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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诗人的灵感与意境(之五)

 杏坛归客 2016-04-13
    诗人写诗时产生的灵感与诗作中形成的意境,二者本没有什么必然的直接的的联系。长时期以来,这两个东西被说得十分玄乎,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古往今来,有些诗家学者总把灵感描绘得玄妙莫测,似乎是凡夫俗子无法涉及的事物。其实,从反映论的观点来看,人的任何意识和感性,都不会从天降落或者脑中固有,而是客观世界在大脑这个“加工厂”中的一种能动的反映,是被感知的“客体”和认识的“主体”相互交击的一个必然结果。人们生活在社会现实中,每日每时都要接受多种多样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除有一部分得以及时表现出来以外,多数的要被积蓄下来,沉淀在意识的底层或隐伏在潜意识之中。当这些生活得积蓄达到一定得程度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情节、细节、画面、言语,都能给人以触发,于是“一切需要的生活记忆都被燃烧起来”,它们“在一条红线上联系起来”,它们“向一个焦点集中凝结”。
  灵感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灵感思维的工具是表象,其思维的过程是通过表象的分析、比较、综合和推测,最后得出具体的形象。由此看来,它与形象思维是相同的。但灵感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其最大的区别是,形象思维一直在意识之内进行,每一个认知过程都是意识的活动,每一个认知的内容都是觉察得到的;而灵感思维是在意识之内进行后,又在无意识之中进行完成的。这就是说,灵感思维的每个过程都横跨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层次,它常常在人们的思维间隙“不期而至”。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说:“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事实上,灵感思维是可以“名状”的,这里的关键是要抓住那个难以捉摸的“无意识”。
  现代著名文学家、史学界权威郭沫若曾在《论诗三札》中具体的谈到了灵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一张面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类的印象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自觉、灵感,这起了的风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的本体,只要把它写了出来,它就本相兼备。”郭沫若认为,诗与灵感的关系是密切的,并以风起浪涌为喻,表明他提倡的“写”就是录下奔腾于笔端的非自觉意识之流,而不是只靠自觉意识去作刻意的强求,那就真的属于“做”诗了。由于灵感的作用,会使诗人获得独特的创作构思,从而使诗歌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诗人如何获取灵感,这似乎是一个近乎简单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没有平日的积蓄,没有长时间的储存,只待提笔写诗诗时才念叨着“若有神”,呼唤着佳词丽句纷呈沓来,要享受“文思泉涌”的愉快,那只会是“一厢情愿”罢了。注意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库存”,有道是“得之在俄倾,积之在平日”。“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这是苏轼在《腊月游东山》诗作中留下的名句,也可以视为苏轼的创作经验谈。因此,我们应该拨开罩在灵感上的迷雾,把握住它产生时刻的一些规律性东西,让这朵昙花为一切辛劳的诗歌作者放出异样的清香来。
  说到意境,也不是人们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而是文学典型化原则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运用。所谓“意”就是作者的思想感情;所谓“境”,就是作者所描绘得客观事物。前者偏重于主观,后者偏重于客观。两者互相渗透,构成和谐的统一体,使读者既能看到诗中的画面,又能经过想象获得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那样才算构成了艺术上的所谓意境。多少年来,许多诗人和诗评家对意境发表了很好的见解。清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意境为境界,并以此作为诗词格调高低的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无境界。”“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诗贵有意境,意境对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是诗的生命。它是诗歌的基本审美范畴,是诗歌创作的构思中心,所有表现手段都应突出意境的创造。那些具有意境的优秀诗歌,使人读后有回味,是一种享受;没有意境的所谓诗,好比喝白开水,没什么诗味,这样的诗严格说来是称不上“诗”的。诗歌作者应当把真挚而强烈的感情与生动具体的客观形象融合在一起,物我浑然一体,创作出诗歌艺术上的精品。如果写诗时构思中不去追求意境,只是一味地空发感叹,或者一笔不苟地临摹实景,即使有多么接近自来的样子,也很难产生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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