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虏障、居延都尉府与居延县
发布时间:2016-03-11张文平
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流经河西走廊，最终注入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处于大漠之中的额济纳旗，在黑河水、居延海的滋润下，形成了3万余平方公里的绿洲。大漠、绿洲，黑河、居延海，胡杨、红柳，居延汉简、黑城文书，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共同组成了额济纳旗独特的文化符号。 关于黑河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禹贡》，曰：“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 《禹贡》为战国时人著作，针对当时诸侯称雄割据的混乱局面，托名于大禹，提出了一个国家统一之后的理想化治国方略，包含了九州、五服等政治地理概念。弱水沿岸的土著居民使用皮筏济渡，古人往往认为是水弱不能载舟，因称弱水；晋人郭璞称流沙“形如月生五日”，描摹流动的沙丘犹如初五日的新月形状。《禹贡》的记载表明，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已经将黑河纳入了中国的地理观念之中。 而居延作为一个历史地名，最早见于《史记》的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天，“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史记·匈奴列传》）这是汉朝的军队第一次达到居延。20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对肩水金关遗址的试掘中，获得一枚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简，由此说明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过居延”之后，汉朝便开始在居延地区屯兵经营了。 太初三年（前102年），西汉王朝将北部边塞防线一举扩展至阴山山脉以北的丘陵草原之上，光禄勋徐自为修筑了五原塞外列城。同年，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史记·匈奴列传》）；同一条史料，《汉书·武帝纪》作“筑居延”。《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略为详细，汉朝“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通过这些零散的记载，可知汉朝于太初三年在居延地区设置了居延都尉府，系统性地修筑军事障塞。居延都尉府的第一任都尉是强弩都尉路博德，他最后死于任上。 居延都尉府是西汉时期居延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隶属于张掖郡太守管辖，下设军事建制主要有三大候官，分别为北部一线的殄北候官、西部一线的甲渠候官、南部一线的卅井候官。每个候官下辖若干部，部下设若干燧。在三个候官与东部的古居延泽之间，即黑河水注入古居延泽的下游之地，在古代形成了一片冲积扇绿洲，绿洲的存在使发展农业成为可能。只是后来由于黑河向西的该道，这一片绿洲才逐步荒漠化，这大约是发生在明代以后的事情。 在2007年以来开展的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内蒙古长城调查队对居延边塞作了全面调查。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调查资料，居延地区的汉代遗存，除隶属于三个候官的障城、烽燧、天田等遗迹外，位于居延绿洲之中的汉代遗址主要有古城5座、障城1座、烽燧24座。5座古城遗址，分别为K688城（一名雅布赖城）、K710城、白城、K749城、绿城，1座障城为红城。结合史料记载，这些遗址应为遮虏障、居延都尉府、居延县和居延候官等多个行政、军事建制的治所。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条下记载：“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这里的居延指居延县。据此，一般认为居延都尉府与居延县同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提出K710为汉代居延城的观点，学界持为定论，把K710城直接称为居延城。陈梦家先生的《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1期）一文，考证K710城为居延县城；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居延都尉府治所不在居延县城，而在甲渠候官治所A8障，并指出K688城可能是遮虏障。李并成先生《汉居延县城新考》（《考古》1998年第5期）一文又提出新说，认为K688城当为居延都尉府治所，而K710城则有可能是遮虏障，至于居延县城则在靠南的绿城。归结起来，关于居延都尉府治所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在K710城；一是在A8障；一是在K688城。甘肃居延考古队于1973～1974年间对A8障作了正式发掘，不支持其为居延都尉府治所的观点。至于K710城、K688城，本文同样不支持它们为居延县或居延都尉府治城。 长城资源调查期间，在居延地区新发现了白城，其规模与K710城、K688城大体相同，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近130米。三城大致呈一条直线分布于古居延泽的内侧，K710城居中，其他二城分列左右；K710城四角有角台，南门外有方形瓮城，而其他二城均无角台、瓮城。这种130米见方的古城，是五原塞外列城沿线古城的标准形制，在汉外长城沿线古城中也极为常见。