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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经》时代的外感病病因学说 瘟疫是人类童年的梦魇。自古以来，我们就在不断地与各种瘟疫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生死较量，人类与瘟疫作斗争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疫病学说发生、发展和逐渐成熟的过程。尽管今天看来，有些说法显得唐突甚至荒诞，但那都是古人长期探索之后的难以解释的一种解释，难以讲出道理来的一种道理。 因为医学不仅是技巧，还需要解释。原始人由于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低下，面对瘟疫的暴戾和肆疟，他们是那样怯弱，既无法驾驭，又不能理解，内心充满了恐惧，因此“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应运而生。那时侯，几乎有多少种自然现象，就有多少种善恶难分的神灵或魔鬼，各种疾病都有着不同的鬼神来管辖。在中国的原始神祗中，西王母就是掌管疾病疫疠的，蚩尤也是一个瘟神总管，《述异记》云：“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大疫。其俗遂为立祠。”传说中顓頊也被认为是“疫神帝”，因为他有3个儿子，死后都变为疫鬼。《山海经》中还讲到一些“见则大疫”的怪兽，造成瘟疫流行。在我国少数民族的神话里，也有不少制造瘟疫的神怪，如云南白族的“大黑天神”，本来是玉皇大帝派他下凡播散瘟疫的，结果他不忍涂炭生灵，把瘟疫种到自己身上，又吞下所有符咒，从而全身变黑。还有一个故事，讲远古大理来了一批瘟神，一对兄妹为民除害的经历。可见在上古之时，世界各民族的先民们都对瘟疫不可理解，最终只能归结于神怪，那是原始崇拜的结果。 我国古代通过对自然现象与人类发病的长期观察，认为疫病的发生和流行，有下列四种为其主要原因： （一）疫鬼伤人 《楚辞·天问》说：“伯强何处？惠气安在？”王逸注：“伯强，大厉，疫鬼也，所至伤人”。《后汉书·礼仪志中》说：“大傩，谓之逐疫”。李贤等注引《汉旧仪》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释名·释天》说：“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疒部》说：“疫，俞壁切，疠鬼也”。《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疫疠病候》说：“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其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疾疫流行，无远近少长，患者之病状率皆相似，如有一种无形之鬼怪精物作祟，使之相互染易，因呼之为疫疠之鬼。 （二）动物传染源 古人也认识到动物为人类疫病的传染之源，从而导致疫病流行。《山海经·东山经》说：“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钩，见则其国多疫”。《山海经·中山经》说：“复州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见则其国大疫”。《山海经·东山经》又说：“太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山海经·中山经》又说：“乐马之山，有兽焉，其状如汇，赤如丹火，其名曰，见则其国大疫”。《太平御览·疾病部五·疫疠》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安郡有鸟焉，其形似鹊，白尾，名为青鸟，常以三月自苍梧而度，群飞不可胜数，山人未见其来，多苦疫气”。《左传》云：“国人逐瘈狗”，说明那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狂犬病”与疯狗咬伤有关，从而才有“逐瘈狗”的防疫措施。当然，这些认识可能并非来源于对禽类、兽类导致人类疫病流行的溯源研究，更多的源于原始崇拜。 （三）气候因素 认为阴阳错位，四时失序，气候变异，产生乖戾恶厉之气，造成疫病流行，是流传至今的基本观念。正因为这种学说，因此导致古代对传染病的认识从“疫病”过渡到“外感病”的关键性。《周礼》讲述四季多发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上气疾”。《礼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役”，“季春行下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说明由于四季气候异常变化所引起的疾病流行，并知道流行病是具有传染性的。《吕氏春秋·孟春纪》说：“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又《季春纪》说：“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又《仲夏纪》说：“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又《仲冬纪》说：“仲冬……行春令……民多疾疠”。《春秋繁露·五行变数》说：“火有变，冬温夏寒……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是时气不和，而人病疫也。 （四）天地疠气 认为天地间存在一种致人疾病的“菑疠”，可以引起疫病发生和流行。这种天才的猜测，可以说与微生物学有某种天然的联系。《春秋·左襄元年传》说：“在国，天有菑疠”。杜预注：“疠，疾疫也”，《汉书·食货志下》说：“古者天降灾戾”，颜师古注：“戾，恶气也”。菑、灾形异字同，疠、戾声同字通，是“灾戾”亦“菑疠”也。《伤寒翼·商瘟疫非六淫之邪·四时不正之气》说：“瘟疫者何？乃天地之厉气也。厉气伤人，令人壮热，故曰瘟疫.其为病也，轻者乘人之虚怯则着病，亦不沾染，重者则老幼皆同，沿门相似。少则一隅俱有，多则合郡皆然。其邪非风寒燥火暑湿之六淫，又非寒热温凉四时之不正。盖六淫之邪、不正之气，必触冒之而始病。至于厉气之来，从天而降，杂于雾气之中，著于水物之内，无知无觉，呼吸饮食，入人肺胃，或即发而暴亡，汤药不及；或淹留而垂毙，治疗无方……”。此外，空气失于洁清，秽浊腐臭，触之伤人。尤其是战争后，尸横遍野，未及掩埋，化为腐臭秽浊，弥漫于空气之中，病原体微生物最易滋生繁殖，传播疾病，导致人类疫病的流行。故《老子》第三十章中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之文也。
三、《内经》时代的疫病（外感病）发病学说 发病学，以研究疾病发生和发展及其转归规律为主要内容。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它主要强调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整体观念将人体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体内的脏腑组织在结构上和功能上密不可分，相互为用，病理状态下相互影响；同时还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是相互协调、密切相关的。上述整体关系的失衡、破坏，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早一段，黄玉燕研究了《素问遗篇》从天、人、邪三个方面阐述了关于疫病的发病学思想，认为其对认识疫病发病，指导疫病防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谓《素问遗篇》，包括《刺法论》与《本病论》两篇，其学术价值尤其是关于疫病研究的价值值得重视，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名句即出自《刺法论》。而《素问遗篇》在《素问》运气七篇的基础上提出对运气格局的新见解，并基于此对疫病发病、防治进行系统论述，更是其重要贡献。《本病论》对疫病发病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而《刺法论》则侧重论述相应的防治措施，从防治措施中也可看出对天、人、邪三者的重视。 （一）“天”的因素：气交失守 1．何为气交失守
《素问遗篇》在论述气交失守时，对运气格局提出了新的见解，可以说是对运气七篇的补充。运气七篇所论运气格局，是由“司天、中运、在泉”三者构成，而《素问遗篇》创立了由“天甲子、司天、岁运、在泉、地甲子”五者构成的新格局。天甲子是指与司天六气相配的天干地支，司天居上，故其又称“上位甲子”或简称“上位”；“地甲子”是指与在泉六气相配的天干地支，在泉居下，故其又称下位甲子或简称“下位”。运气七篇中的运气格局是固定的，而《素问遗篇》中的运气格局则允许出现司天之气与在泉之气不同步、天甲子与地甲子不同步的情况。 例如甲子年，上位为甲子，司天为少阴君火，在泉为阳明燥金，下位为己卯，甲己合土运，阳年岁运属太过。当在泉之气尚是上一年的少阳相火，此时上位是甲子，下位则是戊寅，岁运仍为土运，但因年干不合而由太过转为不及，形成了新的运气格局。这样的运气格局能够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因而就能够更好地贴近实际的气候情况，并指导疫病防治。 《素问遗篇》论述气交失守，重点阐述了六气之司天在泉不迁正与不退位、间气升降不前、年天干刚柔失守三种情况。到了新的一年交司之日，上一年的司天、在泉应退位，新的司天、在泉应迁正。若前一司天、在泉太过，则可能不退位，而新的司天、在泉亦不能迁正。这是气交失守的第一种情况。 在交司过程中，问气亦应随之变化，原在泉右间气当升为新一年司天左间气，由地至天，故为升；原司天右间气当降为新一年在泉左间气，由天至地，故为降。间气升降过程被阻，则“升降不前”，这是气交失守的第二种情况。其中，间气不得升称“不得升天”，亦称“升之不前”、“升而不前”等；间气不得降称“降而不下”、“降而不入”等。问气升降不前原因有两类。其一，是为五运中克己之运所抑制，如新一年的岁运太过、先天而至，恰逢其五行克该间气，则间气不得升或不得降。《素问遗篇》还用木、火、土、金、水五星的别名来指代五运之气，称问气为某星所窒，如“君火升天，主窒天蓬”，天蓬为水星别名，反映了间气少阴君火为五运中克己之水运所抑制的情况。其二，是六气中司天之气不迁正，则相应间气不得升为司天左间；在泉之气不退位，则相应间气不得降为在泉左问。间气升降不前还有多种变化，“有升之不前，降之不下者；有降之不下，升而至天者；有升降俱不前。” 年天干刚柔失守是气交失守的第三种情况，则是上位甲子与下位甲子不同步，由此带来整个运气格局的改变。它不仅有司天在泉不迁正、不退位的情况，间气也可能由此升降不前，同时岁运也因上下甲子的年天干不能相合，可由太过转为不及，造成严重的气交失守。 2. 气交失守致疫
