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仅此一家”的明代余姚孙氏

孙燧
      余姚孙氏祖籍睦州（今淳安一带），五代时迁徙到余姚县梅川乡（今属慈溪市横河镇）。孙燧是余姚孙氏的十七世孙。弘治六年进士。正德十年，由河南布政使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
      江西南昌是明宗室宁王朱宸濠的封地。他听从方士之言，自以为有做皇帝的命，于是外结强盗，内通权臣，挟持群吏，逆谋反叛。对于不肯附从他的地方官员，或遭暗害，或被排挤。孙燧的前任中，已经有两人被杀，两人罢归。孙燧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就先把妻儿遣送回余姚，自己只带了两个家仆去南昌赴任。
      孙燧到任后，向宁王陈说大义，不但遭到拒绝，而且谋逆迹象日益明显。孙燧见身边几乎全是宁王安插的耳目，惟有按察副使许逵忠勇可靠，即与他秘密商量对策。首先，借防御强盗之名，加固南昌周围的城池，并请重兵把守。其次，为防止宁王劫走兵器，将南昌城内的兵器转移到其他地方。孙燧认为，如果宁王真的叛乱，也一定因为他这样的摆布而迅速破灭。宁王也察觉到了孙燧的意图，派人送来枣、梨、姜、芥四件物品，暗示孙燧“早离疆界”。孙燧笑而拒收，一面连上七道奏章，向朝廷汇报宁王即将谋叛的消息，但都被宁王同党中途缴截。宁王极为恼怒，设宴想毒杀孙燧，侥幸未死。
　　正德十五年六月，宁王决定借自己生日聚宴的机会公开叛乱。宁王先设重兵埋伏在王府内外，等大小官员落座，声称正德皇帝抱自民间，太后有旨，令他起兵讨贼。事出突然，众官员一时面面相觑，只有孙燧站出来责问：“既然说有密旨，请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宁王说：“不必多言，我即刻要往南京，你愿意扈驾吗？？”孙燧骂道：“天无二日，我岂肯跟你谋反！”于是宁王叫人将孙燧捆绑，并折断其右臂。许逵起来反抗，也同时被抓。两人骂不绝口，双双被害于惠民门外。
　　也是宁王运气不好，遇到了军事天才王阳明，叛乱仅三十五天，就被王阳明平定。等嘉靖皇帝即位，追赠孙燧为礼部尚书，谥忠烈。现在龙泉山上的忠烈祠，就是为纪念孙燧而建。
今天讲孙燧的故事，我认为他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即是办事推诿扯皮多，效率低下，不作为，不负责任。宁王的谋逆之心世人皆知，但就是没有一个官员向皇帝汇报，他们或受了宁王的贿赂，或是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孙燧认为，一旦宁王起兵谋反，不论成功与否，遭罪的还是百姓。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挺身而出，一方面再三向朝廷汇报，一方面积极准备防御。如果没有孙燧事先周密的部署，王阳明平乱不可能这么快取得成功。
孙燧有三个儿子，叛乱平乱后，三个儿子把父亲的灵柩接回余姚安葬，并在墓旁搭草房守孝。人家守孝只有三年，因为孙燧死得惨烈，所以三人又加三年，共守孝六年，所以世人称他们为三孝子。现在龙泉山上忠烈祠西的三孝子祠，就是纪念孙燧的三个儿子的。后来长子孙堪中嘉靖五年武会元，三子孙陞中嘉靖十四年榜眼，兄弟两人先后取得文武双科冠冕，在科举世上是绝无仅有的。

