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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盖世诗文
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出生于一个地方官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聪颖敏捷，喜欢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他口才极好，据史书记载：“（王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变法时期，他经常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政论文在“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其文笔力雄健，奇崛峭拔。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炼，“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性。这对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如《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王安石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他的“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如《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他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对宋神宗熙宁三年庚戌（1070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如《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其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王安石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如《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文风峭刻，笔力劲健；评价人物，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 王安石在他的散文中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大都采用书、表、记、序等体式，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如《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如《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所以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针砭现实，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其风格雄健刚直，简丽自然。 王安石的诗歌，刚劲清新，佳作颇多。他的诗歌创作，大致以第二次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正如叶梦得所言：“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石林诗话》）。 他前期的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譬如《感事》：
“贱子昔在野， 心哀此黔首。 丰年不饱食， 水旱尚何有。 虽无剽盗起， 万一且不久。 特愁吏之为， 十室灾八九。 原田败粟麦， 欲诉嗟无赇。 间关幸见省， 笞扑随其后。 况是交冬春， 老弱就僵仆。 州家闭仓庾， 县吏鞭租负。 乡邻铢两徵， 坐逮空南亩。 取赀官一毫， 奸桀已云富。 彼昏方怡然， 自谓民父母。 朅来佐荒郡， 檩檩常惭疚。 昔之心所哀， 今也执其咎。 乘田圣所勉， 况乃余之陋。 内讼敢不勤， 同忧在僚友。” 这是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上写的一首诗。诗中所描写的农民艰苦的生存处境以及缺乏保障的生活，是王安石经过南北各地普遍存在的现实。然而，身为舒州通判的王安石，对于此时此地的此类民间疾苦，却肩负着尽可能予以解决的责任，所以，他把这种思虑写出来，既用以时时提醒自己，同时，也希望在此任职的僚友们共同努力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 还有《兼并》、《省兵》等，王安石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描写，指出了北宋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了“精兵择将”等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评价，抒发了自己新的见解。 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在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陈师道说：“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王荆公暮年喜为集句，唐人号为四体，黄鲁直谓正堪一笑尔。”（《后山诗话》）“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我们从《泊船瓜洲》、《书湖阴先生壁二首》、《泊船瓜洲》、《江上》《梅花》等诗中，可以看出，诗人观察细致，其诗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譬如《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诗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当时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奉诏进京，舟次瓜州。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以愉快的笔调写他从京口渡江，抵达瓜州。“一水间”三字，形容舟兴迅疾，倾刻就到。次句“钟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他对钟山的回望。王安石于景祐四年（1037年）随父王益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从此江宁便成了他的息肩之地。熙宁七年甲寅（1074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即寓居江宁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只隔”两字极言钟山之近在咫尺。把“数重山”的间隔说得如此平常，反映了诗人对于钟山依恋之深；而事实上，钟山毕竟被“数重山”挡住了。因此，诗人的视线转向了江岸，引出了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是对江岸美丽春色的描写，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这里面的“绿”字，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及其富于表现力。据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八》中说：“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诗人认为‘到’、 ‘过’、 ‘入’、 ‘满’等字都不理想，只有‘绿’字最为精警。“文字频改，功夫自出。”（《童蒙诗训》）这种斟字而改的治学精神，曾获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彦周诗话》）的赞誉，被后世称赞为“一字之师”的典范。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从时间上说，已是夜晚。诗人回望既久，不觉红日西沉，皓月初上。隔岸的景物虽然消逝在朦胧的月色之中，而对钟山的依恋却愈益加深。他相信自己投老山林，终将有日，故结尾以设问句式，表达了这一想法。 从而使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称为千古名句，令后世赞叹不已。 又如：《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 “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这是王安石题在杨德逢屋壁上的一首诗。杨德逢，别号湖阴先生，是作者退居金陵时的邻居和经常往来的朋友。开头两句赞扬杨家庭院（茅檐代指庭院）的清幽。这清幽的环境令人陶醉。当诗人的的目光从院内花木移向山水时，他的思致才会那样悠远、飘逸，才会孕育出最后一联警句。这一联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内容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其中“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故而为千古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像《明妃曲二首》和《桃源行》等篇，却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譬如《明妃曲二首（其一）》：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我们知道，北宋时，辽、夏“交侵，岁币百万”（赵翼《廿二史劄记》）。景祐以来，“西（夏）事尤棘”。梅尧臣、欧阳修等人曾在诗中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的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的这首诗作于嘉祐四年（1059年）。诗人借汉言宋，自然想到明妃。他在诗中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又如《桃源行》：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 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自晋末的陶渊明作了一篇《桃花源记并诗》之后，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桃源之事的篇什便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有王维的《桃源行》、韩愈的《桃源图》和王安石的这首《桃源行》。它们虽然都取材于桃源故事，但以各自特有的笔法，表现了不同的艺术情趣和创作特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桃花源。王维的《桃源行》纯是叙事，从“渔人逐水爱山春”写渔人初入桃源，一直说到回乡后“不辨仙源何处寻”，将一篇《桃花源记》原原本本地铺叙出来，自然流畅，全用本色语。韩愈的《桃源图》则流丽雄肆，音调高朗，表现了他“横空盘硬语”的手段和才情横溢的笔力，但叙述本事一段，基本上也还是按着《桃花源记》中所写的一一铺陈。王安石的这首《桃源行》最晚出，他力去陈言，自创新格，因而在陶渊明原作的基础上，凭着自己的想象，作了一番再创造。既概括了陶诗的内容，又抒写了诗人对乱世的厌恶和对淳朴平等社会的向往。与前代诸作相比，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蹊径，自出新意。
其次，以精辟的议论行文。如以“虽有父子无君臣”来记桃源中人的平等相待、怡然自得，以“重华一去不复得，天下纷纷几经秦”感叹白云苍狗、盛世不再，均从大处着笔，以警拔的议论出之，体现了宋人以议论为诗的特点。方东树评道：“凡一题数首，观各人命意归宿，下笔章法。辋川只叙本事，层层逐叙夹写，此只是衍题。介甫纯以议论驾空而行，绝不写。”清人金德瑛《冷庐杂识》引：“荆公但‘虽有父子无君臣’、‘天下纷纷几经秦’，皆前所未道。大抵后人须精刻过前人，然后可以争胜。”
王安石的律诗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之誉。王安石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然不多，却风格高峻豪放，感慨深沉，别具一格。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譬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这是作者再次罢相，居金陵时所作。它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这首诗所写的时间，是诗人意志消沉时的一个晚秋的傍晚；所写的地点是金陵城的登高处；主人公是是倦于机务的诗人。所写的内容是赞美故国江山的“图画难足”，叹过去竞逐豪华的“悲恨相续”。其写作意图是要退出政治斗争、解甲归田、怡情山水。 当时的金陵怀古之词，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被赞为咏古绝唱。苏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出现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可以说，王安石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 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 “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 王安石一生创作的诗文很多，所著《字说》、《钟山日录》等，多以散佚。现存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又《老子注》若干条保存于《道藏·彭耜集注》中。 2012/7/12辑于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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