气交的变化不同，带来的灾病严重程度与发病时间早晚也不同。如《本病论》所言：“气交之变，变之有异，常各各不同，灾有微甚者也。”一般的气交失守，“即四时失序，万化不安，变民病也”，而年天干的刚柔失守是严重的气交失守，“失之迭位者，谓虽得岁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时不节，即生大疫”。 刚柔失守致疫的发病时间也有特点，并非当即发病，而是在第三或第四年发病，如“甲己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即《刺法论》所谓“天地迭移，三年化疫”。就刚柔失守所致疫病而言，其严重程度与发病时间，可根据司天在泉情况以及太乙游宫来推算，“大小善恶，推其天地数，乃太乙游宫”，“甚即速，微即徐”。顾植山指出，2003年发生的SARS，即是“三年化疫”的验证。其认为2000年（庚辰年）体现了“乙庚失守”的运气特点，《本病论》中有“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的记载，而SARS正是在2003年（癸未年）发生的金疫。 3. 明气交以防疫
对于间气升降不前与司天在泉不迁正、不退位，均采用针刺泻法，即“折郁扶运”、“泻盛蠲余”。如某气升之不前，折其郁，取对应五脏本经五行之本穴；某气降之不下，泻所不胜之气，先刺其对应五脏的阴经之井，后刺相表里的阳经之合，其中君火相火同，手少阴心经以手厥阴心包经代。某气不迁正、不退位，分别泻对应五脏阴经之荥穴、合穴，少阳之气则泻手少阳经，手少阴心经以手厥阴心包经代。 而对于刚柔失守，则是补泻兼施，从疫疠的五行属性人手，“太过取之，不及资之”。例如壬午年刚柔失守，三年后化为木疫，在疫情将至之时，“当刺脾之俞，次三日，可刺肝之所出也。刺毕，静神七日，勿大醉歌乐，其气复散，又勿饱食，勿食生物，欲令脾实，气无滞饱，无久坐，食无太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一方面采用针刺补法与精神、饮食调护等结合，顾护疫之五行所克之脏，先安未受邪之地；另一方面，针刺泻疫之五行对应本经五行之本穴（但火疫只补肺未泻心）。 根据以上预防疫病的刺法，可见《素问遗篇》十分重视气交失守对疫病发病的影响，认为明确了气交失守的类型、程度、五行属性，则可基本掌握疫病发病的时间、程度、病性，从而根据五行生克理沦，以针刺的手段补虚泻实，对疫病进行防治。 （二）“人”的因素，脏虚与神失守位 此处的“人”，代指人的正气。《素问遗篇》论述了各种气交失守情况下可能发生的疫情，而在针对个体防疫、治疗时则强调了人之正气。与其他疾病一样，疫病发病不离正气的变化，发病与否与病情轻重以人正气逆乱失衡程度来衡量，充足的正气是其防病基础。《刺法论》针对“五疫”皆相染易的情况，即指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进入疫室前采用五气护体法、服小金丹法、吐法、浴后发汗法等方法来强壮人体正气，对疫病进行预防。 在正气方面，《素问遗篇》强调了脏气与神在疫病发病中的作用。脏气之虚是感邪的条件和基础，《本病论》言：“人之五脏，一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在天人两虚基础上，复伤该脏，可致神失守位。神失守位可致包括疫邪在内的各种邪气干犯，且预后不良。故《本病论》云：“人犯五神易位，即神光不圆也，非但尸鬼，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以脾虚为例，“人饮食劳倦即伤脾，又或遇太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阳作接问至，即谓之虚也，此即人气虚而天气虚也。又遇饮食饱甚，汗出于胃，醉饱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虚，脾神失守，脾为谏议之官，智周出焉，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阴天虚，青尸鬼见之，令人卒亡”。概括而言，即《刺法论》所谓“人脾病，又遇太阴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于人，令人暴亡”。五脏虚而人虚、气交失守而天虚，遇饮食起居失节、情志过激、劳伤、外感等，则为三虚，使得神失守位，而有“邪鬼”于犯，可令人猝死，即“天虚而人虚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谓之日尸厥”（《本病论》）。 可见，当气交失守致疫之时，如果正气不足或失调，就容易发病，且预后较差；而正气充盛，则人不易为疫疠之邪所侵，不会引起脏腑阴阳气血的失衡，就不易发生疫病，即使发病也预后较好，容易康复。正气不足或失调是疫病发病的前提，而正气不虚是防止疫邪的侵袭，或对疫邪抑制、祛除乃至消灭的有力保障。 因此，顾护正气是防治疫病的重要原则，重点是顺护脏气与全神养真。在刚柔失守，三年化疫的情况下，采用针刺补法与精神、饮食、起居调护乃至气功导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预防措施以顾护脏气。 例如为顾护脾气，补脾俞，同时要求精神情志上“勿大醉歌乐”，饮食方面要求“又勿饱食，勿食生物，食无太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起居方面要求“气无滞饱，无久坐”。对于三虚所致暴亡，亦是对所虚之脏行补法：补表里阳经之合穴与本脏背俞穴。其中心虚所取阳经为手少阳经，实际上也是以手厥阴心包经代手少阴心经，故而表里阳经为手少阳经而非手太阳经。 《素问遗篇》强调调神的重要性：“故要修养和神也，道贵常存，补神固根，精气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虽不去，亦能全真，人神不守，非达至真，至真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复人本元，命日归宗。”