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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常永 单位：天津行高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亮相之后，“工匠精神”在全国各行各业引起了热议。为此，我浏览了一些有关“工匠精神”的文章，并在朋友的推荐下学习了介绍日本寿司大师小野二郎的纪录片《寿司之神》，受益良多。该片没有颜值担当，也没有催人泪下的人生故事，然而，在娓娓道来之中渗透着启发人深思的力量，可谓“平淡之中见精神”。 这让我联想起中日两国千百年来的恩恩怨怨，联想起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至圣先师孔子所讲的“洁净精微”（《易》之教）的境界，在日本这位做菜的老人家身上得以光大，反观国内的饮食现状（此处略去一万字）……如此这般，不能不有些失落，不能不有些感伤，不能不有些酸楚。 我们的丝绸、瓷器、茶叶都曾经享誉全球，我们的祖辈都曾经是技艺通神的能工巧匠，何以今日难有这种骄傲？这又让我联想起我的工作。律师向客户提供法律服务，靠的是技艺。所以律师也算是一种工匠，法律工匠。当我们在谈论律师的“工匠精神”时，我们能够说些什么？ “匠人”与“商人” 去小野二郎的寿司店吃寿司，让美食作家山本益弘感到紧张。去过很多次之后，他仍然感到紧张。这不仅是因为小野上菜时表情严肃，让食客颇感压力，更主要的原因是“简单的寿司，味道竟然如此有深度”。他用“极简的纯粹”来形容。 美食的意义不仅仅是大快朵颐，美食所企及的高度令人尊敬。据说，小野二郎被评为“米其林”三星主厨时，评委吃的是小野二郎长子小野祯一所做的寿司，不是小野二郎本人的“作品”。而日本普遍认为，小野祯一的烹饪水准距离老父亲还有相当的距离。 小野二郎的寿司被认为是全球最贵的寿司，经济收益自不必说。尽管如此，小野二郎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匠人”，而不是一个“商人”。提起二郎，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最会做寿司的“大师傅”；至于“饭店老板”这个身份，恐怕会忽略不计。 我想说的是：“匠人”与“商人”不是同一种人，“工匠精神”与“商业思维”迥然有别。 律师要生存，凭手艺吃饭，可以说兼具“匠人”和“商人”的身份。钱列阳律师说，律师是“三分之一学者，三分之一商人，三分之一社会活动家”，此言有理。律师要迎来送往，要为稻粱谋，都无可非议；但要立志做一个“法律工匠”，还须淡化“商人”身份。 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工”和“商”分属不同的群体。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话糙理不糙。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很难培养出“法律工匠”。 谈及“工匠精神”，“专业化”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一般来说， “专业化”需要持久地专注，这是常识。在德国，制造一个好零件都需要几代人的坚守。 小野二郎的寿司店，没有介绍手册（菜单），因为除了寿司没有其他菜品，菜单上总不能写“寿司、寿司、寿司……”，那有点儿搞笑。而且，每天的菜品取决于筑地市场能买到的鱼货。不染指其他领域，不扩充店面，专心致志做寿司，这才成就了今日的小野二郎。假如他今天捏寿司，明天包饺子，恐怕很难成为业界翘楚。 对照律师行业，也是如此。假如没有专业的坚守，今天房地产，明天新三板，什么挣钱干什么，很难成为某专业领域的“匠人”。并不是说紧跟潮流不好，敏锐的市场嗅觉是成功的关键。但是，有钱的、成功的名律师、大律师，不等于就是优秀的“法律工匠”。这是不同的评价标准。 成本收益也是个问题。小野二郎的寿司店，以极为严格的标准挑选食材，包括鲔鱼、虾、大米等。他们的合作者也都是鱼、虾、米等领域的专家。为了保证章鱼的口感，小野二郎会按摩章鱼40到50分钟。做好的寿司，不好吃就不能端上桌。“我总是先试吃再上菜”。片中反复出现的小野二郎父子试吃的镜头，相信会令国人唏嘘不已（此处再省略一万字）。对品质的坚守贯穿始终，不惜成本。 律师的最大成本是什么？时间。“工匠精神”要求律师以当事人合法权益最大化为宗旨去服务、去研究。假如律师像商人一样计算成本、收益，必然会导致比照律师费付出工作时间，就难以保证最好的服务品质。 以刑事辩护为例，会见、阅卷、开庭、沟通四项基本功课，除了开庭以外，其他三项工作都难以被委托人直接品评量化，都是“良心活”。律师的会见次数，没有法律限制。与公、检、法沟通案件的次数，合同也无法约定。律师看卷，只看一遍的律师有多少？看三到五遍的律师有多少？把卷翻烂的律师又有多少？委托人无法统计，也看不出来。但是，这些工作直接关系到辩护的力度。 所以说，以“匠人”思维做律师与以“商人”思维做律师，实有天壤之别。 “快”与“慢” 成为一名伟大的工匠需要多少时间？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告诉我们是“一万小时”。而小野二郎则认为需要一生的时间。片中所描述的寿司店学徒漫长、艰难的学习过程令人惊叹。 在日本，长子小野祯一最终会继承父亲的事业。然而，由于八十五岁高龄的父亲仍然不退休，所以，小野祯一虽然技艺超群且年届五十，却还是没当上大厨。学徒则要从拧热毛巾开始学习，十年之后开始煎蛋。这样的成长周期，在国内简直不可思议。 “工匠精神”往往意味着“慢”，“慢”才能精雕细刻。