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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淇研究《红楼梦》的结构视角，突出体现在他对“情榜”的深入研究上。《红楼梦》原著最末本以“情榜”收尾，排出正册、副册、又副、三副、四副各十二名共六十名女子及其考语，而以宝玉领首。 宋淇从整体上以结构的视角来理解《红楼梦》的方法与实践，特别是通过研究“情榜”来理解曹雪芹的价值关怀，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为后学开示了研究与理解《红楼梦》的门径。 人物意义只能在结构中获得 今年是香港著名红学家宋淇先生辞世20周年，在我看来，他不仅是某一传统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更有着独创性的贡献。2000年12月，宋淇遗著《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由中国书店出版，学界对其研究成果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与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李辰冬等先生所开创的文艺批评的传统”。在这些评论中，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周思源教授独具慧眼，特别提到了“结构”。他说：“人们通常对《红楼梦》人物的生动性、深刻性有充分的评价，但是对人物在结构中的作用往往认识不足，而宋淇先生突出了这个成就，这是很有见地的。”  宋淇于1972年发表的论文《新红学的发展方向》是他的红学研究方法的总纲领。文中论及《红楼梦》的重要特点时，宋淇说：“人物众多不算稀奇，写得如此生动、有深度，同时又在庞大结构中发生作用才真令人叹为观止。”在其他论文中，宋淇先生也屡次提到“作者苦心经营的大结构”。 品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可能是所有读者读了《红楼梦》后出于本能的第一项感情与思维活动，这方面研究的高峰是王昆仑先生的《红楼梦人物论》。但有时候，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却也等于一个哈姆雷特都没有。读者对书中人物的观感有所不同，原不必大惊小怪；可对于《红楼梦》中人物形象的评价，众说纷纭到目前这种程度，难免让人怀疑以品评人物为主的批评方式是否是一种固有的缺陷。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考量，孤立地谈论人物是不可能的，人物必须放到结构中去考察。《红楼梦》人物的意义，只能在结构中获得，在形式中获得，在差别中获得。 无“情榜”《红楼梦》终难成巨制 宋淇研究《红楼梦》的结构视角，突出体现在他对“情榜”的深入研究上。《红楼梦》原著最末本以“情榜”收尾，排出正册、副册、又副、三副、四副各十二名共六十名女子及其考语，而以宝玉领首。《红楼梦》研究者们对此早有论述；但是，“情榜”的应得地位并不是在一开始就被人们所认识的。 相反，认为“情榜”对于《红楼梦》全书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的观点却由来已久。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先生在1933年谈到“情榜”时就曾说过：“他（即曹雪芹）所拟的‘末回’有警幻的‘情榜’，有十二钗及副钗、再副、三四副的芳讳。这个结局大似《水浒传》的石碣，又似《儒林外史》的‘幽榜’。就算这回迷失了，似乎于原书的价值无大损失。”很久之后，邓云乡先生也认为：“有人考证说作者原本意图要在书的最后，写明“情榜”，明确所有册子上的人的姓名云云，自然因没有有力的资料证明而作罢。这种‘考证’，实际上也只是猜测而已。但是我想真要那样，也不见得就好，也许反不如现在好。神龙见首不见尾，作为艺术品，更有它的神秘感。” 然而，无“情榜”则薄命司判词就没了着落，无“情榜”则《红楼梦》终难成巨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俞平伯明确表示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他说：“我的意见和他不很相同，如此固落俗套，不如此亦结束不住这部大书；所以这回的迷失，依然是个大损失啊。”俞平伯是从叙述学的角度指出“情榜”的重要性的。 虽然宋淇在1980年时还曾突出强调了“情榜”研究的困难甚至不可能，他认为：“晚近的红学研究没有正面涉及副册这些问题，那是由于大家知道得很清楚，这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能解决的。”