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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整合 1994年元月，台湾学术界盛大举行一次“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海峡两岸及国际著名学者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云集，大家就历史学方面及考古学新发现方面的论题，提出诸多见解卓越的论文①，企图将经典载述的历史与科学实证的考古贡献，早日整合，融为一体，以免二者在时间的观念上，长久不相统属。例如由距今3800年前后的二里头文化，尚未能与夏代结合，而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晚期彩陶工艺，就更难与黄帝的时代结合。在大会讨论时，不佞曾提出一个简单的譬喻：即历史学与考古学，二者应该就像一件夹克的左右边，若将它中间连系的“时间拉链”拉上，不就自然地连结整合了吗？所以，当代表中国文明的夹克，因拉上拉链而整合时，我们可以说：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黄帝时代的仰韶文化晚期彩陶及早期龙山文化灰黑陶工艺，便会是对应同观可被接受的理念。 黄帝，通俗尊之为中华民族的“共祖”，中国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向来号称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便由黄帝算起。但我们如据“轩辕教”每年四月五日大祭黄帝圣诞（2734B.C.）计算②，实在距今才4732年，而黄帝活动的时间，则大约应在4650年之前。西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91B.C.）首卷“五帝本纪”，即以黄帝居首，载述事功历历，二千年来传若信史，可是在考古求真的今日，却少实证可举。 黄帝的地望，根据近代史学家及通俗概念，多指在今河南省西部地带，其北仅止于山西省南部，与夏禹的地望略似，方圆不过三、四百公里，约只《史记》所述黄帝活动范围的九分之一③。 三十年来，各地考古发掘大兴，古代文物不断出土，虽然黄帝的年历及地望难确，但我们藉著与其相应的考古年代，及各地出土当时文物的展现，仍可通观黄帝时代的中国文明。兹先由古籍史料择要叙述，并试证黄帝其人的真实性。
二、黄帝其人及索证 大约自东周的春秋晚期到西汉之时，相当于西元前五世纪到西元前一世纪的四百多年间，至少在传下将近十部的经史古籍中，可以窥见黄帝的事迹，后世又传《今本竹书纪年》，也有补遗。现试作摘译，贯串如下： 黄帝为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史记》）；少典是娶有蟜氏女，生黄帝与炎帝（《国语》）。黄帝在神农氏没落之后兴起（《易经·系辞下传》、《庄子·山木篇》、《管子·轻重篇》），初时建都有熊，最先制作百官穿戴的官服和官帽（《今本竹书纪年》）；教导人民用钻木及借日光的方法生火，来煮熟肉类，使老百姓不患胃病（《管子·轻重戊篇》）。之后，势力日渐壮大，曾在阪泉战胜炎帝（《春秋左传》、《史记》）；又在涿鹿擒杀蚩尤（《庄子·盗跖篇》、《史记》），于是天下大定，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 有一次，黄帝要到大隗具茨山去游赏，在襄城附近迷了路，于是向牧马童探问，牧马童见闻甚广，回答了他，他很惊讶，就又请教治理天下的方法；牧马童经黄帝一再恳请，回答说：“治理天下如牧马一样，只要铲除害群之马就行了！”（《庄子·徐无鬼篇》）。黄帝又曾在洞庭湖之滨，弹奏《咸池》的乐章（《庄子·天运篇及天下篇》）。 黄帝在位十九年，政令遍行天下，听说空同（崆峒）山上有位贤人叫广成子，于是就去崆峒山问道，广成子遂教他放任无为而治天下的道理（《庄子·在宥篇》）。黄帝闻道后，善于治理人民，能使人民勤奋工作，并顺应民心，使人民自然而然接受教化；同时，黄帝制定的法律，简明不乱，百姓都能安心守法，于是各地人民相率来归，自动自发从事各类生产建设，所以黄帝能够无为而将天下治理得很好（《易经·系辞下传》、《管子·任法篇》）。黄帝在位二十年时，看到天上五彩祥云出现，于是就用各色彩云制定官名（《春秋左传》、《今本竹书纪年》）。 黄帝也曾到赤水北边去游玩，还登过昆仑的山丘，然后向南回来（《庄子·天地篇及至乐篇》）。黄帝在位五十九年时，仁义远播，于是有外国人贯胸氏和长股氏前来臣服（《今本竹书纪年》）——可能是当时的边疆民族。 黄帝在位一百年，曾经发生大地震，地面坼裂，于是黄帝驾崩（《今本竹书纪年》）。