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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学产生的背景 宋代理学之前的政治背景是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大乱。《新五代史·安重荣传》载：“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1]五代政治不倒翁冯道“道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 [2]，“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伦理纲常崩坏失序，亟待重构。儒学作为大一统国家的理论支柱，要重建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其的地位必然又会受到重视，儒学的复兴也就成了必然。 在经济上，为什么理学会产生？为什么理学会繁荣？宋明理学家常常挂在嘴边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能够获得统治者以及士大夫的肯定？ 宋代之初由于经济处在恢复的过程中，寡妇改嫁并没有受到道德的谴责，在以往的历史经验中，统治者甚至还会鼓励妇女改嫁的做法，例如唐朝初年太宗在《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中就鼓励再嫁生育,规定： “妻丧达制之后,嫣居服纪己除,并须申以婚靖,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娜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 [3] 这说明了统治者鼓励改嫁和鼓励守节之间的矛盾，其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北宋中期以后人口迅猛增长，而所能支配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口的大量增长势必会消耗有限社会经济资源，宋中期以后，要求寡妇守节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限制寡妇改嫁在客观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口增长。理学提倡守节，“灭人欲”的主张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遥相呼应。这一现象表明理学并不是一天就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以及能够存在肯定具有其时代合理性。 理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其一，是儒学的衰落与复兴问题的表现。儒学在西汉取得一家独尊的社会地位，其后，五胡乱华，佛道兴起，极大的削弱了儒学的社会地位，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心骨的儒学需要复兴及重塑其影响。安史之乱后，儒学的复兴就已经开始，到了北宋初年开始初具规模，产生了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其后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之后是理学的成熟，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其二，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与儒学的创新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释、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趋势，三教互相吸收教义及理论，尤其是唐代以来的禅宗思想对于儒学的影响很大，在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之后，复兴的儒学，宋代理学开始走向历史舞台。
2、理学的内容 “理学”一词最早出现于萧梁时期僧佑编的《弘明集》卷2“高洁贞厉理学精妙，固远流也”，此理学与后世“理学”的含义完全不同。陆九渊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这个时候的“理学”一词已经接近现在的意义了，黄宗羲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4]他所说的理学概念和我们现在理解的理学范畴已无差别。 理学简单来说就是宋代儒学的别称，宋明理学又被称为 “新儒学”、“道学”，是宋明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主要的社会思潮，也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最后的一个思想支柱。” [5]p246对于宋明理学的定义，不必要纠缠其抽象义理的概念，这对于不了解哲学概念的人。理解起来比较费劲。理学的实质其实还是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例如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名分等级（尊卑有序，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等），内圣外王（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类的具体内容，只不过是用更为抽象的哲学概念表述出来。 3、理学的派别 理学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但对于理的表述则是多元化的，这很容易就产生了不同的派别。理学的派别只有对理学具体表述及如何实现“理”的区别，他们在理学的实质内容上没有分歧，就好比一棵树上不同的枝叶。 朱熹在《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二书中按地域区分了不同的学派，推崇周敦颐为道学（理学）的创始人，将张载列于二程之后，他死后，“濂洛关闽”、“周程张朱”，成为流行的称谓，加上陆九渊及其后学王阳明的“心学”和浙东事功学派，构成了按地域划分的大致派别。 也有的学者根据不同理学系统的宇宙本体论将理学划分为：理本论（二程、朱熹）、气本论（张载）、心本论（陆、王）。针对如何实现理学的认识论上也有着差别，主要有：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上的差异。下面主要介绍我们常说的理学与心学两派，既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持理本论的二程及朱熹认为：“理”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理”指的是宇宙本体的理，即万事万物的规则。如程颐说：“天下万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需有一理。”[6]p193第二层“理”则是伦理道德的“理”。《二程集》言：“礼者，理也，文也” [6]p125、“人伦者，天理也” [6]p394。第三层“理”指的是人们的“人性”。程颐说：“性无不善。而又不善者，才也。性即理也，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6]p204，“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6]p274在此基础上二程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其原本含义是“要求人们学习实践道德，不能无限制的发展私欲”[5]p260只是这一命题被后人过度发挥成了名教吃人的格言。在如何实现理的途径上，二程提出要“格物致知”二程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矣致之，不穷不能致也。”[6]p316二程的“格物致知”微观层面要求“至物”，即穷致物的“理”；宏观层面要达到“穷理致知”即“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所悟。”[6]p175 持心本论的陆九渊认同“理”是宇宙万事万物的主宰，其著作中也大量的使用了“理”的概念，但他提出了与程朱不同的认识论，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理”、“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7]。把“心”超越升华为宇宙的本体，明人心就可通万物，制天地，成圣人，“心”还是伦理道德的最高载体，达人“心”就可明人伦，具备仁、义、礼、智、信。所以不需要“格物致知”只需要，“发明本心”便可以实现“理”。 在上述基础之上，王阳明更是提出“心”是个意识活动的精神实体，代表了最普遍的道德伦理准则，更具有决定万事万物的作用。王阳明认为，儒家的伦理纲常是人们心中固有的“良知”，“良知”即“天理”也是“心之本体”、“身之主也”，他认为“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8]p69要认识伦理纲常之“理”即要“致良知”，不需要通过外在的实践去获得，只要克服私欲“求本心”，就能“致良知”，成为圣贤，王阳明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8]p990王阳明同时也强调“知行合一”。他的“知行合一”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知识和行为或实践的合一，他的“知”指的是“良知”，“行”指的是“意念的发动”，是要用“心”统属其“行”的合一，根本目的在于消除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观念。 4、理学的影响 文化史大家柳诒徵先生将宋代儒学（理学）对中国文化的的影响总结为四点：其一，修身之法之毕备也；其二，教育之复兴也；其三，哲学之大昌也；其四，本末之一贯也。[9]理学所提倡的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民族精神的提升和锻造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宋明理学开一代之风气，游学讲学之风昌盛，极大的推动了宋代及后世的书院教育。宋明理学是我国哲学史上的高峰，在佛道两教在宋代以后理论创新进入瓶颈期时，理学的发展成为了我国哲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将儒学上升到思辨哲学的层面。 在政治层面，二程的思想得到了南宋时期朱熹的继承和发展，合称为程朱理学，朱熹编订的《四书章句集成》成为了科举考试的的内容，程朱理学开始成为官方的哲学思想，成为维护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理论支柱。 随着理学逐渐走向僵化和极端，理学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明显，理学在后期逐渐脱离实际，空谈义理，束缚人性，以理杀人。由于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辩”命题从“先义后利”发挥成“重义轻利”，更加重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经济更进一步的突破。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王溥.唐会要[M].中华书局,1955. [4]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修订版)[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6]程颐,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陆九渊.象山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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