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戈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兵器之一，有学者认为戈主要用于车战，在两车“错毂”相接时挥戈交战，后来随着车战的消亡而衰落，然而考诸文献和考古资料，此说并不正确。 一、戈柲的长度不适合“错毂”交战 《周礼·考工记·庐人》说“戈柲六尺有六寸”，据此推算戈的标准长度约152厘米，有学者统计了迄今已见戈柲的长度数据，现摘抄如下： “夏”商戈： 锦县水手营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连柄铜戈，全长80.2厘米； 安阳侯家庄M1004出土70件，柲长100厘米； 安阳大司空村M21出土1件，柲长100厘米； 河北蒿城台西M17出土1件，柲长87厘米； 另外有学者根据商代文字中戈与士兵身高的比例，推算戈柲平均约长112.8厘米，与考古所见大体相合。 西周戈： 长安张家坡M170出土2件，柲长82.5厘米； 长安张家坡67M54出土2件，柲长约为70厘米。 东周戈： 临猗程村出土6件，柲长112----145厘米； 陕县后川出土2件，柲长分别为118和162厘米； 长治分水岭M269出土1件，柲长120厘米； 邢台南大洼M1出土1件，柲长110厘米； 曾侯乙墓出土铜戈66件，完整的木柲有52件，柲长一般为127到133厘米，最长不超过140厘米； 战国早期长沙浏城桥M1出土“戈戟之柲”7件，其中4件长303 到310厘米，1件残断，1件长141厘米，另1件未详； 战国中期荆门包山M2 出土8件，柲长约89.2--137.2厘米 ； 战国中期荆州纪城95M1 出土1件，柲长83厘米； 战国中期江陵望山M1出土6件，2件柲长153厘米，4件未详； 战国中期慈利石板村出土2件，柲长156厘米； 当阳赵巷出土1件，柲长206厘米； 荆门包山M4出土2件，柲长176厘米； 江陵雨台山出土2件，柲长115和138厘米； 江陵天星观出土2件，柲长分别为108 和150厘米； 资/兴旧市出土6件，柲长 132----170厘米； 古丈白鹤湾出土4件，柲长110---154厘米； 长沙楚墓出土21件，柲长120---182厘米，1件柲长216厘米，这些数据可能包括鐏长 （详见井中伟博士论文《先秦时期青铜戈戟研究》第353—364页）。 从出土情况看戈柲的长度绝大多数不超过180厘米，集中在80到150厘米。而据杨泓先生研究，“错毂”时为了避免相撞，两车之间至少也要保持1.6米的距离。戈的长度说明它根本无法在“错毂”时使用，这就给“错毂”说打上了一个问号。 二、戈是一种步战武器 《左传》中有不少用戈战斗的记载，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1）徒步作战。如成公二年“（齐侯）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 成公十八年“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 昭公二十六年“臧氏使五人以戈盾伏诸桐汝之闾。” 定公四年“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 2）随身备用。春秋贵族随手取得的武器不是剑而是戈，如僖公二十三年“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成公十六年“范匄趋进……文子执戈逐之” 昭公元年“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 这些显然也是步战。 3）装备车兵。如哀公二年“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蜂旗。大子救之以戈，郑师北”。 襄公十八年“范鞅门于雍门，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 但是这两次战斗并不是“错毂”交战，而是近身或者下车格斗。 4）杂类用途，比如处死囚犯：文公二年“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 文公十一年“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 这些显然也属于徒步使用。 综上可以看出，《左传》中用戈步战的记载很多，用戈车战的记载则很少，也并非是在“错毂”时使用，而是用于逼近或者下车格斗。事实上戈的出现远比战车为早，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戈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而最早的战车仅属于殷墟二期，可见戈与战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戈最早作为一种步战武器而出现，后世也主要用于步战。 三、车战装备与戈在车战中的作用 战车兵的任务一是摧毁敌军步兵阵列，二是打击敌人的战车部队，所装备的武器即由这两项任务决定。 第一项任务的首要目的是打破敌军战斗队形而非杀伤个别士兵，此时依靠的主要是车辆和马匹的冲击力。例如高加米拉会战时，尽管采用4米长矛和密集队形的马其顿方阵具有强大的抗冲击能力，但在面对波斯战车时仍然选择避开以让出通道（事实上战车已经打开缺口，无奈波斯步兵战力过低），而波斯战车兵并未使用近战武器挥砍击刺。另一方面，较早的战车兵并没有装备适于冲阵的武器。已发掘的商代马车车内及附近除弓箭外，只发现长度1.5米以下戈、矛和其他短兵器。亚述战车兵除弓箭外，也只装备短剑、短矛和盾牌。这些短兵器可以用于自卫和格斗，对于冲锋却没有多大用处，表明战车冲锋依靠的是车马的力量。 