黄帝崩后，他的第八世孙——虞舜和夏禹，先后治国，每隔五年都要隆重禘祭黄帝（《国语·鲁语》、《礼记·祭法篇》）。 春秋时候，曾传说黄帝在位三百年，宰我很奇怪，就请教孔子，孔子解释说：黄帝是个劳心勤政的君主，他能教导百姓节省民生财物，因此他在位的时候，人民蒙受他的德政一百年；死后，人民敬奉他的神灵一百年；等到后人忘记他时，也还用他的教化一百年，所以说黄帝在位三百年（《大戴礼》）。 以上内容，大多出自距今二千年前的典籍载记，其中不免有浮托教化之说，但总显现黄帝确然存在于先秦时期中国人的心中。不过，上举的先秦竹帛典籍，所用文字原非楷书，乃皆东周古文，当时各国文字结构，依然本于商及西周文字（见于铜器铭文）一脉而传，除字形长扁别致，笔画略有增减外，可谓大同小异。到了秦及西汉，则是小篆及隶书通行之世，文字结构已多变化，当时对先秦典籍有否进行移译传抄，不得而知，但东汉之时，楷书盛行，诸籍势必用楷书改写，一如今本；因此今人所读黄帝故事，并非直接由先秦典籍古字识得，其真实性终究仍有一些存疑。 大地无秘藏，但看早发掘。幸而有东周的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的一件“陈侯因◆敦”出土在世（图一），因◆通因齐，是齐威王的名字④。这件铜礼器的腹内铸有铭文七十九字（图二），我们将它楷写并通读（图三），内容译解如下： 时在六月癸未这一天，齐威王——陈侯因齐在器铭上铸曰：我孝武双全的父亲桓公（指田午——陈侯午），你的兴邦大计能够实现，是我最敬佩的啊！我因齐为了弘扬父亲，并继承先祖黄帝及效法齐桓公（指春秋初之齐桓公——小白）和晋文公的霸业，大会诸侯，以炫耀祖先的盛德。诸侯献来纯好美铜，就以它为孝武双全的父亲桓公铸造这件祭祀用来盛饭的敦器。此敦可供秋冬祭用，愿祖先庇佑我保有齐国的强大，使万世子子孙孙，永远引为典范。 本铭的器主是“陈侯因齐”，他就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以下简称“田完世家”）中的威王‘因齐’，原乃田敬仲完（陈完）的十二世孙；陈完是春秋初陈厉公之子，因恐罹祸而在齐桓公十四年（672B.C.），从陈国投奔到齐国，并改姓田氏⑤。但我们现在见金文所记，凡陈国之“陈”都作‘◆’，奔齐后就都改写作‘◆’，不过是将原本从“攴”而“陈”声之字，改为从“土”之小异而已。由此一端，亦证商周铜器铭文原貌之珍贵，远胜典籍移译传抄的失实。 《史记》称：（齐威王）因齐初即位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到在位 廿四年（355B.C.），楚、赵及燕诸国才不敢来侵，泗上十二诸侯（邾、莒、宋及鲁等国）皆来朝；在位廿六年（353B.C.），救赵败魏，最强于诸侯，于是始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在位卅六年（343B.C.）卒，其子辟疆立，是为齐宣王。 本铭中之“因齐”自称“陈侯”（田侯），是尚未称王之时；而六月之前，大会诸侯后，用诸侯献来的美好纯铜，为其父桓公——陈侯午（田午）铸制此一祭器。据此研判，本敦便应铸于大会诸侯之后，自称为王之前，是可能即铸于廿六年（353B.C.）的六月，当器铸成，致祭其父桓公后不久，睥睨时势，有不可一世之概，于是称王！ 齐威王（因齐）的祖父叫田和，原是齐康公时丞相，由于齐康公淫于酒及妇人，不听政，田和遂篡夺其位，五年后周天子立他为齐侯（386B.C.）；立二年卒，子田午立，称桓公（384B.C.），就是齐威王的父亲。此齐桓公田午即铜器上的“陈侯午”，他在位第七年时，用诸侯送来的美铜铸了一件“陈侯午七年敦”（图四）⑥；在位第十四年时，又用群诸侯进献的美铜，铸了二件“陈侯午十四年敦”及一件“陈侯午十四年簋”（图五—七），显然这位齐桓公在位十四年时还威武显赫的活著！但很遗憾《史记》竟载齐桓公是在位六年时卒，而其《年表》单列了原本的齐康公二十六年卒（379B.C.），太公望的后代至此绝祀，田氏遂并齐而有之，并未列桓公的六年卒，接著就是齐威王因齐元年（378B.C.）了。 因此，若不是齐桓公（陈侯午——田午）在七年及十四年所铸的诸器出现，这位战国豪雄岂不就被《史记》白白早葬了许多年；《年表》虽然也只跳脱了一小节，可是他儿子齐威王的年代，以及齐威王与列国所有关连的事迹，必然都有错乱不实之嫌。由此一例，乃证《史记》载述之有误，而商周铜器铭文（金文）保存史料之可贵且可信。倒是唐代司马贞著《史记田完世家》之“索隐”，引了《纪年》提出异议云： 案《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与此不同⑦。
