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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红学家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指出：“《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一个绝大的问题，至为重要。”刘先生所说的“反满思想”，在满清入主中原，爱新觉罗家族坐龙庭的时代，应该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思想吧。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就反映在作品当中。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白纸黑字，似乎不应该存在什么疑问。但什么事情一进入红学领域，便往往变得复杂起来。
对《红楼梦》作品中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并不是自笔者开始的，早在笔者之先，就有诸多红学家进行了这方面研究。当代红学家朱光东先生曾在《〈红楼梦〉吊明反清思想管窥》中，指出在清初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诞生了一批民族主义作品，《红楼梦》与《说岳》、《杨家将》、《桃花扇》等民族主义作品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笔者在本章中换个角度，从文化渊源和文学传承的视角，对《红楼梦》创作与清朝初期士大夫阶层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关系，进行初步的对比研究。
要想搞清《红楼梦》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必须搞清《红楼梦》书中刻意宣扬的“末世”背景。在《红楼梦》书中，多次使用“末世”一词表达当时的社会背景：一是在第一回中写贾雨村身世，说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但仍要“求取功名，再整基业”；二是在第五回中王熙凤的判词，说她“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三是在第五回中探春的判词，说她“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由此足证作品中的故事背景是在“末世”。
何谓“末世”？“末世”一词，首见之于《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意思是指一个朝代的末期，有衰乱丧亡之意。在中国封建社会，每当新旧王朝兴亡更替的社会大动荡之际，就会有人发出“末世”的感叹。这种“末世”感叹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之际表现得尤为强烈。
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卷首词中说：“这篇词，名为《结交行》，是叹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平时酒杯往来，如兄若弟；一遇虱大的事，才有些利害相关，便尔我不相顾了。” 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毛先舒在《思古堂集》卷二《与洪昇书》也哀叹道：“末世风气险薄，笔舌专取刻??自快，且借之为名高。吁，可怪也。”清初大思想家唐甄在《得师》中也感叹说：“末世学者不纯，中无真得，好为大言，自信以为皋夔；人主瞀乱不察，遽委社稷而命之，其不至于覆亡者鲜矣。”清初文人张履祥《训子语》也说：“末世之习，攻浮文以资进取，未尝知读圣贤之书，是以失意则斯滥，得志则斯淫，为里俗所羞称耳。”
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红楼梦》中所说的“末世”，与明末清初这些文人所说的“末世”，指的是同一时代。书中的《好了歌解》、《食尽鸟投林》等词曲所表达的“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反认他乡作故乡”等思想，正是改朝换代后的清朝初年，文人墨客表达遗民情绪的常用词语。正如清初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告诉读者的那样，创作此剧的意图就在于借“场上歌舞”，“写兴亡之感”，使人们“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红楼梦》的创作目的，何尝不是如此？
第一节 贾宝玉异端思想并非异端
当今红学界权威们据以断定《红楼梦》具有“反封建”、“反礼教”，“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等“先进”或“超前”思想，其根据不过是书中表现的几种所谓“异端思想”：一是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被解释为反对忠君报国的初步民主思想；二是贾宝玉说“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都烧了，把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骂为“禄蠹国贼”，被解释成反对封建官僚统治的现代文明思想；三是贾宝玉说女儿是水，男儿是泥，见了女儿觉得清爽，见了男人浊臭逼人，具有和泛爱主义倾向，被解释为尊重女性、提倡男女平等和爱情自由的“反礼教”思想。如此等等。
把《红楼梦》中这些思想放在曹雪芹名下，放在乾隆时代去理解，确实会感到这些思想“先进”、“摩登”，确实会感到《红楼梦》作者是思想“超前”的“天才”。乾隆时代是个极端正统僵滞的时代，理学道学在思想界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所有“异端思想”在文字狱高压和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早已被扫荡殆尽。这个时代创作《红楼梦》之不可能，与文革期间创作《春明外史》、《啼笑因缘》之不可能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把《红楼梦》还原为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这些思想则立即表现出其时代特点，即不“异端”，也不“超前”，就是那个时代流行思潮的正常表达。
所谓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思想，乃是明清改朝换代后，封建士大夫对大明王朝灭亡教训的反思总结。有明一代，忠臣烈士前赴后继，炳耀史册，如杨继盛⑴、海瑞⑵、卢象升⑶、阎应元⑷等等，千秋之下，仍令人肃然起敬。这既与明代统治者“清仕途，培士气”有关，也是明代中后期予智自雄，标榜声气的心性之学所造就。
