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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在上海的文化出版界中被称为“翻译年”。1934年8月份以后，鲁迅先生写了好几篇关于翻译的杂文，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口号，率先动手译出了果戈理的《死魂灵》，还写了三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希望有人能把这部世界文学的瑰宝翻译过来，认为这是“于中国有益”，能“在中国留存”的工作。鲁迅当时曾希望林语堂能承担起译介莎士比亚的工作，但林语堂没有接受。
这一年里，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局纷纷组织力量，译出了多种世界名著。世界书局作为上海一家有一定地位和名气的书局，自然也不甘落后。当时的英文部负责人，《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用辞典》主编詹文浒先生建议父亲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詹文浒也是在嘉兴秀州上的中学，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还在秀州任过教。在书局共事以来对父亲的中英文功底有了深切的了解，相信父亲有能力担当起这一项难度极大但也极有价值的工作。同时他也了解到当时父亲思想上的苦闷彷徨以及经济上的拮据，认为这样可以使父亲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在经济上也可以增加些收入。 父亲对莎士比亚一向十分喜爱，清楚地了解莎士比亚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因此就接受了詹文浒的建议。议定译出后由世界书局出版，稿酬为每千字两元，可以在陆续交稿之后随时领取，书出版后再按销售金额的一定比例付给版税。
接受了这一工作以后，父亲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母亲，并且说他准备把译著作为献给母亲的礼物。母亲感到很激动，写了一首诗《迪娜的忆念》寄给父亲： 落在梧桐叶上的， 是轻轻的秋梦吧？ 落在迪娜心上的， 是迢遥的怀念吧？ 四月是初恋的天， 九月是相思的天， 继着蔷薇凋零的， 已是凄艳的海棠了！ 东方刚出的朝阳， 射出万丈的光芒， 迪娜的忆念， 在朝阳的前面呢， 在朝阳的后面呢？ 父亲收到这首诗以后，还为它谱了曲。 父亲又写信给在中央大学英文系读书的文振叔商议此事，文振叔曾听说日本人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译本而讥笑中国文化的落后，因此大力支持父亲的决定，并把这一工作推崇为“民族英雄的事业”。这大大增加了父亲译莎的决心。 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步步进逼，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稍有点正义感和民族感情的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父亲当然也不例外。原先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常因报国无门而感到苦闷迷惑的父亲，这时候发现自己的工作可以为民族争光，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联系起来，无异于在黑暗中航行的船只突然看见了灯塔，在彷徨之中发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他下了决心，一定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把翻译莎士比亚剧作这一项工作做好。虽然明知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他本人资历又浅，弄得不好，可能是顶着石臼唱戏——吃力不讨好。但在这一点上，父亲充分显示了他那外柔内刚的性格，义无反顾地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从此，父亲进入了莎士比亚的世界。 由于是第一次从事这样恢弘而又难度极大的翻译工作，开始时父亲还是有点信心不足。作为第一步，他积极地为译莎进行准备，一方面再次从头到尾反复研读莎士比亚作品原文，一方面又尽一切可能收集莎氏作品的不同版本、各种注释本和参考资料，并且废寝忘食地阅读、钻研、比较。由于这些工作全得在业余时间进行，生活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有时还不得不挤占睡眠的时间。 施瑛在《莎士比亚的译者》一文中回忆说： 他之计划翻译莎翁全集，就是开始于廿四年的春天，并由于詹先生的鼓励。但是他从不让人知道他在尝试做这件工作。别人只看到他在跑书铺子，辛勤搜集各种莎集版本，及诸家注解批评考证的书罢了。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准备，父亲在1936年上半年开始动笔翻译《暴风雨》。这一方面因为有不少莎士比亚全集的原文版本都把这个剧放在第一篇，更因为这是父亲在莎士比亚所有剧本中最喜欢的一部。父亲在译完《暴风雨》后曾专门写了一篇《译者题记》： 本剧是莎翁晚期的作品，普通认为是他的最后一本剧作。以取材的神怪而论，很可和他早期的《仲夏夜之梦》相比，但《仲夏夜之梦》的特色是轻倩的抒情的狂想，而《暴风雨》则更深入一层，其中有的是对于人间的观照，象征的意味也格外浓厚而丰富，在艺术上更摆脱了句法音律的束缚，有一种老笔浑成的气调。或云普洛士丕罗是作者自身的象征，莎翁以普氏的脱离荒岛表示自己从写作生活退隐的决心……
开始翻译时，困难不小。特别是因为莎剧原文是诗剧，如仍按诗剧来译，不但难度极大，且在语言的使用上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达到通俗、流畅的要求，也难反映出舞台剧表演力强、适于演出的特点。几经斟酌，最后决定还是用散文体进行翻译。开始翻译后，曾写信和母亲谈起过这个问题： 今天下午我试译了两页莎士比亚，还算顺利，不过恐怕终于不过是poor stuff而已。当然预备全部用散文译出，否则将要了我的命。 母亲和文振叔都写信鼓励和支持他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父亲逐渐增强了信心，比开始时乐观得多了。他在信中说：“虽然不怎样正确精美，总也可以像个样子。” 由于时局紧张，文化事业也不景气，书局要减薪裁员。父亲在书局兼任编辑、校对、函授，等等事务，工作更加繁忙。翻译工作全得在晚上业余时间进行，因此更加感到时间不够用了。刚到世界书局不久时，他对“星期制”有过这样一段评说： 其实星期制很坏。星期日玩了一天之后，星期一当然不会有什么心向A，星期二星期三是一星期中最苦闷的两天……星期四比较安定一些，工作成绩也要好些，一过了星期四，人又变成乐天了，可是一个星期已过去大半，满心想玩了；星期五放了工，再也安身不住，不去看电影也得向四马路溜达一趟书坊……星期六简直不能做工，人是异样不安定，夜里总得两点钟才睡去。可是星期日，好像六天做苦工的代价就是这一天似的，却是最惨没有的日子……这样过去之后，到星期一灵魂就像是一片白雾，星期二它醒了转来，发现仍旧在囚笼里，便又要苦闷了。 凑巧的是，父亲在开始译莎以后的一封信中，又有一次对“星期制”进行了评论： 七日一星期这种制度实在不大好，最好工作六星期，休息一星期，否则时间过去得太快，星期三觉得一星期才开始，星期四就觉得一星期又快完了，连透口气儿的工夫都没有，稍为偷了一下懒，一大段的时间早已飞了去。 先前是整个星期都在苦苦地等着星期天可以玩，这时候则只嫌一个星期过得太快，看来父亲确实已经全身心地投入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了。 （以上摘自《诗侣莎魂》） 吾中华地处亚东，神山屹屹，五洲钟奇，晚清海通以来，夷学东渐，自兹莎学以降，译者论者语流百年，将莎剧神理，融会于心，译而戏之，歌而论之，朱生豪为其佼佼者也。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李伟民 猜你喜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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