“慢”胜于“快”，先“慢”后“快”，才是真的“快”。急于速成往往会欲速不达、走火入魔。“慢”不是懒惰，而是拓展思考的宽度、厚度、深度，“慢”出品质，“慢”出功力。 我曾在一篇小文（拙作《治人事天莫若啬：向农民学习刑辩智慧》）中提到，从农民身上能学到许多好的思维。“工匠精神”跟“精耕细作”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农民浇田的时候，水就流得特别慢，这样水才能渗透下去；流得太快，看似灌满了，实际上跟没浇一样。 从事律师行业，反应太快不见得是优点。我经常善意地提醒我的助理和合作伙伴，想问题的时候，慢一点、再慢一点，思维的严谨比思维的速度重要得多。在职业规划上，也不能太急躁。不求大红大紫，胜在细水长流。 要舍得在个案上砸时间，把自己当成一个“木匠”，每日里对自己的法律文书、庭审提纲精雕细琢，做最充分的研究和准备。网络骂战、行为艺术、给法官塞钱、陪法官娱乐，这些“技巧”更能让律师“速成”，但也可能分分钟就葬送了来之不易的饭碗。 “自律”与“他律” 小野二郎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动作：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到店，搭同一班车，他甚至从同一位置上地铁。他不喜欢假日，假日对他来说太漫长，他只想尽快回去工作。日本政府颁发给二郎“现代名工奖”，这是作为“职人”的最高荣誉。然而他白天去领奖，晚上回来继续做寿司。 这在外人看来或许十分无聊，但是在小野二郎那里，没有一个动作、一份寿司是完全重复的，每一次他都力求更为精进。“我会在梦里做寿司，点子多到半夜会惊醒”。 高水准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而来。 据我所知，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是如此。康德深居简出，一辈子过着单调的学者生活，每天的每一项活动，如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有过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 每天下午三点半，工作了一天的康德便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邻居们纷纷以此来校对时间，而教堂的钟声也同时响起。也正因为如此，康德被称为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肩的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巨匠，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是永久的哲学经典。 康德有一个著名的概念：“人为自身立法”。“自律”几乎是在某些专业领域取得顶尖成就的所有人的共同点。“我见过许多律己甚严的厨师，但是没有人比他对自己更严苛。他总是对自己不满意，要做得更好。他总是向前看（片中美食评论家评价）。” 小野二郎自己也说：“我会努力向上，直到巅峰，但是没人知道巅峰在哪里。即使工作了数十年，我仍然认为不够完善”。 “工匠精神”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自律”。对于自身所从事的技艺，内心要求做得更好，每天都向着既定的方向更进一步、没有终点。这是一个不断与自身交流、发现自我、追寻自我，最终从“自律”走向“自由”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技艺是一个游戏，是一个极其有趣而又极其严肃、认真的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他或许得到了许多“奖励”，譬如金钱、名誉、地位，但真正使他动心并享受着的，仍然是游戏本身。“我仍然会每天感到惊喜，因为我就是爱捏寿司。即使八十五岁了，还是不想退休。” 目前，许多律师事务所都在积极探索、建立律师业务操作流程，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固然是好事。那么，是不是我们照抄了这些流程、规范，就能够实现服务的提升，成为一名优秀的“工匠”？作为外在规范的“他律”，如果不以“自律”为根基，再完善的制度化、标准化、精细化，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不能落到实处。 结语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德国和日本是举世公认的具有“工匠精神”的两个国家。我们看到的是“德国制造”、“日本匠人”，我们看不到的是这背后的思想渊源。德国登峰造极的古典哲学、深邃的黑森林思维，养成了严谨、理性、守时、专注、好读书的国民性格。日本则善于学习、借鉴外来成果，并加以发扬光大。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缺少“工匠精神”的基因。庖丁解牛，技近乎道。我们从来不缺少思想，我们缺少的是对思想的传承；我们也从来不缺少精神，我们缺少的是对精神的践行。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考郑家栋教授的著作《断裂中的传统》，相信可增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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