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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是他们让我的心灵与语文那么近 有人说：童年的寂寞和孤独更容易使人接近爱的本质，对爱敏感，更容易爱人。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探寻我的语文人生和精神底色，总是绕不开一些人与事。是他们使我成为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成为一个爱学生的和学生的心灵离得很近的老师。 作为一名教师，亲和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亲和力显得尤为重要，亲和力是教育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教育的隐形体现。教师的亲和力本质上是一种爱的情感，是一种情怀，是一种修养，是一种人格；也是一种责任，一种艺术，一份尊重；更是一种真诚，一种勇气，一种对他人的欣赏。 教师的亲和力是精神性的，而一个人精神总有独特的孕育、萌生、催发的契机。 正是那些在我孤寂的童年岁月，给我温暖与爱的“他们”，让我懂得爱心的重要。 我的家在北大荒的一个小小的村落，爸爸妈妈上班去了，我和妹妹留在家里，那时我六岁，妹妹四岁。东北的冬天天黑得很早，下午三点多钟，太阳就落山了，我们家是一座孤零零的草房，东边的一间半我们一家四口居住，西边的一间半是一个小小的兽医站。在地广人稀的村落，冬天下午二点半，兽医站唯一的工作人员姜叔叔就下班了。外面冰天雪地，我和妹妹实在不敢开展什么室外活动，更何况爸爸妈妈是把我们锁在屋子里的，而屋子里又确实没有什么好玩。孤独寂寞甚至是恐惧就一阵阵袭来，上午还好，阳光洒满了房间，而美好的时光总是显得那样短暂，一到下午，最怕听见姜叔叔锁门的声音，姜叔叔锁上门，雪地上响起“吱吱声”，他来到我家窗前喊一声“姜叔叔下班了，你们别害怕，一会儿你爸你妈就回家了”。咯吱咯吱，姜叔叔踩着雪地越走越远，背影慢慢消失在栅栏外。我的心就开始发冷。乡村经常没电，油灯会显得屋子里越发的黑，越发的可怕。整个乡村都像掉在黑暗里了，那种恐惧足以毁灭一个孩子。我和妹妹，有时就瑟缩在帘子后面，时而就因过度恐惧而疲劳睡着了，而本来更彻底的黑暗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摧毁我的神经。 白天多好，姜叔叔的小小的兽医站还会时而热闹一下，有来给马打马掌的，有牵着老牛的赶车人，姜叔叔还用长长的针头给牲畜注射，我和妹妹用小嘴呵着玻璃窗上厚厚的窗花，看外面的世界。 可是每天姜叔叔走了，夜幕就来了。 我那时候最大的幻想就是自己有个胆子大的哥哥，或者是众多的弟妹，要不有一条凶猛的大狗也行。 姜叔叔也知道我们姐妹害怕，他总是昼拖延下班的时间，有时还给我们烤土豆吃，可是那句每天不得不说的“姜叔叔走了”还是令我不寒而栗。现在想来，我那时对“人”的依恋是那么深，所以也就奠定了我一生的情感基调，我非常喜欢学生，喜欢热热闹闹的课堂。 妈妈总是在傍晚的时候风尘仆仆的赶回来，她上班的时候也是一颗心总悬着，她担心我们，冬天的时候她戴着狗皮帽子，穿着羊皮袄，她故意把自己打扮得男性化一些，因为她要独自一人走半小时的夜路，穿过荒无一人的田地，当年她只有三十几岁。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的女人和两个幼小的女孩子在那样的岁月就这样渡过的。当时爸爸长年在更远的村子“蹲点”。妈妈打开大门的声音，我们不用耳朵，用心都能听得到，我们幸福的都不会欢呼跳跃了，妈妈带进来的寒气却是那样温暖和馨香，说也奇怪，妈妈回到家，油灯都会变得比原先亮了，不久，厨房会飘来菜香味，吃过晚饭，就会“习字”了，这太让我们满足了。 试想有着这样童年经历的人，她怎么能对人、对人间的情感不珍惜、不向往，她的心怎样能够不柔软，她又怎能不以己度人。 姜叔叔的小小兽医站，二三年之后就搬走了，这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隔壁住上了吴姨和贺叔一家四口，他们夫妇二人有两个像洋娃娃似的女儿，望着她们家的灯光，我兴奋的要死，我想，我们终于有邻居了。 吴姨只有26岁，她的美丽令我更是心存好感，贺叔40多岁了，是一个转业的飞行员。后来听大人们说，吴姨的爸爸是右派，漂亮的吴姨无人肯娶，她只好嫁给比自己大十几岁的贺叔叔。