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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苏东坡的人生也没有近道可抄

2016-07-17  小矶



文 | 祝勇




在如此单纯的日子里,苏东坡对自己从政的价值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报效朝廷,充溢他胸襟的,是对功业的欲望的渴求,就是像诸葛亮那样,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去匡扶社稷,安定天下苍生,而那个被他报效的朝廷,却始终像一块质地均匀的石头,拒绝一切改变。到头来,改变的只有苏东坡自己,在小人堆里穿梭,在文字狱里出生入死,36岁上,就已经白发苍茫。


在黄州,他给李端书写信。他说: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那时的他一定会意识到,自己虽与王安石政见相左,骨子里却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患上了“圣人病”,觉得自己就是那根可以撬动地球的杠杆,但他看到的,却是一根根的杠杆接连报废,连他的恩师欧阳修,历经忧患之后,头发已经完全白了,终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个,眼睛也几近失明,自况“弱胫零丁,兀如槁木”,出知亳州、蔡州后,以体弱为由,不止一次地自请退休,从此不再在政坛上露面。而自己,自以为才大无边,最终却几乎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苏格拉底说:“未被反省的生活是无意义的生活。”天高地远的黄州,使得在政治绞杀中疲于奔命的苏东坡有了一个喘息和自省的机会。


政治的荒谬,让那些在儒家经典的教唆下成长起来的书生陷入彻底的尴尬:他们想做天大的事,却连屁大的事也做不成。因此,在苏东坡看来,自己一根筋似地为皇帝写谏书,全是扯淡。他以为话多是一个优点,以为话多就可以改变世界,但他所有的词语,要么在人间蒸发了,要么变成利簇,反射到自己身上,让自己遍体鳞伤,体无完肤。


于是,黄州,这座山重水远的小城,意义竟发生了奇特的转型。对于苏东坡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困苦的流放之地;对黄州来说,苏东坡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涯过客。他们相互接纳,彼此成全,成为对方历史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一个丰盈的生命与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必然会演绎出最完美的历史传奇。



在黄州,由奏折、策论、攻讦、辩解所编织成的语言密度,被大江大河所稀释。在去除语言之后,世界显得格外空旷和透明。留给苏东坡的语言,只有诗词尺牍。这段岁月,是苏东坡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


词兴起于唐而盛于宋。唐朝的城市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也就是居民区与商业区用坊墙隔离,街道不准摆摊开店,要做生意,只能到东、西二市。到了宋朝,坊市制瓦解,居民区与商业区混为一体,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商业的繁荣,尤其是茶楼酒肆的兴旺,导致添欢凑趣的词的演唱成为日常行为,并进而升级为都市文娱生活的重要内容。


苏东坡当年初入汴京,就曾被京城坊间的轻吟浅唱所吸引,也多次在尺牍中表达过对柳永的倾慕,但他当时还无意于词的创作,所以,在苏东坡的早期作品中,似乎找不出作词的记录。他的志向,在于那些关乎国家治乱安危的宏文策论,似乎只有它们,才是文章的“正道”,而小词小令,都是文人们遣兴抒怀的游戏笔墨,是流行歌曲,他的《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才称得上他那一时期的得意之作。只不过得意之作给他带来的,只有无尽的失意。


当他外放杭州,尤其是被贬黄州后,被压抑的自我才被唤醒,那份“超旷之襟怀”才得以激发,才发现那些游戏笔墨,才更贴近人的生命欲求。他不像主持庆历新政失败的范仲淹那样,处江湖之远还不忘其君,他认为那也是一种谄媚。他不想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而是用一个更大的世界来包容自己,那个世界里,有清风明月,有白芷秋兰。叶嘉莹先生说:苏东坡在杭州和密州尝试写词,这种“诗化的词遂进入了一种更纯熟的境界,而终于在他贬官黄州之后,达到了他自己之词作的质量的高峰”。


有一次,苏东坡问一名客人:“我的词作比柳永如何?”那位客人回答说:“这哪里能够相比?”苏东坡吃惊地问:“这怎么说?”那客人不慌不忙地说:“您的词作,必须让关西大汉怀抱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柳永的词作却需要一个二八年华的小女子拈着红牙拍板。细细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东坡听后,不禁抚掌大笑。


在黄州的清风竹林间,苏东坡骤然梦醒。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宋代,在理学诞生的前夜,中国已经出现了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分离的现象。于是,在北宋出现了一种对称的情况:一方面,是皇帝不断收紧他的政治权力,强化汴京作为政治中心的意义;另一方面,一批以道德理想相标榜的士大夫却相聚在洛阳,在那里设坛讲学、著书立说、交游饮酒、高谈阔论。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写了一部《洛阳名园记》,记录了洛阳当时的17座名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司马光的独乐园。从朝廷急流勇退的司马光,就在这里编写他的千古名作《资治通鉴》,只不过这部书那里的名字,还叫《通志》,后来宋英宗把它改作了《资治通鉴》。那是一部浩繁的著作,困乏时,司马光有时一个人,有时也唤来三五友人,在园林里游赏消遣。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依然可以搜寻出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一纸草稿,后人把它精心裱成手卷,给它起名《通鉴稿》。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推断,这页手稿,应作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之后,正是司马光与王安石闹别扭,隐居洛阳的那段时光。不要说在今天,即使在乾隆的时代,这页纸也被奉为稀世珍宝,被乾隆皇帝庄重地编入了皇家的书画收藏名录——《石渠宝笈初编》。司马光亲笔书写的墨稿,虽只有一页,却足以抵御时代变换给记忆造成的残缺,让我们重温那个年代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