故对于“神失位，使神彩之不圆，恐邪干犯”的情况，设有全神刺法，即各刺脏腑十二官对应经脉的原穴（但膻中刺心包经荥穴）以全神。此外，在疫病防治时，也多用调神的方法。如在刚柔失守情况下的刺毕调护中，强调“刺毕，静神七日”，并针对各脏调护要求“心欲实，令少思”“肝欲平，即勿怒”“勿大悲伤也，悲伤即肺动”等。又如进入疫室前以脱胎于道家思想的“气出于脑” 方法，即存想五气护身来防疫，也是调神的充分应用。 （三）“邪”的因素：毒邪尸鬼 《素问遗篇》认识到疫病具有传染性，如《刺法论》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而疫病发病、传染流行与邪气有关，“其气不正，故有邪干，……如此天运失时，三年之中，火疫至矣”，“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中，这种具有传染性的邪气也称为“毒气”、“邪鬼”、“尸鬼”等，根据邪气性质的不同，还有“黑尸鬼”、“青尸鬼”、“黄尸鬼”、“赤尸鬼”、“白尸鬼”之分。 邪气干犯人体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天之运气失常，“其气不正，故有邪干”。具体而言，在天虚之年，包括岁运不及、年干刚柔失守、司天之气虚几种情况，有五行所不胜之邪干犯人体。如“遇火不及之岁，有黑尸鬼见之”，“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阴天虚，青尸鬼见之”，“遇水不及之年，或辛不会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阳司天虚，有黄尸鬼至”，“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阴司天虚也，有白尸鬼见之”，“遇金不及，有赤尸鬼干人”。故《刺法论》在论述疫病防治刺法时言：“不及扶资，以扶运气，以避虚邪也。” 其次是人之正气虚，神失守位，给邪以可乘之机。如《刺法论》说：“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天亡。”故《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本病论》曰：“人犯五神易位，即神光不圆也，非但尸鬼，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一脏虚，所干犯之邪亦是其五行所不胜者，如《刺法论》曰：“人病心虚，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虚，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 邪在“天”“人”两虚的基础上，趁虚而人，干犯人体，可使疫病发病、流行，甚至使人暴亡。即《本病论》所言“人之五脏，一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天亡”，以及《刺法论》所说的“神移失守，虽在其体，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天寿”。 邪气在疫病发病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逢疫邪，疫病不发病。因此，在预防疫病时，《刺法论》强调“避其毒气”的原则，这与顾护正气同等重要。在将进入疫室而可能接触疫邪时，则须采取一些强身辟疫的方法进行预防，而能“不相移易”。 综上所述，《素问遗篇》在论述疫病发病时，强调天、人、邪三个方面的因素，对认识疫病发病，指导疫病防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之正气是防病的基础，当始终顾护；具有传染性的“毒气”、“邪鬼”是病因，预防需避之，治疗当祛邪；天之气交失守引发疫病，并决定病性病势，可据此选择相应防治方法。 四、《内经》时代的疾病传变学说 （一）内伤疾病的传变方式 1．按五行相克规律传变 中医对于疾病传变一直以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解释，相生为顺，相克为逆。邪气盛而正气较虚时往往遵循制己所胜的顺序，如金克木，肺病传肝。《灵枢·病传》指出了疾病是按五行相克进行传变为主。如“大气入脏奈何？岐伯曰：病先发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病先发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病先发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肾，三日不已，死，……病先发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说明病邪按照五脏相克次序传变，主死。《素问·玉机真脏论》曰：“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黄帝曰：五脏相通，移皆有次。” 按上所述，肺病得之于脾（母病及子），先传肝（金克木），再传脾（土生金），死于心（火克金）。又如《素问·标本病传论》曰：“肺病喘咳，三日而胁支满痛，一日身重体痛，五日而胀，十日不已，死。”亦论及病邪传变，先传其所胜之脏，肺病发生喘息，三日病传于肝而见胁肋支满疼痛（金克木），又一日病传于脾而见身体沉重疼痛（木克土），又五日病传于胃而胀满，如再过十日不愈则主死亡。由此可见，病邪传变是按照相克次序的，由于病有先发于何脏的不同，传变脏腑的先后次序有所不同。 2. 按五行相生规律传变