古越东山

孙陞
      孙陞中榜眼后，例授翰林院编修，升国子监祭酒。
      有一年，嘉靖皇帝是藩王出身，将自己的旧王府建成元佑宫，命时任时礼部右侍郎的孙陞前往湖北祭告。沿途地方官员接到消息后，都筹备丰盛的酒菜饭食侍奉。孙陞见状问道：“这些难道不是民脂民膏？”叫他们都撤了下去。途中路过襄阳、邓州时，看到面黄肌瘦的民工正在修治黄河，孙陞就停车询问疾苦，还写下诗章留给地方官员。地方官员马上下令赈恤，许多百姓因此免于饿死。
      第二年端午节，孙陞母亲在北京去世，朝中官员闻讯都来孙府祭奠，孙陞对他们的礼物、礼金一概婉拒不收。有些人坚持声称“这是买锡箔的钱”，孙陞便请他们在母亲灵前焚化。
三年丁忧期满，孙陞复起为吏部右侍郎。发现有可用之才，就直接推荐给尚书，而不希望被推荐的人知道。他节操冰洁，对非义之财分文不取，因此在吏部任职时没人敢私下送礼物给他，也没人敢托他办理私事。
      一年后，升南京礼部尚书。南京是明朝的陪都，事务不多，孙陞便致力于学术著作，是位学者型名宦。孙陞最终病逝于南京任上，谥“文恪”，是孙氏第二位得谥号的人。
      孙陞虽然出生官宦世家，但一生反对奢靡之风，以清正廉洁著称。他在未做官时，就粗衣淡食，一无所求。后来贵为京官要员，回到家乡后还是徒步乡里，除非出远门，平时从不用轿子，所以后世称他为“笃行君子”。
      孙陞的原配早年过世，留下两个儿子。继配是杭州人杨文俪，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杨文俪不仅精通音律，而且特别擅长科举制艺，《四库提要》记载：“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举之文者，文俪一人而已。”杨文俪既是慈母又是严师，四个儿子都由她亲自教授，最后都中了进士，其中长子孙鑨官至吏部尚书，与余姚人陈有年号称“浙中三贤太宰”，谥清简，为孙氏第三位得谥者。

古越东山

孙鑛
      孙鑛，万历二年的会元，殿试二甲第四名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他所编撰的著述仅考见的就有百余种、一千余卷。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被学者称为“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今天不讲他的学问，但讲他在援朝抗倭中是如何反享乐主义的。
      享乐主义的表现，是安于现状、贪图安逸，缺乏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关白（相当于摄政王）丰臣秀吉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当孙鑛担任兵部右侍郎时，第一次援朝抗倭之战已经进人暂时息战期，明廷内部对“和、战”争议纷纭。
      孙鑛知道日本之意不只是想吞并朝鲜，而是想吞并中国，救朝鲜实际就是保中国，而极力主战，把日本兵全部赶出朝鲜。而兵部尚书石星主和，双方争持不下。于是石星推举孙鑛经略朝鲜，想以此来刁难他。孙鑛不敢推辞，受命之后即刻出征东行，达到东北后立即加强防备。
      但此时朝廷内部对于“封贡”与否依然争论激烈。（封贡，即朝廷承认丰臣秀吉的合法性，丰臣秀吉则按时向明朝上贡。因为上供一本万利，此前日本人曾引起封贡之争，明朝下令罢市，结果倭患加剧）神宗举棋不定，提出了三个方案，让兵部斟酌利弊得失提出意见。孙鑛依然坚持反对“封贡”，极力申说“倭寇不可信”，战争并不是一“封”可以了事的。
      但神宗最终还是批准了“封贡”的方案，还决定委派册封使前往日本册封。“封贡”的方案一出台，作为主和派首脑的兵部尚书石星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明朝布置在朝鲜战场的兵力全部调回国内。
      封倭正使、临淮侯李宗城抵达朝鲜釜山后，得知当年明军使者答应丰臣秀吉的停战条件，和这次他去日本封贡完全是两回事，竟然吓得逃走了。孙鑛闻讯上疏，称倭情叵测，应立即停止封事，转而募兵准备战守。同时，他又派人到朝鲜打探倭情，得知倭寇并未撤退，就再次上疏，称封事应该停止。但部议仍然照行封事。孙鑛只得自行做战争的准备。
      明朝派出的第二任使者达到日本后，丰臣秀吉果然不满意，他说 “我想当王就当王，还需要你来封吗”，立即加大了派往朝鲜的兵力。孙鑛再次上疏，希望朝廷能将抗倭的战事专门委他一人，以便见机行事，唯恐事事汇报朝廷会贻误战机，但为兵部尚书石星所阻。
      因为孙鑛每次办事都受牵制，不得已上疏称病乞休。但万历皇帝认为抗倭事大，不许告病。而石星则认为有孙鑛在，必难成封贡的局面，就奏称孙鑛不该派人去倭营阻挠封贡，还诬陷孙鑛与倭将私通。于是，孙鑛被革职，回余姚听候处理。直到临行，孙鑛还不忘嘱咐他的继任者应当主战。
      后来战事的发展，证明孙鑛的观点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万历皇帝下令将石星逮捕下狱，没几个月瘐死狱中，老婆孩子发配边疆。隔了几年，起复孙鑛为南京兵部尚书，后老死于余姚家中。