《通鉴稿》


于是,11世纪的洛阳,这座牡丹之城,大腕云集,书册琳琅,琴音袅袅,白衣飘飘,实为一座风雅之城,俨然帝国文化上的首都。


知识分子一心要做“帝师”, 让文化的力量影响政治操作,甚至上升为国家伦理,而皇帝则一心要化“师”为“吏”,把知识分子训练成听命于己的技术官僚。这样的暗中角力,余波却传递不到山高水远的黄州。


此时的苏东坡,内心一片澄碧。他意识到,在那些虚无高蹈的文章策论之外,这世界上还绝然存在着另外一种文字,它不是为朝廷、为帝王写的,而是为心、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的。这是一种拒绝了格式化、远离了宫殿的装饰效果,因而更朴素、更诚实,也更干净的文字,它也因这份透明,而不为时空所阻,在千人万人的心头回旋。


一个人只有敢于面对自己,才能真正面对众人。苏东坡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他的思念与感伤,他的快乐与凄凉,他生命中所有能够承受和不能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睛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词与字里,远隔千载,依旧脉络清晰。


苏东坡所写的每一个字,都与文化权力无关。他是一位纯然的歌者、一位“起舞弄清影”的舞者,一招一式都听从内心的意志。


而宋词,尽管早已由流行乐坛转入高尚文人之手,在苏东坡之前,已有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这些名家垫底,但从《花间》至柳永,始终不脱“词为艳科”的范围,被视为“小道”、“小技”,与诗文相比,低人一等。王安石作参知政事时,也对词持以鄙薄态度。柳永也以词而落第。到了苏东坡手里,词才真正冲破了“艳科”的藩篱,与诗一样,成为言志与载道的文学形式。北宋胡寅《酒边词序》说他“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元好问《新轩乐府引》云:“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叶嘉莹先生说:“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合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


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带动了宋代艺术风气的,不是那些身处华屋高堂的名人大腕,却是置身灯青孤馆、野店鸡号中的苏东坡。


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雄视千年,为宋朝代言。


这,或许是命运给他的一种别样的补偿。


不理解苏东坡,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宋代。


苏东坡后来成了北宋文坛三大领袖之一。星光熠熠的北宋文坛,第一任领袖是苏惟演,第二任领袖是苏惟演的学生欧阳修,第三任领袖就是欧阳修的学生苏东坡。但前两个文人集团同时也是政治集团,唯有苏东坡领导的团队是一个最具文艺范儿的团体,苏东坡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坛盟主。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但无论怎样,我们应当对那些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心存感激,因为没有他们,苏东坡就会像他们一样,隐没在朝堂的阴影里,正因有了他们,文学史上的那个苏东坡才能被后人看见。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东坡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农民生活——鸡鸣即起,日落而息。每一天的日子,几乎都在复制着前一天。他臣服于大自然的钟表,而不必再遵从朝廷的作息。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在他的心里,很多微妙的变化在时间中发生着,就像酒,在时间中一点点地发酵、演变。


他白天在田间劳作,身边总带着一只酒壶,累了,就咂上一口,困了,就歪倒在地上,晕晕乎乎地进入梦乡。日暮时分,他收拾好农具,穿过田野,走回城里的住处临皋亭,过城门时,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满面尘土的老农是一个大诗人、大学问家,只是对他为何沦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时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东坡也不解释,只是跟着他们开玩笑。后来,他写下一首《日日出东门》。这诗,后来收进了他的诗集,守城士卒们想必未曾读过:


悬知百年后,

父老说故侯。

古来贤达人,

此路谁不由。


意思是说,他走的这条路,古来圣贤都走过。


没有人可以抄近道。


那时的他,已经从忧怨与激愤中走出来,走进一个更加宽广、温暖、亲切、平坦的人生境界里。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热爱生命,不是爱它的绚丽、耀眼,而是爱它的平静、微渺、坦荡、绵长。


苏东坡诗词里的那份幽默、超拔、豪迈,别人是学不来的。谁想学,得先去御史台坐牢,再去黄州种地。


十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顾城的诗人写了一句诗,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回应。他说: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但种地这事,也不太靠谱,因为城外那片东坡,虽然一直无人耕种,但毕竟是官地,不知什么时候,官府就要收回。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苏东坡决定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月里,苏东坡在友人们的陪伴下,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前往黄州东南三十里外的沙湖看田——据说在那里,有着大片的肥田沃土。


那一天,行至半途,突然下起了雨,人们惊呼着躲避,只有苏东坡定在原处,丝毫也没有闪躲。在他看来,这荒郊野外,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倒不如干脆让大雨浇个痛快。在这镇定与沉默中,那些四散奔跑的人显得那么滑稽可笑。


没过多久,雨停了,阳光把那些湿透的枝叶照亮,在上面镀上一层桐油似的光,也一点点地晒干他身上的袍子,让他浑身痒滋滋的。就在这急剧变化的阴晴里,刚刚浇成落汤鸡的苏东坡,口中幽幽地吟出一阙《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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