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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
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
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
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
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
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
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
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
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
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
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
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发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
寓志于修史之中。
摘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下）p235/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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