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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测绘的基础上，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公元1717—1718年)绘制成了《皇舆全览图》。当时的原稿现在已不知去向了，目前见到的是它的铜版和木版雕印本。
从这两种版本的实物看，《皇舆全览图》是一套统一绘制的分幅全国地图集，采用的经纬线都是斜交直线的梯形投影法(TrapezoidalProjection)，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按1：400000—1：1500000的比例尺绘制。图幅的范围西止新疆哈密，东至黑龙江口，北至北纬55度(比所测最北的经纬点更北)，即哈密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清朝疆域。全国由28个分幅图(空缺不计)拼接而成：东北地区五幅，蒙古三幅，关内各省15幅，黄河上游一幅，长江上游一幅，雅鲁藏布江流域一幅，哈密以东一幅，高丽(朝鲜半岛)一幅。哈密以西及西藏尚未绘入。西藏本来有一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命驻藏大臣派人绘成的地图，但因不符合图集的要求而无法编入。以后的铜版本补入了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测绘的地图。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皇舆全览图》被雕成铜版，这个版本中西藏、蒙古、东北等地都用满文注记。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又刻成木版，图上的文字全部改用汉字。这两种版本以后又被多次摹绘、刻印和重印，现在看到的主要有三种：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的30多幅分省地图，可能就是《皇舆全览图》中分省图的原本，或者是根据原图画的摹绘本，可能是该图集最早的版本。根据《清史稿·何国宗传》等记载，当年镌铜版是按一幅全国总图和32幅分省(区)图分幅的，其中内陆16幅，“边外”(边疆)16幅。1735年(雍正十三年)法国的唐维尔(D′Anville)编绘的《中国分省图》和《满蒙藏图》，1743年(乾隆八年)福克司(Fuchs)编的《康熙皇舆全览图》都属于这一系统。
1921年曾在沈阳故宫发现刻有《皇舆全览图》的41块铜版，以后就下落不明了。幸而当时已经刊印，才使它们的原貌没有失传。这套图在印行时被题名为《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是《皇舆全览图》又一本重要版本。图中关内各省用汉字标注，东北、蒙古用满文标注，天津、荣城二县被注为天津卫、荣城卫，这与杜赫德(Du Halde)编纂的《中华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Des 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de la Tartaric Chinoise)一书中所说康熙皇帝所规定的注记方法完全相符，很可能是当年绘制的原本之一。
《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也是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但范围更大，西至西经40度，东至大海，北至北纬61度，南至北纬18度。每五个纬度为一排，共八排，每排又以经度分为若干幅，共计分为41幅。这种以经纬图分幅绘制的地图以往从未出现过。
《皇舆全览图》的又一个版本是以分省分府分幅绘制的小叶(页)本，即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内的地图，共有227叶。由于缩小了开本，图上的小地名已“细若牛毛”，内容则与原本无异，但不注经纬度数，也没有“边外”(边疆)部分。这个版本应该晚于前两个，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分省分府《皇舆全图》和1932年北平影印出版的《内府舆图》都属于这一系统。
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着一种直格10排的《皇舆全图》，有印制和手绘的两种，都是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问世的。此图的范围虽然比康熙《皇舆全览图》略大，实际内容却几乎相同。直格10排《皇舆全图》的经线与纬线是作直角相交的，因而又被称为“皇舆方格地图”。由于经纬线成了扩大的“画方”，高纬度地区产生的误差较大。这说明雍正年间曾对康熙《皇舆全览图》作过修订，但这种将经纬线变成直交的方法实际上是向“计里画方”的倒退，结果是使图的质量有所下降。
《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吸收了《西域图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等反映哈密以西地区的测绘成果而绘制的，完成的时间说法不一，大致在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公元1760—1762年)。
《乾隆内府舆图》也是采用经纬线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绘制的，图中以每五个纬度为一排，共13排，因此又被称为“乾隆十三排图”。该图的范围比《皇舆全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但东北和内陆部分与《皇舆全览图》基本相同，所增的主要是新疆哈密以西。尽管该图向西一直画到波罗的海、地中海，向北一直画到俄罗斯北海，但实际内容并没有多少增加。凡经过实测的地点，内容比较详细准确；其他部分除了有零星的山脉、河流之外，几乎就是大片空白。该图曾由传教士蒋友仁雕成铜版，并有多种版本流传，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多种版本。1932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曾重印此图。