由于齐桓公陈侯午诸器的现世，正与唐人所见的《竹书纪年》记载可互证为真，而《史记》称齐桓公六年卒，则是一大败笔！ 金文既然信而有徵，齐威王所作“陈侯因齐敦”铭中自述“高祖黄帝”，就比移译传抄的经典史籍真实。那么，我们再来追索齐威王与其高祖黄帝的谱系脉络。 据上引“田完世家”，知齐威王的身世，可溯出他是陈完（田完）的十二代孙；再据“陈杞世家”，可由陈完溯出齐威王是陈胡公满的二十三代孙，而《左传》及《国语》又称陈胡公为虞胡公，是虞帝舜的后裔。最后据“五帝本纪”的串连获知，虞帝舜是帝颛顼的第七代孙，是黄帝的第九代孙；因此，黄帝便真是战国时齐威王的“高祖”无疑。 黄帝有二子，其一为昌意生帝颛顼，其二为玄器生孙帝喾；由这两系的家族成员，共同缔造一部五帝及夏、商、周、秦共达2500年的中国上古史。如今，帝喾为殷商始祖的真实性，已用安阳殷墟出土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证明⑧；同样的，黄帝的真实性，用战国中期的铜器铭记证明，也应属可信。 三、黄帝时代的活动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前章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我们一一指出当今的地理位置，更得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⑨。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⑩；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11，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12；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至为合理。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南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 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一说涿鹿即在今河北省北部的涿鹿县，其远在新郑之北约800公里，似不如在山西省南部河曲的解县附近，并居于活动范围之中心为合理。 据《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葬桥山”，后世注说都指在陕西省中部的桥山，并设黄陵县，其位于洛河之西，有支流沮河三面围绕。自汉武帝远征朔方凯归，途中在此致祭黄帝（见《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历代皇帝相继立下祭祀碑碣已七十多通。按此处地居陕北黄土高原的真正分界点，在河套阴山昆仑之南约700公里，由河曲涿鹿来此约150公里，若径取水路由西北流向之洛河往来，还称便利；若称黄帝所都涿鹿是在河北省的北部，则黄帝崩时，欲向其西南深入黄土高原近千公里之遥觅葬，不管是埋真人，或立衣冠塚，从地缘上看，都难言之成理，故宁信黄帝迁都是在河曲的涿鹿之说。 四、考古发掘黄帝时代的四方文物 黄帝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共祖，但中华民族的文明并不始于黄帝时代。在这块地貌约略作60度角斜分的广大沃土上，西北是高原，东南多丘陵与平原；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先民便已孕育著生活用品日趋精美的工艺文明；黄帝的时代约活动于距今4700年前后的百年间，只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约8000～4000年前）的晚期，据现代新兴考古发掘文物的呈现，从出土的陶器、玉器及工具等，最能总览通观当时的四方文明。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晚期（约3000～2500B.C.）○13，在黄帝都邑有熊（新郑）附近的黄河中游地区，有洛阳的王湾二期文化○14，所见彩陶为大口曲腹小底的碗钵与盆，又有罐、瓮等；其早段有不少红陶是先施一层白色陶衣，再用红、黑二色画上纹饰，纹饰有带状网格纹、豆荚纹、细腰纹及新月纹等；其后红陶减少，灰陶增加，陶器表面不施陶衣，单用红或黑色作彩纹，但多简化成各式线纹，也有作弧线交叉及弯曲如钩之纹；到了二期后段，年代便约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图八），大多是细泥磨光的灰黑陶，彩陶已少○15。 从王湾遗址西去约70公里，经渑池县的仰韶文化遗址，再西约50公里，就是黄河南岸陕县（三门峡市）的庙底沟遗址；它的年代可早到西元前39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存，晚到西元前2780年的早期龙山文化遗存○16。