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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鲁国，是辅佐武王平定天下的大功臣周公旦的封地，周公留佐武王，鲁国由儿子伯禽管理。后武王驾崩，儿子成王年幼，周公又受武王之托摄政。周公告诫伯禽：“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于天下而言，我够尊荣的了。但是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脯，起而待士，唯恐失去天下贤人。你在鲁国，切记不要以国骄人失去人心。”周公兢兢业业勤勤勉勉摄政朝事，打下东周政权的根基，待成王成年之后归政于他，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忠心辅佐幼主的美谈。鲁国到了中期，也出了一位辅佐幼主的摄政王，他就是鲁隐公，但是，鲁隐公却没能重演先祖周公的圆满结局，以悲剧终场，悲剧的主人翁正是欲效法先祖的鲁隐公。
鲁国的史书《春秋》记事是从鲁隐公开始的，作为诠释《春秋》的“三传”也是从隐公元年开始。其中《左传》的开卷引言，寥寥数语，为鲁隐公的悲剧做了最好的铺垫。“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鲁隐公名字叫息，他的生母不是鲁惠公的正妻，是“贱妾”所生，因此不能继承大统。然而，有资格承继王位的，是仲子的儿子叫允，年龄太小，无法行政。“子”是姓，来自殷商后裔的宋国，春秋时期各国为求外援，巩固国家统治和国家安全，普遍实行联姻和互质，联姻是把公主嫁给盟国的国君和太子、王子，互质则是将太子和王子送到盟国居住。引文中所提到的孟子、声子、仲子都来自宋国。古时候以“孟、仲、叔、季”或“伯、仲、叔、季”来排序。声子排不上序，“声”是谥号，死后封的。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声子是孟子的侄女，当时盛行“媵”这种婚姻制度，可以陪嫁一个姊妹或晚辈，声子是“媵”过来的，没有家庭地位，也不能扶正。孟子死后，宋国国君宋武公为牢固两国关系，便把自己的女儿仲子嫁了过来。至于文中说仲子出生时掌中有字“为鲁夫人”，相信是无稽之谈。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言，当时仲子是嫁鲁惠公的儿子息的，来了之后，鲁惠公见仲子有姿色，便“夺而自妻之”，生下了太子允。如司马迁所言属实，鲁隐公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入了悲剧的色彩，即便是顶着摄政王的光环，那光环也无法驱散笼罩在身上的阴影。由于这个阴影的客观存在，不仅自己心头挥之难去，就是鲁国的贵族，也不会给予他应有的尊重和顺服。
在鲁隐公摄政之初，鲁国发生了许多不和体制的事，作为正史，《春秋》不予记载，好在《左传》是专门给乱臣贼子敲警钟的，把这些事记了下来。“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隐公摄政不到半年，鲁国大夫费伯率领军队在郎地修筑城池，《春秋》中没有记载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不是隐公的命令。在当时，修筑城池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行动，这种事必须经国君的批准，但鲁国贵族费伯带人擅自就干了，而且事后也没有追究。说明隐公对此事采取了隐忍的态度。这种隐忍的态度无疑助长了贵族阶层抵触君权的胆量。这个费伯得寸进尺，第二年又把鲁国的附庸国极国给灭了，想必隐公也不会下令灭掉对自己俯首称臣的小国。隐公元年还发生了另一件更加离谱的事，鲁国大夫公子豫私自派兵攻打卫国并与他国私自结盟。事件的起因是郑国，在许多教科书所选载的“郑伯克段于鄢”那段史实之后，共叔段的儿子公孙滑跑到了卫国，卫国起兵伐郑，并夺取了郑国的土地廪延。郑国国君郑伯一面亲帅周王朝的军队和虢国的军队进攻卫国，一面又派人到邾国请求援兵。邾国是个弹丸小国，感觉自己势单力薄，就去和鲁国大夫公子豫协商，希望鲁国派兵。公子豫开始还顾及到君命，去向隐公请命，被隐公拒绝。于是，这位公子豫自己带着军队去参加了攻卫之战，取胜之后，又擅自与郑国和邾国结盟。这件事《春秋》中自然也不予记载，国君不批准而臣子公然抗命擅自出兵，发生在一个正常国家中是很恶劣很严重的政治事件，蔑视君权且不说，擅自外部结盟纵使没有谋反之心也有谋反之实。然而，隐公对此事仍然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当抗命成为普遍现象时，也就不成其为大事了。“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春秋》中对于这类违抗君命的事连微言都没有，是因为违法违规违命违礼违德的事件不足以流传青史，《左传》的作者显然认识到回避不足以警示乱臣贼子，记叙了春秋各国王公贵族大量的龌龊事，为我们全面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提供了史料。
隐公四年，一群小国在宋国的率领下伐郑，来请鲁国出兵，隐公拒绝了，而鲁大夫公子翚则又擅自率兵去了。这次《春秋》不再沉默，记曰：“翚帅师”。《左传》称这样写是“疾之也”，意思是憎恶这件事。鲁隐公摄政已经四个年头了，仍然发生这种事，且不说鲁隐公政治地位稳固不稳固，至少说明他在贵族中仍然没有建立起足够的权威，否则不会连起码的约束力都没有。反观当年周公摄政之初，也是遭到了一些王公贵族的反对甚至谋反，这其中包括自己几个兄弟，但周公从周王朝的江山稳固计，果断的率兵东征，镇压了管、蔡、武庚之乱，诛管叔，杀武庚，流放了蔡叔。“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与之相比，鲁隐公显然没有这种气度和能力。
鲁隐公的软弱和隐忍，终于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在他摄政的第十一个年头，大夫羽父即隐公四年擅自率兵伐郑的公子翚私下里对隐公说：“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面对这种谋逆弑君之徒，既没有公而无私的果敢，也没有起码的政治智慧和策略。隐公回答：“有先君之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羽父害怕了，就跑到子允那里反诬隐公，得到了子允的同意后，派人暗杀了隐公。
鲁隐公终于没有像先祖周公那样成就一段辅保幼主的勋业。也许，他的悲剧从出生之日起，就开始酝酿了。对此，《公羊传》是这样诠释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母与子，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一种相谐相生荣辱与共的关系。
2014年十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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