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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中学的旧址就是八公山下古城寿州的循理书院。清代乾隆年间，有“二梁”中“北梁”之称的大书法家梁巘在该院主讲。32岁的邓石如以鬻书刻印为生，从家乡怀宁来到这里。在此之前，他在安庆霄汉楼见过梁巘写的中堂书法，钦佩不已。苦于无人引见，他便在循理书院门前摆摊，为人写字刻章。一日，梁巘见到邓石如书写的扇面后，大为赞叹，随后赶紧召见。邓石如因此结识了梁巘，命运从此改变。
据我所知，今天的一些成功的青年书法篆刻家在初闯江湖之时，都曾有过与邓石如相似的靠鬻书刻印为生的艰苦经历，只是很少有人像邓石如在梅镠家那样刻苦习书，八年如一日，遍临秦汉碑版刻石拓片。在书法篆刻艺术发展史上，邓石如尽管是一介布衣，但是他却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家，就象一座高峰巍峨耸立，他所开创的“邓派”篆刻，刚健婀娜，雄厚华滋，开一代写意之风。而这些主要归因于邓石如有着可以与他的篆刻艺术比肩的书法水平，他是用自己的书风入印，他的篆刻正是“印从书出”的典范。受其影响，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均成为一代篆刻大家。 如今，篆刻艺术因其广泛的用途和极高审美价值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与书法、绘画鼎足而立的艺术形式。但考究起来，一方面就象“书画同源”一样，篆刻与书法也都是起源于中国的雕刻文字，本为同源，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篆刻是对书写以后的文字的刻划和再创作，而印文的书法则是为篆刻创作蓝图。另一方面，篆刻与书法都是以汉字书体为艺术表现形式，虽然篆刻在秦汉以后确立了以篆字为主要表现形式，但是仅就岭南的篆刻家而言，就有以甲骨文入印者如简经纶、丁衍庸，有以汉隶入印者如李曲斋、莫仲予，有以魏碑入印者如邓尔雅、何绍甲、余鞠庵，甚至还有以“瘦金书”入印的谈月色和以草书入印的陈恭尹等等。 所以，篆刻须以书法为基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篆刻艺术可以说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完美的结合，一方印中，即有婉转圆通的书法笔意，又有构思精巧的优美篇章，还有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真可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正因为这样，篆刻艺术的至高点其实就是书法，篆刻家书法艺术水平的高低最终决定着其篆刻艺术的高度。一个书法家不一定会篆刻甚至完全不懂得篆刻，但是，一个篆刻家一定会书法，甚至是书法艺术大家。
从古至今，那些优秀的篆刻家不仅描摹临仿秦汉古玺、封泥诏版、瓦当陶刻、权量钱泉、名家印蜕，而且还从书法艺术中汲取营养，甚至是在篆刻中直接取法于书法经典的字法，他的篆刻字法与他的篆书如出一辙。例如，邓石如53岁左右所刻的朱文印“一日之迹”、“十分红处便成灰”、“疁城一日长”，与他此时的篆书作品《曹丕自叙篆书轴》,都是直接取法汉代的《袁安碑》。
不仅如此，凡是一个优秀的篆刻家都有自己的书法篆法体系，他的个人的书法与篆刻的线条是高度统一、一致和融合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篆刻艺术风貌。齐白石是以《祀三公山碑》为字体体系，吴昌硕是以《石鼓文》为字体体系，邓尔雅是以《龙门造像》为字体体系。更有甚者，当一个篆刻家他所取法的书法经典改变以后，他的篆刻风貌也会随之改变。例如，齐白石《白石印草自序》中说：“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最初自刻名字印，友人黎松厂借以丁黄印谱原拓本，得门径。后数年，得二金蝶堂印谱，方知老实为正，疏密自然，乃一变。再后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
当然，早在明代朱简、沈野等人就提出“印外求印”和要求篆刻刀法表现意的主张，欲救篆刻于退势，还是过于虚幻和局限，没有形成气候和大的影响。直到清代邓石如，才以他在篆书领域的巨大成就推动了篆书的复兴和普及。而他倡导的“以书入印”，突破了长期以来篆刻以《说文》为据的局限，他的“书印合一”的篆刻实践，更使方寸印章有了无限的容量和空间。 但是，现在不少篆刻爱好者不重视书法，只是抱着几本篆刻工具书或者名家印蜕摹刻，很少在书法上下功夫。有的只求速成，学一年半载，大赛前再进强化班一个月，投稿竟能入选获奖。因为练书法写篆字起码要十年二十年，他们觉得没这么多功夫了。这种急功近利，浮躁虚浮的风气，还在当今篆刻界蔓延。其实，在刀法、字法和章法这篆刻的三要素，刀法体现功力，字法体现精神，章法体现审美，虽然三者相辅相成，但是核心则是字法。因为刀法和章法都是为了表现字的，字法决定着刀法和章法的选择，是最能体现个性色彩和风格的。所以，欲求篆刻艺术有成就者必攻书法，那是你必须占领的高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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