明朝晚期，磨砺奋发、危言危行的士气逐渐显现出末流之弊，便是颟顸忿戾，矫激狂妄。朝中文臣党争激烈，不顾政局危机而意气用事、“犯颜直谏”者比比皆是，以致于朝政不可收拾。《明史》中关于“文死谏”的记载比比皆是。所谓“过激且戆”，所谓“衔沽”，所谓“忿戾”，皆《红楼梦》中所谓“浊气上涌”，而非雍雍穆穆的太和元气。明代直烈之臣嫉恶过严，也使国家元气消耗殆尽。《明史》总纂，布衣万斯同⑸曾深论戾气之害，他说：“至大礼仪定，天子之视旧臣元老，直如寇仇。于是诏书每下，必怀忿疾，戾气填胸，怨言溢口，而新进好事之徒复以乖戾之性佐之，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气，故不数十年，遂至南北大乱，生民涂炭，流血成渠。盖怨气之所感，不召我自至也。由是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岂不谅哉。”梁维枢《玉剑尊闻·贤媛》⑹载：“杨忠愍以谏死，王元奴父慨然曰：忠臣当如此矣。母吴氏曰：不然，夫人人愿死忠，置人主于何地？不闻古有谏行言听，臣主俱荣者乎？”这位吴太太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而武将在征剿“流寇”和抗击“建州女真”的战争中，冒死轻进，几乎每战必败，以死报效朝廷的将军可谓多矣，但一统江山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明代重文轻武，多以文臣将兵。出身行伍者，也多附庸风雅，习气一般无二。《明史》卷263宋一鹤、蔡懋德等人传后赞云：“潼关既破，李自成乘胜遂有三秦，渡河而东，势若燎原。宣大既覆，明亡遂决。一时封疆诸臣后先争死，可不谓烈哉！然平阳之旆甫东，船窝之警旋告。死非难，所以处死为难，君子不能无憾于懋德焉已。”卢象升、孙传庭⑺（二人皆谥忠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陆文龙《辽海丹忠录》⑻第三回有一段议论，亦可与此相印证：“嗟乎！国家有死事之臣，可为国家扶正气，不知今日死一将，便已败一阵；明日死一官，便已失一城，却已伤了国家元气，坏了国家之事。”“死非难，所以处死为难”，最能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关于“武死战”的论调相印证：“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明亡之后，江南三大家等思想家的著作中，指出明亡于“文死谏，武死战”的论点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清初的遗老遗少身上是正常的，普遍的，而放在乾隆时代的曹雪芹身上，则是莫名其妙的，难怪要被视为“异端思想”。需要注意的是，《红楼梦》中有关“文死谏，武死战”的议论，只能是针对明朝士风，而不针对清朝。清朝士大夫，尤其是汉族大臣，多苟合取容，旅进旅退，一团和气，迂如死海，以直谏被诛者，实所罕见。和珅之贪横，甚于严嵩十倍，而终乾隆之世，竟无一人明章弹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清朝士大夫吸取了明人的教训，敛华就实；也因为当时汉族士大夫为“非我族类”的夷狄之君当差，没有了“磨砺奋发”的激情。
所谓“除明明德外无书”的思想，乃是明末清初“疑经辩伪”思潮的正常反映。明末朝初，在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中掀起一股“疑经辩伪”的狂潮，对除了四书以外的诸多儒家经典文献的真实性都产生了怀疑，把很多经典都判定为“伪书”。同时，由于受“王陆心学”的影响，对“程朱理学”的权威性提出质疑。《明史·儒林传》序论明季学风之变云：“宗王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红楼梦》中所表现的除了四书之外都加以怀疑的思想，正是这个特定时代的思潮，根本不存在“异端”问题。到了乾隆年间，程朱理学重归绝对统治地位，按照乾隆时代的思想解读《红楼梦》，就难免有“异端”之感了。
至于书中贾宝玉见了贾雨村一类的官僚就头疼，把追求功名前程者统统骂为“禄蠹国贼”，坚决不肯走“仕途经济”道路，也并非什么反对封建官僚制度的先进思想。贾宝玉一类的行为，除了具有封建社会纨绔子弟的共性特征之外，很大程度上是清朝初年遗民阶层的共同心理反映。这一时期，在“亡国”、“亡天下”的哀伤情绪支配下，具有正统思想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和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遗民文人，与新王朝普遍持不合作态度，他们自己拒绝出仕做官，甚至终身不踏入城市；对那些摇尾乞怜投靠清廷者，一律斥骂为屈膝变节的“二臣”。这种思想根本就不是反对功名利禄，而是主张向夷齐那样饿死首阳山“不食周粟”，反对厚着脸皮吃新朝俸禄。这不仅不是什么异端思想，反而是封建正统思想在特殊时期的极端反映。
所谓“男人是泥，女儿是水”的思想，以及男女之间相对自由开放的关系，也正是明末清初的正常观念。第一个正式表达“天下灵气不钟情于男子而钟情于妇人”论调的，乃南宋时期的谢希孟，明末“情教教主”冯梦龙秉承此调兵集大成。反观明末清初那汗牛充栋般的言情小说和传奇，无不充满着女性颂扬乃至崇拜。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晚明士人心态的延续外，清初严厉的“剃发易服”政策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观念。由于男人必须要改穿马蹄袖，剃掉半边头发，身后托一条猪尾巴辫子，使几千年来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观念的须眉男子，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形象的污浊和卑琐；而女人则无需剃发易服，仍然是前朝装束。因此须眉男子见了女人就必然有“清爽”的感觉，见了同类则必然感到“污浊”。说到底，这是剃发易服高压政策下的心灵扭曲。
这一时期不要说才子佳人作品，就连描写妓女生活的作品，也都把这些操皮肉生涯的女子描写成清爽宜人的女性，大家熟悉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作品，都是明朝末期的产物。清初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不论女鬼，女妖，还是妓女，其形象都令须眉男子汗颜。不知朋友们是否注意到，《红楼梦》中关于“南风断袖”的描写是很多的，这也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明末清初的文人中十分流行。当时的士大夫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众多的歌颂“南风”的作品问世。《红楼梦》中描写“南风”的文字决无忸怩作态的感觉，似乎是贾琏、宝玉、薛蟠这些公子哥们的正常生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红楼梦》的创作时代。
作者：土默热 来源：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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