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愤青”耽误的大明

提起明朝灭亡的原因，各路史家众说纷纭，其中较为主流的是大明在小冰河期导致的农民起义、内部腐败和外部压力的三重压力下走向了灭亡。但笔者认为这三项因素虽然对大明有着毁灭性的破坏，但如果处理得当，大明未必会满盘皆输，毕竟虽然北方久经饥荒与战乱之苦，但富庶的江南未受破坏，大明还是有可退之地的。如果大明的臣子但凡有点脑子和忠心，至少也能落得个偏安一隅、苟延残喘。只可惜大明的大部分臣子们，不仅没有脑子、没有忠心，还是些活脱脱的愤青，他们亲手将大明拖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首先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愤青：“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有极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思想言论的青年。“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二是标榜爱国，动不动以爱国者自居。三是轻言战争。动不动就“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四是拒绝妥协。对意见相左之人进行人身攻击，丝毫没有协商讨论的余地。遗憾的是，明末崇祯皇帝手下的臣子们，就是这样一群脑残的愤青，正是这群愤青使得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的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崇祯

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大明一直是败多胜少，就连袁崇焕任督师时也仅能勉强对峙，以守为攻。在松锦大战之后，明军主力更是几乎全军覆灭，此时的大明从军事上讲已绝无可能收复辽东。但是尽管连战连捷，皇太极对于消灭大明依然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大明人多地大，物产丰富，而自己所处的辽东不过穷乡僻壤，综合实力上讲与大明依然有着质的差别。此时的皇太极真正想要的，不是大明的江山，而是辽东这一亩三分地，他也不想篡夺大明的皇位，只希望大明皇帝能对其平等相待，承认自己在辽东的主权与统治地位。一连串的胜仗不过是皇太极用于谈判的筹码，与大明讲和才是其一贯的目的与方向。皇太极想议和，崇祯更想，此时的大明内忧外患，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再加上杨嗣昌曾断言亡大明者非胡虏而在内贼，崇祯也想趁用议和来换取时间，以求整肃内部，专心对付李自成。至于皇太极，则完全可以效仿汉朝，先忍气吞声，休养生息，羽翼丰满后再一雪前耻。毕竟大明什么都不缺，就缺时间。于是在崇祯的授意下，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皇太极热情接待了马绍愉等明朝来使，在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将其送回大明边境。

目前来看形势一片大好，但不料，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朝廷抄送诸臣的报告），未请示陈新甲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本来是秘密进行的议和，一下子被群臣百官阅览，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由于此事实为崇祯皇帝授意，起初崇祯还想袒护陈新甲，对其没有过多追究，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此事不了了之。但没想到，此事越闹越大，根本没有停息的迹象。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一向以好面子著称的崇祯皇帝改变了最初的想法，他不愿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形象。崇祯随即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悔过。实际上，这个处罚还是比较轻的，毕竟陈新甲是为崇祯背的黑锅，崇祯不能不保。事到如此，虽然议和之事已不能再提，但陈新甲若能识时务明哲保身，结局倒也不会太坏。但陈新甲因为背了黑锅觉得冤屈，不但不好好反省，反而曝光了崇祯给他的敕谕。这下崇祯可真是忍无可忍了，他处死了陈新甲，保全了面子，但却永远关上了议和的大门。表面上看议和失败是由于陈新甲书童的疏忽，实质上是整个朝野为“愤青”舆论所绑架。就像杨嗣昌在上疏中指出的：“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少数几个明白人也被诸愤青骂的狗血淋头。议和之事就此泡汤。

但如果愤青们仅仅是这一次精神失常，国家还不至于陷于万劫不复，可是脑残的愤青们是不会就此打住的，他们又迎来了宣扬他们“爱国主义”的机会。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十分危急。大臣李明睿建议南迁，他认为，只要南迁，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南宋，又延续了150多年，而且当年成祖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比当时宋朝的情况要好得多。李明睿表示，江南富庶，南迁或有希望，留在北京只有死路一条。谁知，宰相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人连上奏章，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官员都有着愤青的思维，他们坚决反对南迁。为什么这些士大夫如此反对后退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保护自己财产，也就是私利上的考虑，毕竟人虽然可以走，但官员们的美宅良田不可以走，而且到了南京，官员数量冗余，自己很有可能官位不保。但是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考虑，如果大明亡了，自己不但财产官位保不住，小命都有可能呜呼，所以光从功利上讲，还是有点说不过去。所以笔者认为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不正确，心里不一定不不知道南迁的好处，但却没人敢犯这个忌讳，就像现在的愤青明知实力可能不如美日，依然打肿脸充胖子主动言战一样。经他们这一闹腾，南迁之事也就这么黄了。后来，李自成大军此时已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急。崇祯终于忍不住了，毅然决断立即南迁，但此时京城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了。

崇祯遂崩，大明遂亡。大明亡了，那些平常闹腾的愤青后来怎么样了呢？有没有殊死抵抗，以身殉国？答案是没有，如果说宋朝言战的士人们还敢于为了气节投海自尽。那么明代的愤青与之相比，不过是一群流氓，他们早已在身上大贴“顺民”排队迎接入京的闯王了。不过对于这帮前朝余孽，李自成一点都不感冒，他们换来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刘宗敏的一顿皮鞭，在刘宗敏的酷刑之下，大臣们供出了7000多万两他们私藏的白银，相当于明朝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而当时崇祯苦苦哀求他们捐献饷银资助军队，救国家于水火时，所获饷银不足20万两。

明朝本有着延续的机会，却亡于区区愤青的口舌之利，实在让人唏嘘不已，但在唏嘘之余，我们更应以史为鉴，切勿重蹈覆辙。

▌历史百家争鸣特约作者作品  文/深刻而不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