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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没有“畏罪逃亡” 杨度早年曾参与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政治家。 传说中的故事场景是这样的：杨度二十一岁那年，湖南名士王闿运亲自到湘潭杨家招杨度为学生。一天傍晚，师生促膝长谈，王闿运问杨度：“我这里有三门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你想学哪一种？”杨度想了想，坚定地回答：“帝王之学。” 他跟着王闿运学了三年帝王之学，一生深受影响，始终醉心于此。他结识袁克定，就是希冀通过袁大公子这块跳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武昌起义前杨度是一个坚定的君主立宪派，晚清预备立宪整个过程中，他始终在为立宪呼吁和奔走，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几份报告，就出自杨度的手笔。杨度和他那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君主立宪是救中国的良方，只要清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清廷构建君主立宪的框架，阻止革命发生。 1915年3月，杨度写了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托同学夏寿田密呈给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杨度认为民众的觉悟程度尚低，还不知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东西，贸然由专制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他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重新建立君主权威，强制推行君主立宪体制，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 即便是在洪宪帝制失败后，杨度的政治立场也并没有改变。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一个多月后，杨度在接受《京津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仍态度执拗，他说：“洪宪帝制虽然失败，但我杨某人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共和是病象，君主乃药石，民众讳疾忌医，实乃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 杨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竞相传闻的畏罪潜逃的迹象，他侃侃而谈，并无多少悔意，也不推卸责任。杨度说：“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人应该负主要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纸上说我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身受审。不过，有句话还是得说，政见不同，也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有人硬要说十恶不赦，兄弟我也无话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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