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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凿 《诗》无“素以为绚兮”句，杨伯骏《论语译注》引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云“《鲁诗》有此一句”。 [集解]马曰：“倩，笑貌。盼，动目貌。绚，文貌。此上二句在《卫风·硕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郑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 孔曰：“孔子言绘事后素，子夏闻而解，知以素喻礼，故曰礼后乎。” 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发明我意，可与共言《诗》。” 邢疏：此章言成人须礼也。“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者，倩，笑貌；盼，动目貌；绚，文貌。此《卫风·硕人》之篇，闵庄姜美而不见答之诗也。言庄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礼成文绚然。素，喻礼也。子夏读《诗》，至此三句，不达其旨，故问夫子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者，孔子举喻以答子夏也。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也。“曰：礼后乎”者，此子夏语。子夏闻孔子言绘事后素，即解其旨，知以素喻礼，故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者，起，发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发明我意者，是子夏也，始可与共言《诗》也。 案《考工记》云“画绘之事，杂五色”，下云：“画缋之事，后素功”，是知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章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是《卫风硕人》闵庄姜之诗也。庄姜有容有礼，卫侯不好德而不答，故卫人闵之也。巧笑，笑之美者也。倩，巧笑貌也。言人可怜，则笑巧而貌倩倩然也。美目，目之美者也。盼，动目貌也。言人可怜，则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绚，文貌也。谓用白色以分闲，五采使成文章也。言庄姜既有盼倩之貌，又有礼自能约束，如五采得白分间，乃文章分明也。子夏读诗不达此语，故云何谓以问孔子也。巧笑及美目，即见《卫风硕人》第二章。“素以为绚”之一句也，已散逸则卫风所无也。“子曰：绘事后素”，答子夏也。绘，画也。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质，后须其礼以自约束，如画者先虽布众采荫映，然后必用白色以分闲之，则画文分明，故曰绘事后素也。 郑玄曰：“绘，画文也。”又刺缝成文则谓之繍，画之成文谓之为绘也。 “曰：礼后乎”，子夏闻孔子云绘事后素而解，特喻人虽可怜必后用礼，故云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起，发也。予，我也。孔子但言绘事后素，而子夏仍知以素喻礼，是达诗人之旨以起发我谈，故始可与言诗也。 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未见贫者所以能乐道，富者所以能好礼之由。子贡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礼也。则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广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诸往而知来者也。孔子云绘事后素，本政是以素喻礼。子夏答云礼后乎，但是解夫子语耳，理无所广，故云起予而不云知来也。 [朱子集注]：倩，好口辅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孔子曰‘绘事后素’，而子夏曰‘礼后乎’，可谓能继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赐可与言诗者以此。若夫玩心于章句之末，则其为诗也固而已矣。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盖人有仁义礼智信五性，犹绘之有青黄赤白黑五色是也。礼居五性之一，犹素为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五性必待礼而后有节，犹之五色必待素而后成文，故曰礼后乎，本非深文奥义也。”而以“礼为五性之节”为解。 全祖望《经史问答》：问：“《礼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说。《考工》‘绘画之事后素功’，又一说。古注于《论语》绘事后素引《考工》，不引《礼器》。其解《考工》亦引《论语》。至杨龟山解《论语》，始引《礼器》，而朱子合而引之，近人多非之，未知作何折衷？”曰：“《论语》之说正与《礼器》相合。盖《论语》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谓其有质而后可文也。何以知之？即孔子借以解诗而知之。乎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后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饰，是犹之绘事也，所谓绚也，故曰绘事后于素也。而因之以悟礼，则忠信其素地也，节文度数之饰，是犹之绘事也，所谓绚也。若《考工》所云，则素功非素地也，谓绘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盖施粉之采也。粉易于污，故必俟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谓后。然则与《论语》决不相蒙。夫巧笑美目，岂亦粉黛诸饰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反出于粉黛诸饰之后乎？此其说必不可通者也。龟山知其非，故别引《礼器》以释之。朱子既是龟山之说，而兼引《考工》之文，则误矣。” 程树德：全氏之说是也。朱子之失，在引《考工》不引《礼器》。曹寅谷《四书摭余说》论之曰：“杨文靖公解《论语》始引《礼器》。朱子既是龟山之说，又兼引《考工》，以为即《礼器》之解，无怪乎攻朱者之未能释然也。然朱子之误亦有所本，盖出于郑宗颜之解《考工》。