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航摄 在通州“聚元号”的正厅里挂着一张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画的《乾隆大阅图》的复制品，一般人看到的就是皇帝狩猎的威武形象，但是在专门制作传统弓箭的“聚元号”传人杨福喜眼里，这幅画里的信息量可大了。“箭上的羽毛是猫头鹰和火鸡的羽毛，从羽毛粘的位置上，乾隆爷射箭的方法是地中海式射法，而是中国传统的蒙古式射法。但是这幅画上的乾隆爷大拇指上是戴着扳指，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射法的标准配置，所以看着有点不太合理，我估计是郎世宁按照自己的习惯画的。” 40岁恢复“聚元号” 提起“聚元号”杨福喜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北京晚报》，“是北京晚报给我们牵线搭桥，才萌生了恢复‘聚元号’的想法”。1998年5月，杨福喜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尽管只是一个“小豆腐块”，却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文章说的是八大处射击场开设了一个游乐项目，把鸡和兔子用木楔子拴在地上，活动范围就在一米之内，然后让人拿箭去射，谁射中就归谁，这是篇批评报道，谴责这个项目太血腥。看到这个报道，对传统弓箭有着深厚情结的杨福喜的父亲想去看看，杨福喜劝他别去，“肯定是国际弓”，杨福喜判断，到现场一看果然被他说对了。工作人员热情地向他们介绍说这是中国传统的游乐项目，杨福喜说，“项目是传统的，你们用的东西可不对，真正的中国弓箭在我车上呢。”于是，杨福喜把自家的弓箭拿了出来。 他们的出现引起了一位老先生的关注，他就是当时国家射箭队的总教练徐开才。徐开才马上把杨福喜父子俩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跟我们聊的时候特别高兴，可以用激动来形容”，杨福喜回忆道，“他让我一定要把传统弓箭的手艺学过来，把这个项目保护传承下去，遇到困难不怕，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帮助我。” 杨福喜家世世代代做弓箭，但是在各种运动中，弓箭作为封建社会的残余遭到批判和遗弃，“聚元号”的牌匾也被砸了，杨福喜的父亲杨文通被迫改行当起了木匠。1958年生人的杨福喜从十一二岁就跟着父亲做木工活儿，后来又当过工人，开过出租，到1998年杨福喜整整40岁。 庆幸的是，弓箭是以木工为基础，所用的工具和加工原部件的手段都与木工差不多，为杨福喜做弓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杨福喜开始上手做弓箭就觉得非常顺畅。 官军的箭和贼兵的箭不一样 按照标准的叫法，“聚元号”这样的弓箭叫筋角木反曲复合弓，一副弓有好几层，弓的主体内胎为竹，外贴一层水牛角，内贴一层牛筋，还有一层桦树皮，牛角有强度，牛筋有韧性，桦树皮防潮。弓的中部还有一层软木，外面包一层珍珠鱼皮，非常耐磨。制作一把弓需要利用上百件专用工具对二十多种天然材料进行纯手工加工，通过200多道工序，历时三四个月，才能制成一张中国传统弓箭。 与弓配套的是箭，制作一支好箭下的工夫并不比弓少，制箭步骤主要包括调杆、打皮、刮杆、安装箭头和尾羽等。“官军和贼兵用的箭镞不一样，官军打仗时箭镞叫‘官迷阵’，箭射到身上一时拔不出来，可以有效地制约对方战斗力，又不至于一箭致死。贼兵用‘透甲锥’，一般轻甲完全可以穿透，比较凶狠。最具杀伤力的一种箭镞，用40磅的弓五六十米开外就可以把人钉墙上。” 制作传统弓箭，最大的困难是原材料和销路，徐开才委托他的学生从湖南、湖北、福建找来制作弓箭主体用的水牛角和牛筋，杨福喜一口气做了六七十套弓箭，摆了半间屋子，但没市场卖不出去。山穷水尽之时，杨福喜又找到了徐开才，一个星期之后，徐开才带来了一个朋友，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芳，一个英籍中国通，对中国弓箭相当有研究。谢肃芳从杨福喜手中一气买走十六七套弓箭。从此以后“聚元号”恢复了一些元气。 一张永远不能卖的弓 聚元号到今天已流传了近300年，历经十代传人了。杨福喜的祖上随着清军入关到了北京，被安排在故宫西华门造办处，道光三年，国库空虚，弓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制作弓箭的人被迁出宫外来到东四弓箭大院，在这里杨福喜一直生活到1967年。 墙上的老照片也记录着当时的历史，1935年一位英国女士来到聚元号买了弓箭，还给杨家照了相，那时杨福喜的父亲才5岁。还有照片上杨福喜的亲戚们，“他们都没等到改革开放就故去了，只有我父亲等到这个好时候，把手艺传给了我”。 在聚元号弓箭铺中，保存着一张由第十代传人杨福喜在“文革”中保护下来的古弓，弓上有“道光三年毅甫制”的款印，杨福喜说这把弓是由当年的老掌柜为聚元号100周年庆典而特制的，当时正值聚元号从宫中出来，不吃皇粮了，生活也一落千丈，老掌柜心中五味杂陈，于是做了这张弓，当时还留下祖训，这张弓永远不许卖。这么多年很多有钱人向杨福喜提出要收藏这张弓，都被他拒绝了。 除了这张祖上传下来的弓，“聚元号”里还有一个弩是不能卖的，“清晚期，一个王爷拿着这张弩到聚元号来修理，弩还没修好，他就获罪被皇上发配新疆伊犁，于是这张弩就留在了聚元号。我爷爷接手聚元号时，前任掌柜就交代这张弩不能给弄没了，如果人家家里有后人回来找这个弩，还要还给人家。”虽然这么多年也没见找弩的人，但杨福喜一直把这张弩好好珍藏。(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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