古越东山

孙如游
      孙如游，是忠烈公孙燧的次子孙墀的孙子，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是明代余姚三阁老之一。孙如游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他主政礼部的时候。礼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宣部、外交部，在一般人眼里，礼部是最讲形式主义的地方。但就在这样的岗位上，孙如游却不图虚名，做了不少大事、实事。
      明朝后期的皇帝，大都懒于理政，特别是万历皇帝，更是打破了他祖父嘉靖皇帝创下的二十几年不上朝的记录。甚至有官员从做官到退休，从来没有见过皇帝的面。从朝廷到地方，许多职位缺员也不及时补人。当时礼部尚书就缺位时久，部里事务一直由礼部右侍郎的孙如游主持。
      万历四十八年，可能是明朝历史上最多事的一年。先是四月份和七月份，王皇后和万历皇帝先后去世，这两场国丧都由孙如游主持操办。
      万历皇帝驾崩前留下遗言，要皇太子朱常洛晋封他最宠爱的郑贵妃为皇后。万历皇帝去世的第二天，皇太子朱常洛就将这份遗诏拿到礼部，要礼部执行。孙如游立即上疏说，郑贵妃侍奉先帝这么多年，先帝为什么不在生前册立，而在临终前神志不清的时候提出来。考证古今册立皇后的事例，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他不能执行。孙如游的奏章写得有理有节，皇太子朱常洛以为有道理，所以此事就此罢休。
      八月初一日，朱常洛即皇帝位，世称光宗。封建社会称皇太子为国本，当年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就因为久久不立皇太子，使得政局动荡。所以在光宗即位后第三天，孙如游就请皇帝册立皇太子。册立皇太子是国家大事，照例要加封一批官员，于是孙如游升礼部尚书。
      当时光宗最宠爱李选侍，在晋封皇贵妃后还不知足，想进一步册立为皇后。孙如游知道李选侍也生有皇子，一旦册立为皇后，皇太子的人选又要有变动，所以他对当着光宗和李选侍的面，故意强调说，册妃之事，我一定会奉命执行，以此断了光宗和李选侍的念头。
      可是还没有等到举行册封典礼，光宗就在郑贵妃一手策划的送美女、进红丸的阴谋下，只做了三十天皇帝，就突然驾崩了。
      光宗逝世后，缺乏皇后身份的李选侍照理应该立即从乾清宫搬出。但她想迫使皇太子朱由校尊封她为皇后，于是就与郑贵妃密谋，赖在乾清宫不走，阻止新皇登基大典的正常进行。孙如游怕这样下去夜长梦多，就带着大学士及各部尚书等，拥护皇太子朱由校来到文华殿，提前登基，局势才稍稍安定下来。朱由校即位后，定年号天启，世称熹宗皇帝。不久，在孙如游等合朝大臣的强大压力下，李选侍终于仓促移宫。红丸案、移宫案，以及之前的梃击案，合称明末三大案。
      这一年，三起国丧、两次新皇登基，还有册立太子、建造帝陵，以及处理三大案中的后两案，全部是孙如游一个人全力主持操办，而且每件事都办得有礼有节、稳重妥帖。
      到了十月份，天启皇帝钦点孙如游为东阁大学士。明朝后期，朝中遂渐形成一个共识，即入阁的人必须经过群臣廷推。出于这一顾虑，孙如游前后坚辞了三次才领命。
      天启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木匠皇帝，而且手艺颇精，但对政治一向没有兴趣，听任大权旁落太监魏忠贤也无所顾惜。孙如游无力回天，而此时言官也因为他非廷推上疏弹劾，于是他提出辞职。在连上十四本辞职奏章后，终于在天启元年闰二月得以体面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皇帝加封他为文渊阁大学士。天启三年，孙如游在余姚家中病逝，谥文恭，是孙氏第四位得到谥号的人。
      余姚孙氏的声望在孙如游时到达鼎峰，此后虽然依旧官宦不绝，但鲜有名人。惟有孙如游的孙子孙嘉绩还值得一书。清军下江南后，孙嘉绩在浙东首举抗清义旗，后来官至南明鲁王监国东阁大学士，谥忠襄，是孙氏第五位得到谥号的人。孙嘉绩的儿子孙嵩，任鲁王监国户部尚书。

斗门伊人

余姚民间流传着“横河孙家境,纱帽八百顶”,“一门三孝子,五代九尚书”的说法。

一碧涵空

这是横河孙氏宗祠，孙中山也曾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