宗颜又本之荆公，盖不知《论语》与《礼器》之为一说，《考工》又别为一说也。全谢山谓朱子误解《考工》，却不误解《论语》，若古注则误解《论语》矣。”可谓持平之论。 ◆起——杨伯骏《论语译注》云：杨树达《汉书窥管》卷九引友人孙子书（楷第）先生云：“凡病人困而愈谓之起；义有滞碍隐蔽，通达之，亦谓之起。” ◆“绘事后素”这几字是这一章的关键。解“绘事后素”句者多矣。《乡射礼》曰：“凡画者丹质”，《考工记》云：“绘画之事后素功。”出土所见漆器，西周直至汉代黑色或红色为底色而后绘纹饰；从出土绘画看，从战国时代的《人物御龙帛画》到马王堆汉墓帛画（如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皆是先以墨线勾描造型，而后施以色彩，最后再施粉彩，这恐怕就是“绘事后素”的真实意思。朱熹云：“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此说恐怕正好是把“后素”理解反了。这几句的描述，孔子对以“绘事后素”，乃是以这几句比之于绘事，这几句的描画确是一幅美人图，美好的笑容、黑白灵动的眼眸，素净的妆容也显得极为绚烂，孔子之义只是以“绘事”为喻，笑倩、美目盼等等，只是完成了人物轮廓和色彩，但是画幅还不算完成，完成整个画幅还得施以最后的素色，这样整幅画幅才算完美[1]。郑注所谓：“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得其旨。 诸说纷繁，皆是未见秦汉绘画之物。 礼是节，是源于伦际中之“宜”（义），是秩序中的和谐，是“义”的实现。从这一章说起，子夏所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虽是一幅美轮美奂的美人图，然而又与“礼后”有甚关系呢？这一章，后几句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如果说“后素”是指后于素，那么“礼后”又作何解释呢。显然子夏说完“礼后乎”三字，孔子即大加叹赏，从孔子语颜渊“克己复礼”之旨以及“穷而乐富而好礼”（即是礼后）、“兴诗立礼”等的表述看，所谓“礼后”，就是在一个人的言行之中，只有施之以“礼”、行之以“义”，才称得上恰当。而“礼后”，并不是说将礼放在最后，而是说诸美齐备，“不以礼节之，亦有所不行”，视听言动皆不可非“礼”，如孔子评价管仲虽勉强许之以仁，但是又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因此，这一章可以用白话表述如次—— 子夏问孔子：“《诗》有这么几句‘美好的笑容、黑白灵动的眼眸，配上素净的妆容也显得极为绚烂’，这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 子夏接着说：“礼后乎？” 孔子大为赞叹：“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1]邵碧瑛文《从出土漆画、帛画看“绘事后素”》，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该文认为： 帛画材料则可为郑玄“然后以素分布其间”、后施白采提供可靠的实物印证。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紜是一种用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加工而成的丝织物，它不仅为研究古代印花工艺提供资料，也为还原和再现先秦绘画技艺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一号汉墓出土的同类实物约有五种，设色虽各有不同，但花纹相似，工艺也一致，底纹先印花，然后在此基础上敷彩绘画。王（予予xù）《马王堆汉墓的丝织物印花》一文以标本N-5为例，根据笔墨关系，对绘花敷彩工序进行逐一分析和还原，有力地证明了“绘事后素”就是绘画后施白采： 银灰色的藤蔓底纹可以说是图案的基础。印得底纹之后，等于为敷彩工艺打了底稿。随即可以按设计要求进行彩绘。……关于绘花敷彩的过程，从几件标本的笔墨关系分析，一般约有六道工序：(一)在印好的底纹上，先绘出朱色的花穗(或花蕊)。(二)用重墨点出花穗的子房。(三)勾绘浅银灰色的叶(或卷须)、蓓蕾及纹点。(四)勾绘暖灰色调的叶与蓓蕾的苞片。(五)勾绘冷灰(近于兰黑)色调的叶。(六)最后用浓厚的白粉勾结加点。做到这里，印花和敷彩的全部工艺才算完成。 1974年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一幅长200、宽42厘米帛画。据刘家骥、刘炳森《金雀山西汉帛画临摹后感》介绍，该画在绘制方法上，采用的主要方法也是先用众色平涂，后用红、白色勾勒： 这幅帛画的绘制方法，主要是以淡墨线和朱砂线的灵活运用，先起画稿，然后分别用各种颜色以平涂方法绘出画意，最后以朱砂线和白粉线作部分勾勒。……至于勾线，多是在染色之后，只是用以“提神”，起些辅助作用，而不是利用勾线解决一切画意的造型问题。实际上，用后来的绘画技法比喻，就是先用“没骨”法，后辅以部分勾勒。 有人可能会以《论语》所记载的事情大致在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为由，提出质疑，认为我们所举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物上的敷彩印花、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尚不足以说明先秦时期存在此种绘画技法。我们认为，此担心是多余的。1973年5月，在长沙市城东南子弹库发现的战国时期《人物御龙帛画》紟，已见此种绘画技法的端倪： 这幅帛画与《晚周帛画》时代大体相当，从共存的器物组合判断，应是战国中期的作品。……设色为平涂和渲染兼用。画中人物略施彩色，龙、鹤、舆、盖基本上用白描，画上有的部分用了金白粉彩，是迄今发现用这种画法的最早的一件作品。 据上述发掘报告的描述，结合相关研究文献提供的绘画彩图紡，其绘画过程大致应是先用白描，再用淡彩平涂和渲染，而金白粉彩则最后施用。这样既可避免金白粉彩被他色污渍，又可起到加强艺术效果的功效。尽管用的是金白粉彩，但就原理而言，与绘画后施白采当有相通之处。 此外，亦有学者从技术层面对当时的印花敷彩技术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认为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绝非草创时间的作品，其创始“应当还要早的多”。 从地下出土帛画来看，郑注所谓的“以素分布其间”，在具体技法上还可细分。如人物御龙帛画用的是渲染或点缀，金雀山帛画用的则是勾勒，而马王堆汉墓的敷彩印花“最后用浓厚的白粉勾结加点”，当是勾勒、点缀兼而有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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