吴姨像孩子，她爱玩爱笑，她和我跳皮筋，一群老太太对她指指点点，她却全然不觉，她的脸因兴奋红红的，眼睛亮亮的，吴姨是从县城下嫁到这儿的，她穿衣服可洋气，可好看了，她还喜欢穿裙子，她的腿长长的，裙子飘飘的，我都有点惊艳了，那是一个没有裙子的时代，她的裙子就像一片春草，让我一生都“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吴姨还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我们玩得昏天黑地的，我们在她家钻来钻去的，把她们家弄得跟战场似有，她毫不在意，花样翻新的交换着藏身之所。 我觉得吴姨像我的大姐姐，我对她的依恋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有时也一起看书，她静静地读书，时而会泪流满面，我吓坏了，那时我还是孩子，我无法理解她内心的那份痛苦，贺叔是吴姨爸爸的战友，吴姨的爸爸临终前将吴姨托付给贺叔叔，吴姨根本就不爱贺叔叔，却只能嫁给他，她的心里其实很苦。 我不懂，我只觉得我太喜欢吴姨了，她的睫毛那么长，眼睛那么迷人，我一放学就跑到吴姨家，都快要长到她们家了。 我们家的母鸭孵了一窝小鸭子，小鸭子出壳的时候时候，扁扁的嘴啄着硬硬的蛋壳，我担心得心痛，整晚整晚地守候，就怕小鸭子太笨，喙不开蛋壳窒息而死，当然这纯粹是杞人忧天，有几只小鸭出壳太慢，我就将它们揣到怀里，一天几次冒着雨跑到隔壁：“吴姨，你看，你看小鸭子，还没出来呐！”吴姨也会像孩子似的兴奋地说：“快了，快了，小心让它着凉了！”这群小鸭子清一色是公鸭，长大以后极具阳刚之美，早晨他们高歌离开我家小小的院子，黄昏昂扬的成群结队凯旋而归，为我的生活不知增添了多少色彩，可爱的小鸭子教会了我去敬畏生命。 东边最近的邻居也姓姜，姜叔和姜婶有四个儿子，姜婶喜欢女儿，经常给我扎小辫，姜叔是生产队长，整天带领社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是总是要吃“返销粮”。爸爸妈妈那时工资很高，我们家经常吃馒头，我们经常和“姜三”和“姜四”换窝头吃，居然觉得姜婶的手艺好，窝头香甜，比妈妈蒸的馒头都好吃，姜婶家菜园子的黄瓜和柿子总是供不应求，四个如狼似虎的男孩子食量大的惊人，又是长身体的时候，妈妈总是摘些柿子瓜果给他们吃，姜婶也偶尔过来给我和妹妹作伴，她是我童年的又一个“爱神”。去年，在离开故乡30年后，我们又回了一趟故乡，去看姜婶。四个孩子都娶妻单过了，姜婶的头发全白了，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她的脸上有满足地笑：“四个儿子都很孝顺，四个儿子都住上了新房。只要他们过得好，我就高兴。”我抱着姜婶哭了，想起童年，孤独寂寞的岁月里她给我许多的爱，我泪流满面。我说：“跟我到城里住几天，享享清福，”她说：“在这个老房子里住快五十年了，离不开，何况还有孙子，还有鸡鸭鹅狗需要照顾。” 我来自生活的底层，生活给了我一颗善感的心。“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那个为师之道，语文之道在我灵魂深处镌刻，是他们给了我这一切。 1976年落实政策，吴姨随贺叔回到了贺叔的老家，吴姨的眼中满是无奈的忧伤，离行她握着我的手说：“小菲，长大像你妈妈一样当个好老师吧！你那么有爱心，敏感，你一定会爱学生的”。 我妈妈是乡村女教师，赢得了那么多人的尊重，当时“八一农垦大学”的子弟都来妈妈所任教的中学上学。妈妈和她学生感情是那么好，几年前妈妈的某一届学生还万水千山、跨国过海地聚在一起，五十大几的一群学生说到妈妈，全是感激。那一群农村娃，是妈妈点亮了他们的心灯，是妈妈的学识和爱让他们走出乡村，走向远方。 妈妈在乡村教了十几年的书，常常是教了姐姐、哥哥，再教弟弟、妹妹，农村孩子上学不容易，妈妈教完这个孩子，再拉那个孩子一把，我经常能看到受到妈妈帮助的孩子那晶莹的泪眼，我想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我妈妈，是教师。 我也当了十几年的班主任，我对家庭贫困的孩子从来都格外厚爱，甚至心生敬意，我不能忘记我童年的生活场景。我总是尽自己的所能，不露痕迹地帮助他们，那种幸福感是那样浓郁，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在还我童年的心债，我不能忘记那些“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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