庙底沟仰韶文化类型的陶器，大多用泥条盘筑法，少数用捏制法，质地多为细泥红陶及夹砂红陶，纹饰以黑彩为主，画在上腹作弧纹或回旋钩连纹，并加缀圆点，也有作花瓣纹，另有少数简化的蛙纹和鸟纹○17。与庙底沟类型相似的彩陶，还有陕西华阴县的西关堡，及黄河北岸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等地；若观属于庙底沟期的遗址分布，则向西可沿渭河流域扩及黄河上游的兰州地区，向北可溯黄河两岸经陕北及太原之西直上河套，向东只到郑州一带，向南可达汉水的上游地区○18，纵横近千公里的范围。 庙底沟的二期文化，年代下限在西元前2800年左右○19，与王湾二期文化及黄帝时代约相当，其陶器中已百分之九十七为灰陶，彩陶极少，有盆形的鼎和斝出现（图九——一一），接近早期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20。
六、七千年前的西安半坡类型彩陶，及稍晚的庙底沟类型彩陶，从关中渭河流域向西越陇阪而扩散，在甘青高原黄河上游的兰州地区落户生根，造成马家窑、小坪子、半山及马厂诸类型的彩陶体系。黄帝时代则应处于马家窑类型（3290～2880B.C.）与半山类型（2655～2330B.C.）之间的小坪子期；在兰州附近出土的小坪子期彩陶，作橙黄色，其早期的器表用黑彩而当中变宽的条纹，画出旋涡纹、波形纹（图一二）和局部网格纹等，与马家窑期条纹粗细均匀者有异，较晚者其纹饰亦全用黑色，又与半山期红黑相间的彩纹不同，而彩纹上的锯齿也不如半山期细小○21。在黄帝时代的西土兰州地区，所用橙黄色彩陶，实较黄帝都邑所在的中原地区演变成灰黑陶要炫丽得多。 近乎河南龙山文化（2600～2000B.C）早期盛行的灰黑陶，显然与黄河下游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2800～2500B.C），有了密切的来往。此时山东的彩陶已少，代之而起的是灰黑陶及黄陶，有篮纹鼎、袋足鬶、折腹豆、瓶，黑陶高柄杯（图一三、一四）及篮纹大口尊等；也烧制一种质地坚硬、胎薄壁匀，色泽或白或微黄、或粉红的光素白陶○22，明丽娇美。也见玉铲及玉石装饰品（图一五、一六），还有透雕的象牙梳、象牙筒及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表现当时制骨工艺的高度技术○23；尤其说明黄帝时代的山东地域有象群的栖息，给制骨工艺提供上好的骨料。 与黄河中游相对的南方长江中游，便有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图一七、一八），其后期的年代为3000～2600B.C.正是黄帝南来洞庭湖滨奏乐的时段。当地的陶器主要是灰陶、黑陶和黄陶，而以圈足的凹底器较多，还有少量的朱绘陶和彩陶，以及新出特有的薄胎晕染彩陶和彩陶纺轮，也有朱绘的石钺○24。 屈家岭文化北与仰韶文化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从相似的陶器形制，反映出它们曾先后发生接触和交流○25。向西溯长江而上穿巫峡，与大溪文化（4400～3300B.C.）也有关连，而大溪文化彩陶罐上的五出花瓣纹，又与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彩陶罐相似○26，显见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当时在文化上的互通气息。 顺长江而东进入下游的太湖地区，是良渚文化的温床，年代约为3300～2200B.C.。晚期以黑皮陶器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T字形足的鼎、甗（图一九）、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及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与宽把带流杯等；彩绘石斧（图二○），石制农具有三角形犁形器（图二一），及略呈三角形的斜柄刀○27。手工艺的玉器制作，最盛且突出，有长筒形的十一节玉琮，高三三·二公分（图二二），及直径二六·二公分的大玉壁可为代表（图二三）；大多玉琮四周刻有兽面纹（图二四）。 以位处长江与太湖中间的江苏武进寺墩遗址三号墓葬为例，所出土的一座青年男墓，其随葬玉器即达百余件，单是玉琮就有三十三件，玉壁十数件，还有玉钺及玉刀等。另一座位于浙江余杭县的反山二十三号墓，几乎是座纯玉壁的陪葬墓，数约五十件左右。整个太湖地区所发掘墓葬的良渚文化玉器，量及数千，雕工精美，形制诡奇○28，可以说是黄帝时代的东方文化奇葩。 