与康熙《皇舆全览图》一样，《乾隆内府舆图》也是以实测成果为制图依据，并采用经纬度绘制的，因而内容相当详细准确，不仅为后人留下了18世纪初宝贵的地理资料，还可供我们与此后的地理状况作比较，进行地理环境变迁的研究。如图上罗布泊的位置画在北纬40°40′，以后俄国的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等发现罗布泊在北纬40°以南，就贸然指责图上的位置标错了。可是事实证明，当时图上的位置并没有标错，而是由于风蚀和轮替沉积等原因，罗布泊本身的位置摆动了。《乾隆内府舆图》上一些海岸线与今天不同，山东大清河口的海岸线很直，可见现在伸入海中的黄河三角洲大部分是在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铜瓦厢决口，黄河主河道北徙后冲积而成的。图上长江口的崇明岛北口很宽阔，吕四场贴近江口，而现在海门以东已淤成大片陆地。这些都可为我们研究海陆变迁，推算具体地点的海岸线外推速度提供可靠的根据。
《乾隆内府舆图》的流传比康熙《皇舆全览图》要广，对我国地图绘制的影响也更大，成为后世编绘全国性地图的主要依据。如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董方立的《清朝地理图》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还是胡林翼的《大清一统舆图》。这是由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请邹世诒、晏顾镇编制的，主要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并参考了李兆洛等的地图，于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刻版。康熙、乾隆的测绘成果，至此才能为民间普遍运用。在现代中国地图出版之前，这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地图集。
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期在清朝政府主持下的全国性地图测绘，使中国再次登上了世界地图测绘史上的一个新高峰，也使中国的地图测绘水平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颠峰。
但这一优势并没有保持下去，相反，就在康熙年间的全国测绘完成后不久，就已经出现了退步的迹象。前面已经提到，测绘人员本来已经提出了在东西边疆通过对日食的观察来测定经度，以便进一步提高地图的精确度，但没有获得康熙的批准。这固然出于康熙本人认识的局限，但更反映出这样一次重要的测绘主要是出于康熙个人的兴趣和意志，并没有在当时的高级官员中形成一种正确的观念，更没有普及到知识界。康熙虽然了解西方测绘方法的先进性，但只是想用于绘成全国地图，并没有想到要在中国学习或推广这项技术，更没有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提高的计划。所以当时随同传教士到各地测绘的中国人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除个别人在史料中被偶然提及外，基本连姓名已无法查考，更没有必要的记载。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一段历史，主要只能依靠当年参加测绘的传教士的记录。乾隆时负责测绘的何国宗、明安图等人虽也学习了一定的测绘知识，但显然没有深入研究，所以在测绘完成之后，既没有进行总结，也没有将技术和经验传授下去。随着测绘的结束，人员解散，器材流失，从此再无活动了。
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面前，能像康熙皇帝那样给予有限度的承认和肯定的人，也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人却只当作夷人的奇巧，视为雕虫小技。当传统的考据学问在乾隆、嘉庆时代达到高峰时，忽视科学技术的倾向也日益严重。因此，科学的测绘方法根本没有得到传播，反而随着《乾隆内府舆图》的最终完成而烟消云散。由刘统勋、何国宗负责测绘编成的《西域图志》于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六月交到军机处(最高军事机关)方略馆后，乾隆又另派了一批官员去编修，他们仍然走上了中国地理图志的老路，经过20年之久，到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才编成的《皇舆西域图志》中，地图上的经纬度却被取消了。而民间编绘的《西藏图考》、《西招图略》、《卫藏图识》等无不如此，甚至连比例尺也不重视了。至于地方志和其他书籍中的地图，基本还是“计里画方”的旧法，或者依然是用山水画形式画的简单示意图。正因为如此，100多年间的地图测绘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倒退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耗费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测绘制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却没有能发挥它们本该起的作用。当它们被献给皇帝以后，就基本上与尘世绝缘了，以至早已不知所终。铜版、木版印刷的地图数量也极少，只有为数不多的王公贵族和大臣才有幸获得赏赐，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懂得这套地图的价值，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清代学者齐召南有机会看到了康熙时测绘的地图，以图上的河流为依据写成名著《水道提纲》，因所记述的内容准确而备受赞誉。可惜的是，像齐召南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否则清代的地理学成就必定会大得多。
与此适成对比的是，传教士们带回西方、或由他们在西方编绘的中国地图，立即受到广泛重视，很快大量出版，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当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时，使用的正是这些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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