第二项任务，即打击敌方战车主要使用弓箭等远射武器。一方面战车速度快、冲击力强，乘员也通常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近战不易对付；另一方面战车目标明显、体积庞大，任何一匹马的伤亡都能使战车失去战斗力，因此远射程的弓弩标枪成为攻击战车的首选装备。《左传》有大量记载表明战车之间的战斗主要使用弓箭，埃及、亚述的车兵也是以弓箭为主武器，希腊罗马军队同样是以投射武器克制战车，只是载体换成了机动灵活的轻步兵。 简而言之，战车的主要战斗方式是“撞步兵，射车兵”，在疾驰的战车上以近战兵器攻击敌人只占次要地位，并且此时用的是矛而不是戈，如长度可以满足车战需要的西周戈至今未见，但宝鸡竹园沟M7却出土了柲长达400厘米的西周铜矛。更典型的是曾侯乙墓的兵器，出土的66件戈绝大部分长度在127到133厘米间，最长者不超过140厘米，49件矛中却有48件长达418到436厘米，正适合车上使用。因此“持矛”常与车兵联系在一起。《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栾鍼）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杜注：“车右持矛”。《左传·哀公二年》载“卫大子祷曰：‘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 相对于持矛攻击敌人，车右另一项更重要的职责是保护射手和御手，《左传·哀公二年》“大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太子因为击退了逼近的敌人而认为自己是车右的模范。因此戈也成为车兵的重要装备，但其用途仍然是近身格斗，和步战没有本质区别。 四、结论 综上所述，车兵的战斗方式是以弓箭杀伤敌人战车，以车马的力量冲击步兵方阵，用长矛等长兵器增强攻击力，用戈、剑和盾牌等防身自卫。因为戈的长度决定了它无法用于车战，只是一种步战武器，虽然在车兵中普遍装备，但并非用于“错毂”接战，而是用于同逼近的敌人进行近身格斗，和步战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车右用戈进行“错毂交战”只是近年来才产生的误解，古代学者并不这么认为。《谷梁传·成公五年》范宁注“凡车，将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备非常”。《周礼·夏官·司马》贾公彦疏“戎右者，与君同车，在车之右，执戈盾，备制非常，并充兵中使役”。都认为车右执戈盾是为了“备非常”而非“错毂交战”。 附论：戈盛衰原因浅探 学界多年来对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主要集中在器物本身方面，军事应用方面的研究尚少。戈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武器盛行上千年，其原因值得探讨，以下是个人的一点浅见。 戈的起源主要有刀、镰、斧等几种观点，笔者认同斧起源说。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早期青铜戈的主要用法是横向啄击，同斧钺劈砍的用法相似，而不同于刀、镰用侧刃切割。戈在青铜时代武备中的重要地位也与斧钺在新石器时代的地位一脉相承，刀、镰则是生产工具。事实上斧身向细长方向发展并非中原独有，西亚和我国北方地区也产生了鹤嘴斧。斧钺之所以向戈演变，除了效能和成本的考虑外，可能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是以内装柄的方式对于重量较大青铜斧钺来说显得不够牢固，此时有两种改进方案，第一是改为以銎装柄，第二是减轻斧钺头的重量，先人最终选择了后者，二里头的长条状青铜戚可能即是一种过渡产品。 春秋战国时戈依旧流行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传统和习惯影响了军事革新。古人对戈的偏好至迟在商代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传统。有学者研究了殷墟197座出土有武器并且未经盗掘和破坏的墓葬，其中出土戈的达169座，仅出土戈的达114座，可见戈的流行程度。二是戈有自己的长处。由于先秦皮甲的防护力较差，步兵盾又较小，防护面积有限，因而肩部以上和膝盖以下部位易受攻击，对于这些部位，矛的刺杀容易躲避，戈的钩杀、啄杀、推杀则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也正是戈的主要攻击部位。《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以戈击之，解其左肩。”《左传·哀公二年》载“以戈击之，断缨。”《左传·定公十四年》载“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那时的医疗条件非常简陋，阖庐回去之后不久就死了。 戈被淘汰的原因不少学者认为是由于汉代战车兵衰落和骑兵兴起。但是如前所述戈和战车没有多大联系，因此前者没有根据。后者则难以解释为何步兵也不再用戈，因此最多只能认为骑兵的兴起加速了戈的衰落。笔者认为戈之所以消亡并非由于戈本身的缺陷，而是由于铁兵器的普及。迄今所掌握的先秦到西汉的青铜戈已有相当数量，但一直未有全铁戈见诸报道，甚至在铁兵器已经普及的西汉末年，戈仍然用青铜制造。原因应当是青铜兵器为铸造成型，铁兵器为锻造成型，而锻造铁戈耗费的工时、成本与铁戟相差无几，不如索性制造成性能更好的戟，因此铁戈少见。铁兵器彻底普及以后，戈也就随着青铜一起退出了战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