（二）外感疾病的传变方式 1. 五体病邪向所属内脏传变 其顺序为筋→肝、脉→心、肌肉→脾、皮→肺、骨→肾。《素问·痹论》云：“帝曰：内舍五脏六腑，何气使然？岐伯曰：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 2．按表里脏腑传变 （1）“腠理→络脉→经脉→腑脏”传变学说：见于《素问·皮部论》，“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入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腑脏也。” （2）“腠理→阳明、太阳、少阳→腑脏”传变学说：见于《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腠理开而中于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故中阳则溜入经，中阴则溜入腑。” （3）“体表→阴经→脏腑”传变学说：见于《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身之中于风也，不必动脏，故邪入于阴经，则其脏气实，邪气入而不能客，故还之于腑。故中阳则溜于经，中阴则溜于腑。”说明在脏气充实时，邪气不能入脏而入于与脏相连的表里之腑。 （4）“皮毛→肌肤→经脉→六腑→五脏”传变学说：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邪风之至，疾于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生半死也。” 3. 按六经传变 《素问·热论》云：“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故烦满而囊缩”。外感伤寒，即按照太阳（巨阳）→阳明→少→太阴→少阴→厥阴的次序传变，与《伤寒论》的六经次序相似。为什么这样传变？这与开合枢理论有关。太阳主开，阳明主合，少阳主枢；太阴主开，少阴主合，厥阴主枢，伤寒邪气按照阳气开→合→枢→阴气开→合→枢的次序发展。 4. 三阳病传变 《素问·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曰：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脯瘠；其传为索泽，其传为颓疝。曰：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其传为心掣，其传为隔”。心脾发病后传阳明（二阳），再传为女子闭经以及风消；太阳（三阳）传为索泽或颓疝；少阳（一阳）传为心掣或隔。 5. 络脉经脉传变 《灵枢·百病始生》云：“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人，......。毛发立则淅然，故皮肤痛。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留而不去，传舍于经，在经之时，洒淅喜惊。留而不去，传舍于输，在输之时，六经不通四肢，则肢节痛，腰脊乃强。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在伏冲之时，体重身痛。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胃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麇。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由此可见：邪气（虚邪）由皮肤→毛发→络脉→经→输→伏冲之脉→肠胃→肠胃之外，募原之间→成积。邪气由浅入深，由表入里而成积。 6. 病邪在五脏之间传变 《素问·气厥论》云：“五脏六腑，寒热相移者何？岐伯曰：肾移寒于肝，痈肿少气。脾移寒于肝，痈肿筋挛。肝移寒于心，狂隔中。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肝移热于心，则死。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痉”。说明寒热之邪在五脏之间传变可引发诸多疾病，如消渴（肺消或鬲消）与心肺之间寒热传变有关。这些理论对糖尿病的治疗仍有借鉴意义。 7. 其他方式的传变 （1）不以次第传变：《素问·玉机真脏论》指出：“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第”，说明突发疾病可以不按生克规律传变。 （2）扁鹊的“腠理→血脉→胃肠→骨髓”学说：这个学说来源于《韩非子·喻老》，韩非子用故事的形式讲述了扁鹊的理论：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子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中医用布包热药敷患处）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中医用针或石针刺穴位）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中医汤药名，火齐汤）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矣。”居五日，桓公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这就是扁鹊的“腠理→血脉→胃肠→骨髓”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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