但是他深深体会到“情榜”是《红楼梦》意义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于晚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抱病苦究。 宋淇的计划极为宏大，曾云：“我已年逾古稀。今年初决定将余生来完成三册论文。”其中“二集《情榜》，分七个部分：前言、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副册、四副册、跋。”他是把生命的最后一抹光辉留给了《红楼梦》研究，留给了《情榜》的写作，惜乎终未成书，逝世前只遗下副册的手稿，与“书未成”的雪芹“泪尽而逝”相照应，而成了《红楼梦》研究史上一大遗憾，徒令后学扼腕。 对女子作者另有一套看法 宋淇所注重的，是“情榜”在体现《红楼梦》及曹雪芹的价值关怀上的特殊作用。《〈红楼梦〉情榜的副十二钗》中论及尤二姐时，宋淇先生说：“作者对女子另有一套看法。”《怡红院的四大丫头》中论及晴雯时，他说：“她在副册上是冠军，袭人是次席；她在宝玉心上的分量也比袭人重，但那是另一种标准。” 所谓“另一套看法”、“另一种标准”、“不大合外人的式”之式，我们可以理解为曹雪芹的价值关怀，进而理解为《红楼梦》开篇所慨叹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味”。而所谓“味”，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可以看做结构的规律，如皮亚杰所言：“如果说被构成的这些整体性的特质是由于它们的组成规律而得来的，那么这些组成规律从性质上来说就是起造结构作用的。” 如此，“解味”的工作，便具体化为对诸艳列入“情榜”的标准的探讨。宋淇在这项工作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他多次明确提出这些标准，如：“正副等名位的排列固然同身份、容貌、才学等有关，同品行也有关。”他还提出，诸艳在“情榜”中的地位的决定标准之一，是“从石兄处挂号”，也即不但有与宝玉的对场戏，而且必得宝玉亲自服侍之，如“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如“喜出望外平儿理妆”。这是从诸艳与男主角宝玉的关系来确定“情榜”的标准，注重的就是结构之中要素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进一步体现了宝玉的价值关怀的不同寻常的特点：“宝玉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在思想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意境，为女儿们尽心，而并不斤斤于求她们的了解或同情。”这是对“情榜”中宝玉的考语——“情不情”的最恰切的阐释。外在的标准还包括“住进大观园”，如为了让香菱入园，曹雪芹不惜“大兴土木，而且煞费经营”。邢岫烟着墨甚少，宋淇还是将之归入副十二钗，原因是她“促进宝玉悟道”。总之，宋淇提出的标准可以粗略概括为五项：家世、容貌、诗才、入园、挂号。 添“情榜”别样形式的严肃续书 当然，这些标准都不是宋淇凭空臆测的，而来自他对《红楼梦》原文与脂批的细致梳理。难能可贵的是，宋淇并不仅仅满足于提出这样一些标准，而是对所有女子一一严格地检验，最终排出正册、副册、又副、三副、四副各十二名总共六十名女子。这等于是按照曹雪芹的价值关怀对《红楼梦》所做的一种重构，而且，因为《红楼梦》末回本自有“情榜”，只是后来散失了，因此甚至可以说“情榜”就是一种别样形式的严肃续书。 当然，究竟哪六十名女子有资格入选情榜，入选了又该排在哪一册，入册之后的先后次序又该如何，这些问题都有极大的商讨余地，甚至次要、主要标准都会有所更改。譬如，在探讨尤二姐时，宋淇特别提出“她死前，已有了身孕，而且怀的是男胎，这在中国人传宗接代的眼光看来，是很重要的一点”；又如，谈到香菱时，说她“擅于迎合主子和正室心意”。我认为，考诸“情榜”的标准的特殊性，这两项标准似乎都未必适当。但是宋淇从整体上以结构的视角来理解《红楼梦》的方法与实践，特别是通过研究“情榜”来理解曹雪芹的价值关怀，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为后学开示了研究与理解《红楼梦》的门径。在这个意义上讲，宋淇不但是“新红学”的一位继承和发展者，更足为“新红学”研究新方向的开创者。 （文/李广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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