发音响亮浊音较多的一类”。 古代的海门和南通并不存在上述地区的土地。 古代的海门县初设于五代时的后周显德五年（958），县治在东洲镇（今吕四东南40里之黄海内）。海门濒江临海，是淮、扬重镇的一个门户。但古代全无抵御江海风潮的能力，土地和人民不断被汹涌澎湃的波涛吞噬，于是县治一再西迁。明正德九年（1514），土地坍塌殆尽。时海门隶属通州（州治在今南通），于是县官带着余民进入通州的余中场（今海门市四甲镇西北）。未及安定，大水接踵而至，只得又迁至金沙场（今南通市通州区政府所在地金沙镇），耗银17920两，大兴土木建设县城，希望长治久安。但康熙十一年（1672），无情的大水再次逼迫，海门官民仓皇西迁至3里外的永安镇，其时全县只剩了2200余人，于是朝廷决定裁县为乡，正式归并通州，直至最后再迁至兴仁镇。 但就在古海门县名实俱亡于江海波涛之时，一个新海门却由于长江主泓南倾大量泥沙的淤积开始浮出水面。康熙中期，亦即18、19世纪之交的时候，在崇明与通州之间渐次涨出了几十个沙洲，绵亘百里，诚如后来张謇所说，海门“坍地复涨，江海之交，新沙骈联相望”。于是大批外地农民纷纷前来开垦，其中绝大多数是崇明人。经过这些移民六七十年的辛勤劳动，这里变成了肥田沃土。于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政府划通州19沙、崇明11沙，连同这块新沙又涨出的11沙共41沙，设立了海门直隶厅，6年后正式建厅署于裙带沙茅家镇（今海门市政府所在地海门镇）。这时的海门，包括了今启东北部地区，直至黄海。而今启东南部地区，则属崇明，称为崇明外沙。所以，当时的海门，实际上全部是康熙中期以后涨出的新沙。在新沙以北，原属古海门而且没有坍塌的老土，则属于通州（今南通市），其地处通州之东乡，简称为“通东”，直到解放后方从通州划归海门。 至于今天南通市通州区的川港、姜灶、南兴、竹行、新开、小海、张芝山等镇，也是康熙中期以后涨出的新沙，只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建海门厅时没有划归海门而已。其开垦者绝大多数也是崇明人。甚至在清代科举考试时，那些地方的考生与海门人一样统归“沙籍”，不得占用通州学额，只能在海门应考海门学籍的秀才，所以那里的人虽然居住在通州地界，却属于海门籍。 今天南通市通州区的三余、海宴、北兴等镇，是百年以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进行沿海垦牧时开发的土地。而且其范围还远不止于此，而是沿黄海北上，直至响水县的陈家港。这一带除部分土著外，大多数是海门移民，说的也是海门方言。 所以，事实上，不但并非如龚先生所说的“崇明岛先民大多来自于海门和南通大部”，而且恰恰相反，海门和南通部分乡镇（绝非“南通大部”！）甚至直至响水县陈家港的沿江沿海地区的先民倒是来自于崇明。 龚自珍的《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记》说，“先啬陈君，厥讳朝玉，字曰完璞，江南县人也”。《光绪海门厅志》则曰，“陈朝玉，崇明人。……既长，让产伯兄朝玺，而自挈妻渡海。时通、崇间涨沙累累，朝玉召徒侣斩刈葭菼，垦田十五万亩居之。”即是说，被海门人奉为“先啬”、俗称“田祖”的陈朝玉，就是在海门涨出后最早前来开垦的崇明人之一。 崇明与句容之间有着非常审切的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海门的先民大多来自崇明，而海门人又知道先人大多是从句容迁居崇明的。许多家谱留下了这方面的例证。敝族《高氏宗谱》说，“高氏出自青齐，阅数千百年。迁及句容，迨至金陵寇乱，复迁瀛州”。迁崇十六世之一支，又从崇明西沙头蛸蜞镇（今崇明庙镇附近）迁到今南通市张芝山、竹行一带开垦新涨沙地。值得注意的是，敝族先祖迁崇一世高成、高溢因“金陵寇乱”从句容迁居崇明的时间，据推算当在明正德年间，这应该与当时发生的刘六、刘七起义部队转战长江流域有关。 龚先生在反驳“崇明岛先民大多来自于句容”的说法时，说，“如果崇明先民大多来自于句容，那么崇明人的口语应该和句容人一样，事实严肃地否认了这种说法”。在这里，龚先生忽视了方言发展变化的问题。崇明岛地处吴方言区，带着句容方言的移民来这个方言区后，在这个方言环境中，其后代逐渐接受吴方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句容从东晋南渡开始就是一个复杂的移民社会，其语言本身就未必能像吴方言那样的统一。 总之，我认为崇明与句容的关系，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因而未便匆忙作出结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