在太湖南岸，有吴兴（湖州）县的钱山漾遗址（3300～2600B.C.），出土可能早过黄帝时代的丝织品，是用家蚕丝线织成的绢片和丝带；另有一件石斧上还留有黑绘的回纹○29。但读史料及载记，黄帝的足迹似未到过太湖之滨。 由长江中游南下，则有江西鄱阳湖边修水的山背文化，年代为西元前2800年，见夹砂红陶，盛行装饰凹凸弦纹，细颈瘦袋足鬶、圈足壶、子母口豆等；有些陶器与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和广东石峡文化的陶器近似○30，足见黄帝时代江南各文化的交流融合。 广东的石峡文化，在珠江之上北江的曲江县出现，年代约为2900～2700B.C.，盛行三足器（图二五）、圈足器和园底器，主要是鼎、鬶、盘、釜、豆、壶、罐，而以子母口的三足盘、盘式鼎等较为典型。石制工具有石锛、石凿，又有大量石镞、斜弧刃石钺等兵器。晚期也有精美的琮（图二六）、璧、瑗、环、玦、璜和笄等玉器○31。 向南更到珠江口的香港马湾岛，一九九七年也从东湾仔北遗址发掘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和蚌器等，制作工艺相当精湛○32。 远在青藏高原的藏东，澜沧江上游昌都，海拔3100公尺高的山区，发掘到卡若遗址的文化，年代约为3300～2100B.C.，有镶嵌石叶的骨刀梗，细磨的骨针、骨锥、骨饰等；早期陶器多红陶，偶见简单纹饰的彩陶；晚期多灰陶，器类有钵、盆、罐（图二七），多属小平底陶器○33。 一九九六年在长江上游四川岷江流域的成都平原，还发掘到郫县古城、都江堰的芒城古城及温江的鱼凫古城，年代都在5000年到4000年之间，大约与黄帝时代相当。 越过长江与黄河两流域直上北方，更有5500年前后红山文化的朴拙玉器，散布在辽河流域的内蒙古及辽宁地区；到了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图二八），便入黄帝的时代，其生产工具依然使用石器，陶器则以夹砂褐陶及灰陶为主，并未见玉器出土。再向辽东半岛，还有长海县小珠山文化的三期遗存，所见多为磨制石器，陶器皆手制而多呈黑褐色；此地先后期的文化，都分别受到渤海对岸山东大汶口及龙山两个文化的影响○34。 以上藉著近年考古发掘的成果，对黄帝时代的中原及其四方文明，作一概要的鸟瞰（图二九），乃知黄帝活动的区域，不过是占当时整体范围的五、六分之一，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孕育面，实在比黄帝时代更大、更早。 结 语 黄帝其人的真实性，已见于2300多年前战国中期的铜器铸铭，及典籍载述，比起后来两汉时期的传录应较可信。黄帝活动的范围以中原为主，未越黄河上、中游之外地区，最北经陕北到过河套，最南只达长江中游的洞庭湖滨；现经考古发掘地下文物的再现，乃知4700年前后黄帝时代及其域外的文明真相实况○35。总括来说，黄帝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也是从各地彩陶盛行的末期过渡到早期龙山文化的阶段，所以当时民生用器，除兰州的小坪子期仍制彩陶外，其他各地彩陶已少，大多改用灰陶、灰黑陶及黑陶；在生产工具及武器方面，是以石器为主，兼用骨器；在祭礼及佩饰上，则以太湖地区的良渚玉器最盛，在衣著上也以此地的丝织品最多。如此新发现，与俗传5000年前后的文物已多差异，学界似应厘清。 虽然，黄帝的行踪并未涉足中原以外的文明地区，中华民族的文化早就活跃在四面八方，作多元化的滋长、兴旺与扩散，但经由黄帝及其子孙所历夏、商、周、秦一脉治理天下的大融合，乃造就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一体文化。于兹追远探源，藉著考古文物与年代的实证，理应将历史的共祖黄帝链结整合。 注释： ①一九九四年元月，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两岸及海内外学者与会者数十位，依年序约有石璋如、张政◆、胡厚宣、李孝定、李学勤、管东贵、张光直、许倬云及杜正胜等，笔者应邀附骥，发表《论商代金文在中国文字史的地位》一文，证实商代金文为正体字，并早于殷墟晚商甲骨文，而甲骨文为当时宫廷契刻甲骨卜辞出现的简体字，一正过去推崇晚商甲骨文为中国最早文字的误说。 ②按“轩辕教”总坛设在台北县的淡水镇，每年四月五日为黄帝圣诞举行大祭，并以西元前2734年起推算年数。
