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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们 2016-07-12 自说自话的李涵 《档案揭秘》在线收听，请点击左下角 阅读原文 如果觉得好听，请转发给朋友 “愤青”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流行词的，但其实“愤青”现象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其产生与发展与中国对外关系有内在的联系。 那么，什么是“愤青”？古代“愤青”与现代“愤青”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南宋是如何灭亡在愤青手中的？崇祯皇帝曾有四次机会挽救危亡中的大明王朝，却因何一次次被“愤青”绑架，导致最终亡国？为什么“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们。 “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而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在中国千年外交史上早已有之。 蒙古崛起之后，虽然多次战胜金国，但终究无法消灭金国，只得寻求与南宋合作。成吉思汗临死时，训诫自己的儿子们：“金之精兵在潼关，强攻难下。可借道南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战略是，联宋灭金。在当时的形势下，蒙古还把南宋当作潜在的盟友对待。 成吉思汗 当时的金国皇帝金哀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刚刚崛起的蒙古汗国是金国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救亡图存，必须集中力量全力对付蒙古。他一改金国历代与宋朝为敌的做法，不再发动侵略宋朝的战争，并派人到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带，四处张贴告示，告谕宋朝军民，今后不再征伐南宋了。同时，为了寻求同盟，公元1225年，金哀宗还通过谈判，联合了正遭受蒙古侵扰的西夏，双方约定西夏对金国不再称臣，不用金国年号，双方互不侵犯。调整好外交格局后，金哀宗全力对付蒙古汗国。公元1226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金国先后收复了平阳、太原等重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此时，成吉思汗正集中力量进攻西夏，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 此时，已经成为蒙古大军首要进攻目标的金国想到了遣使臣向宿敌宋朝“借粮”，其实就是哀求方便、遣使求和。使臣临行前，金哀宗得知了蒙古要联合宋朝共同攻打金国的消息，于是反复嘱托使者努力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金哀宗说：“蒙古灭国四十，数年前已灭西夏，我大金国若灭亡，下一个亡国的肯定是宋国，唇亡齿寒，自然之理。如果宋国能和金国联合，既对金国有利，也对宋国有好处。作为使臣，你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好好讲给宋人听！” 如果当时南宋对蒙古的灭金战争选择暗中作梗，哪怕不作为，也都至少可以赢得数年乃至几十年的准备时间。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造成南宋外交战略失误。虽然当时有清醒之人反对，但很快被弥漫全国的仇恨所淹没。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南宋没有理智地放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仇恨，反而寻求自掘坟墓的灭亡之道。目光短浅的宋朝君臣把宋朝与蒙古联合灭金看作是报靖康之耻、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为诱使宋朝与蒙古联合灭金，蒙古答应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就留下了隐患。 当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濒临崩溃时，南宋朝廷认为有利可图，于是出兵北伐。按照与蒙古达成的协议，宋朝军队两万人在大将孟珙率领下，携带盟约规定馈赠给蒙古军队的粮秣三十万石，抵达蔡州城下。金国灭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领土，但南宋君臣却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毁掉了金国这个阻挡蒙古铁骑的藩篱。 事情到了这儿，本来好像结果还不错。遗憾的是，南宋并不满足于分得的土地。一个“愤青”提出了著名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的北伐蒙古议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这封不切实际的奏折深深打动，不懂军事的文人们纷纷主战，不顾灭金战争中同蒙古并肩作战，而对蒙古大军实力有深刻认识的将领们的反对，终于走出了错误的一步，南宋大军北伐蒙古。结果北伐大军全军覆没，安然南返者十中无一。蒙古大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说道：“今诸国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声望。朕愿躬行天讨……”于是乎，蒙古三路大军南下，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德佑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启衅，自招入侵。”可见“愤青”之误国。 当然，即使南宋不主动北伐，蒙古大军也早晚会南下讨宋。但也许还能有几年休整备战的时间。 历史记载，明朝崇祯皇帝勤政廉政，算是个明君。但他却怎么会落得个亡国上吊的下场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愤青”现象所绑架。历史曾给了崇祯四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愤青”们把他和明朝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机会是封后金首领为王。后金，就是后来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前身。在与明王朝不断周旋过程中，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朝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皇太极的实力虽比父亲努尔哈赤时大为增强，但一直希望同明朝保持友好，发展贸易。即使是在与明朝的战争屡次胜利时，他在议和文书上也要低明朝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朝廷要其遵明朝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当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陆，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他仍然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朝友好、议和。 其实，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没有先例，但这样做明朝需要付出代价，即承认后金的存在，划出地区供其统治。这虽然损害了明统治者的威望，但在现实情况下，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减轻国家的困扰，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不变。兵部右侍郎杨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开说出来。 崇祯皇帝 第二次机会是与清军议和，分界而治。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起义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皇太极曾主张分界而治，提出“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皇太极热情接待了马绍愉等明朝来使，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派官将他们送到十五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境内。 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信中，皇太极在追溯了后金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后，又谈到尽管后金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被收入《清太宗实录》得以保存。从行文看，皇太极的态度比较谦恭，在一番客套话之后，皇太极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并没有太多威胁的意味。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明朝的诚意并没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发出了最后通牒：“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 不料，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桌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普通奏折，没有请示陈新甲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阅览，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 崇祯皇帝极为愤怒，起初他还想袒护陈新甲，对他的大意泄密没有追究，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但过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压力，一向以中兴君主自居的崇祯皇帝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内心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新甲悔过。 实际上，崇祯皇帝很信赖和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就处罚来看，是十分轻的。事到如此，虽然议和之事已不能再提，但陈新甲若能识时务明哲自保，还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他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额外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更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崇祯帝这样做虽然保全了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议和大门。一次本来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表面上是因为崇祯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陈新甲的不谨慎导致最终草草收场，实质上是朝廷内外被“愤青”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所绑架。 第三次机会是迁都。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臣李明睿建议京师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庶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咱们大明的条件比那时强多了，地方比它大，物产比它丰富，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决心南下，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的情况目前还不错，安全不是问题。总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尽快动身为好。 谁知，宰相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人上奏章，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绝大多数官员和“愤青”们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南迁，为什么呢？因为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当初永乐皇帝朱棣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时，对外宣称是以“天子守国门，君死社稷”。而这个誓言一直延续下来，成为明朝君臣奉为经典的金科玉律。这是名义上的反对理由，更实际的理由是，如果南迁，官员们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更为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官员们思量的是：我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 官员们唱高调唱了一个多月，李自成大军此时已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急。崇祯终于忍不住了，毅然决断：“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 第四次机会是与李自成议和。李自成本是个苦力出身的粗人，并不具备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天北京城的复兴门一带了，他居然在第二天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报告工作；朝廷拨付100万两白银给他作为慰问金，他替朝廷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清军。 然而大臣们个个慷慨陈词，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要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礼，根本不在明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的议题之内。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从安定门、朝阳门到前门，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后仅3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大臣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那里，排队请求安排工作了。 李自成 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当时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没有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没能形成议和应有的气氛。 相反，所谓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传统观念始终占据上风。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兵部尚书袁崇焕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处死，支持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发配边疆。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甲与后金议和之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经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民国外交家顾维钧认为，中国的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而喜欢清谈者却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坐井观天。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陈寅恪曾说：“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西晋灭亡了，清谈误国之风并没有随之消亡。崇祯皇帝死后不久，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痛斥明朝的清谈误国之风：“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们明朝的大臣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高谈阔论，作个决定比盖栋房子还慢。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怎么就不长记性呢？ 《同舟共进》作者：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袁南生 点击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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