太初三年，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强弩都尉路博德同时“筑居延”，则位于古居延泽北岸的古居延泽塞墙与上述三城均应为“筑居延”的遗存。K710城居于三城中的主导地位，其他两城起到协同防御的作用。《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居延”条下，颜师古注曰：“阚骃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 据此初步推断，K710城为遮虏障， K688城、白城为分列于遮虏障左、右两侧的卫城。天汉二年（前99年），骑都尉李陵率5000步卒由遮虏障出兵匈奴，因寡不敌众，又得不到路博德的支援，力战不能突围，最后投降匈奴。 强弩都尉路博德在修筑遮虜障的同时，也修筑了居延都尉府，居延都尉府应当起到总控遮虏障三城的作用。居延都尉府的治所，当为位于K688城西南约6.8千米处的K749城，当地牧民称作温都格城。K749城为内、外城结构，保存较好的夯土城墙宽约3米，残高最高可达5米。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0米，南北宽65米；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平面呈方形，边长28米。古城地表散布大量灰陶片，为典型汉代遗物。K749城的内、外城结构，规格明显高于遮虏障三城。据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在黑河支流额木讷高勒的西侧，汉代有一条南北向的邮驿道路，居延都尉府位于这条道路之上，这与K749城的位置是相符的。而且，K749城的位置向西靠近甲渠候官，向北与殄北候官、向南与卅井候官的距离大致相仿，这样便于对三个候官的协同指挥。 至于居延县，则支持李并成的观点，认定为绿城。李并成认为绿城为居延县，有如下几点理由：第一，绿城位于居延绿洲的腹地，距离边塞有一定距离，便利于民事活动；第二，绿城周围的垦区，在整个居延地区是规模最大的；第三，绿城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最长450米，南北最宽280米，周长约1200米，其规模是居延地区5座汉代古城中最大的；最后，甲渠候官治所A8障出土汉简中，有甲渠候官距居延县城七十五里（约合31公里）或八十里（约合33公里）的记载，与A8障至绿城的距离（鸟道约28公里）大体符合。 除李并成的上述四点理由外，笔者还可提出两点：第一，绿城周围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汉墓群，部分墓葬旁侧有夯土高台建筑，表明墓葬规格较高。这样大规模的汉墓群与规格较高的高台汉墓，是居延地区其他古城周边所不见的。生居死葬，表明活动于绿城一带的汉代人口众多，且有很多富家大族；第二，绿城城内北部，考古发掘出土有青铜时代的房址、墓葬等遗存，其年代晚于四坝文化，但又与四坝文化存在某些联系。从绿城向西一线有黑城、大同城等古代大型城址，前者为西夏黑水镇燕军司治所，元代沿用为亦集乃路，后者为隋代大同城镇，唐代先后沿用为同城镇、安北都护府、同城守捉、宁寇军等军事机构。绿城-黑城-大同城一线，明代以前长期为居延地区古代人类活动的中心所在。当然，绿城之内散布有汉代遗物，但作为汉代县城的汉代文化层并不明显，主要是由于西夏、元代修建的一条水渠从古城当中穿过，对汉代遗迹破坏较为严重，反而使它的汉代遗存不是特别明显了。 综上所述可知，汉代在居延地区最早设立的是军事机构，有居延都尉府、遮虏障等。出土的居延汉简表明，到西汉昭帝、宣帝之时，居延地区曾大量建筑障塞，殄北、甲渠、卅井三个候官的塞防体系趋于完备。在这种情形之下，遮虏障三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减弱，K710城、K688城均演变为军事屯田城。K710城西50米处有一条南北向的水渠，城内散布遗物中，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盘很多；此外，城内还见有许多大小不等的方形坑，尺寸一般为1.1米×1.7米，应为储粮窖穴。居延汉简有“遮虏田舍”的记载，见于《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27：7：“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归遮虏田舍一宿。” 关于居延县的具体设置时间，史无明文，应晚于居延都尉府。随着居延塞防体系的建立和农耕的发展，才有必要设立居延县管理民事。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末年推行代田法，“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这里的居延城应指居延县城，则居延县在武帝末年肯定是存在的了。 此外，有的研究者认为居延都尉府之下还有一个独立的候官——居延候官。这种观点，主要是依据出土汉简简文中有“居延塞”、“居延候官”、“居延塞尉”的称谓而推定。“塞尉”往往简称“尉”，也称“障尉”，是候官长吏之一。如果居延候官确实存在的话，其治所初步推断为红城。居延都尉府之下的三大候官治所所在障城，主体均为边长23.1米（汉代10丈）的方形障城，南侧附带较大坞院。红城虽不见坞院，但其主体障城边长亦为23.1米，符合候官治所的规格。 王莽时期，北地边郡及其烽燧亭障遭到匈奴的破坏。到东汉光武帝时，重振边郡，但随着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方民族的不断南徙，东汉将北部边防交予这些民族来守卫。在居延地区，东汉设立张掖居延属国，管理秦胡、卢水胡等北方民族，“烽火候望精明”的居延塞逐渐化为历史的陈迹。 (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11日第6版) （作者单位：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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