又按：一九二七年万国鼎在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编《中西对照历代纪年图表》（一九六六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历代兴亡久暂图”表记黄帝自西元前2697年始，其“历代纪要”记黄帝至虞舜凡七世，492年（西元前2697年～2205年）；页一七“黄帝·轩辕氏·100年·西元前2697年”。据此核算，则黄帝距今亦仅4695年，距俗传之5000年，也少300年多些。 ③钱穆：《黄帝故事地望考》，见《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五年·三）张光远：《有熊氏黄帝》，《故宫季刊》第十卷，第一期，页三○。（一九七五年） ④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丁山：《由陈侯因◆◆铭黄帝论五帝》，书刊同上，页517。 ⑤汉·司马迁：《田敬仲完世家》及其《索隐》，《史记》。（91B.C.） ⑥《陈侯午七年敦》之铭，见于省吾编《商周金文录遗》（1957年）页44所收第168拓本，其首句：“唯七年陈侯午”之“七”，原铭作“十”，乃金文习见；若金文在竖笔的中间加肥点才能释为十，请比较二件“陈侯午十四年敦”之铭可证。吴镇烽编《金文人名汇编》（1987年）列作“十年陈侯午敦（录遗一六八）”，恐有出入。 ⑦按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56年）及《今本竹书纪年》所引“索隐”，皆为“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现行之标点本《史记》误植为“梁惠王十二年”，应订正。 ⑧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1923年） ⑨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⑩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11《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12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页791。（1931年） ○13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页152。（1989年） ○14按王湾遗址的年代，约为西元前3390～前2390年，其文化分三期；王湾第三期文化的上限年代，约为西元前2600年，故而推知其第二期文化约与黄帝时代相当。（所列年代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页540，苏秉琦撰《王湾遗址》；页141，佟柱臣撰《河南龙山文化》） ○15同注○13，严文明著，页1～5。 ○16《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页330，石兴邦撰《庙底沟遗址》。 ○17同注○13，严文明著，页40～64及插图。 ○18同注○13，严文明著，页114、119及图三。 ○19同注○16。 ○20同注○16，页331。 ○21同注○13严文明著，页317～319。 ○22同注○16，彩图页13下右之陶鬶。 ○23同注○16，页81～83，邵望平撰《大汶口文化》。 ○24同注○16，页404～406，任式楠撰《屈家岭文化》。 ○25同注○24。 ○26同注○16，页83～85，任式楠撰《大溪文化》，及同注○13严文明，页55。 ○27同注○16，页271～273，吴汝祚撰《良渚文化》。 ○28《良渚文化玉器》，牟永杭撰《前言》，页3，（1989年）。 ○29同注○16，页374，吴汝祚撰《钱山漾遗址》。 ○30同注○16，页362～363，李仰松撰《跑马岭遗址》。 ○31同注○16，页475，李仰松撰《石峡遗址》。 ○32《中国文物报》1998、1、7，总567期。 ○33同注○16，页250，李仰松撰《卡若遗址》。 ○34同注○16，页198，徐光冀撰《红山文化》及页653、654，《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 ○35俗传及一般历史观念，多以黄帝为5000年前人物，故大多学者即以5000年前后的考古文物——仰韶文化晚期彩陶及红山文化晚期玉器，试与黄帝整合，如郭大顺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徵——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页1～59，（1997.9）。本文所论则以黄帝为4700年前后人物，故举之考古文物，亦晚3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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