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明写清初的“华夷之辩”，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自豪感 作者：慧读古典 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贾宝玉有一段“耶律雄奴”和“大舜正裔”的议论，曾令一些红学家费解，而某些红学家因为受胡适影响太深，对此段文字进行歪解。我们先看这段文字： 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电视剧《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 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在看完戚序本此段文字后认为：“这竟完全是梦话，不但全失宝玉的口吻、神情，而且文字十分恶劣，令人作呕。即看文章前后气势，也万万不能插入这一节古怪文字。但戚本何以要增添这么多的梦话？……我以为是有意添入的。……以作者的身世、环境，以及所处的时代而论，绝不容易发生民族思想。即是有的，在当时森严的文禁之下，也决不会写得如此显露。……我揣想，戚本所作是经过后人改窜的。……这数节文字底插入，似在高本刊行之后，我疑心竟许是有正书局印行时所加入的。因为戚本出世底时代，正当民国元年，这时候，民族思想正弥漫于社会，有正书局的老板或者竟想以此博利，也未可知。……我看这几节文字的显露，生硬，很不像清代文人之笔。”（见《俞平伯论红楼梦》171～172页。）由于受胡适的影响，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清中期，作者根本就没有民族思想，他还竟然认为这段文字不是原文所有，是后人加入的。但遗撼的是庚辰本也有此段文字，证明这段文字是抄本原文。  （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他对这段话很是费解） 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认为贾宝玉这段议论“是一个旗人作者颂扬满洲帝室的威德”，而一些胡适派红学家也顺着这样的思维往下解，比如冯其庸就猜测说：“极有可能是乾隆二十年扫平准噶尔，彻底解决了清朝定鼎以来顺、康、雍三朝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而增写进去的（《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6期） 胡适派红学家们的观点显然不令人信服，只要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都会认为这样的解释谬误至极。贾宝玉的这段话分明表露出来的是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充满了对野蛮落后异族的嘲讽和蔑视。在清中叶文字狱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又怎么敢有人将这段文字写进书中去呢？如果这里果真如胡适派红学家所言，是感恩戴德的话，为什么程伟元和高鹗在整理各种《石头记》抄本，准备刊印《红楼梦》的时候，非得将这段文字删去不可呢？ 我们国家之所以称之为“中国”，有着极其久远的历史渊源。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认为我们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位置在中原一带。而我们的四周都是蛮夷，正如东汉的许慎所说： 南方蛮闽，从虫；北方戎，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说文解字》卷四） 在当时的人看来，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叫人，而我们四周的，不是虫就是犬，不是豸就是羊，反正都不能算人。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极深的自信。经过长期的战争和民族融合，到了宋代，大儒陆九渊说： 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陆九渊集·大学春秋讲义》） 北宋初年的著名思想家石介也说过： 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中国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中国论》）  （北宋著名思想家石介像） 这当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一种文明论，所谓的“华夷之辩”，即是文明与野蛮之辩。从远古以来，中华文明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中国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认为是“夷”，而自己则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华”。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一些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士大夫们也因此接触了和中国相隔万里之遥的另一片土地上的文明，比起中华文明来也是不遑多让。中国的士大夫的观念有了极大的转变。瞿太素的《职方外纪小言》有一段话，更清晰地表述了这些接受了新知识的人心中世界图像的变化，以及观念的转化： 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曷徵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 也就是说，他已经理解到，中国所处的地域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也不是文明唯一的中心，各种文明并没有先天的高低，固执中国文明优越的观念是不正常的，如果能够实践“忠信”、“明哲”，而且“元元本本”，即使远在殊方，也是“诸夏”，如果“汶汶”“汨汨”而且“寡廉鲜耻”，虽然就在附近，也是“戎狄”。  （瞿汝夔（字太素，1548-1610）像） 瞿太素的观点可谓是振聋发聩，以此来察看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是再合适不过了。满洲人虽然在明朝的管辖范围内，和汉蒙等民族共处，但其长期处于渔猎的原始文明之中，在国人眼里，是地地道道的“蛮夷”，国人蔑称其为“鞑虏”。这并非国人对其的偏见，而是事实如此，他们甚至连最为基本的政治制度都没有，完全承袭了明朝的制度，即所谓的“清承明制”。入关以来，他们更是强迫国人“剃发易服”，就是要从根本上灭绝汉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以利于其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大肆屠杀，不达目的绝不手软。再看其入关之初，接连推出了“圈地法”掠夺土地；推出“逃人法”掳汉人为奴隶；“迁海令”，强行将沿海地区的人迁徙到内陆，屠杀生灵数百万……这样的野蛮行径，难道不是“蛮夷”吗？ 尽管清人以杀戳的形式征服了全中国，但在精神上，他们是从来没能得逞的。即便是到了文字狱大行其道的雍正朝，“华夷之辩”仍是国人关注的焦点。在雍正年间，湖南人曾静受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吕留良的影响，著述了《知几录》和《知新录》等书，表达浓厚的民族意识。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他派弟子张熙到浙江购书一批，其中有吕留良诗稿一本。另外，他曾接触过严鸿逵、沈在宽，在他们家看到了吕留良的著作。曾静对吕留良遗著中关于夷夏之防及古时封建井田等言论十分赞赏。吕留良强烈的反清思想对曾静影响很大。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秋，曾静命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只可惜此时的岳钟琪已成了清廷忠实的奴才，他密奏雍正，出卖了曾静。 此时的曾静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软弱的一面，承认自己是受到了蛊惑，改口痛骂吕留良。而这一点也被雍正利用，他居然借曾静一案著书立说，刊印了《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他认为：光靠杀头解决不了广大民间对清朝的敌视问题，铲除不了汉人的民族意识。不如依靠《大义觉迷录》的说教，一举消弭民族矛盾。在《大义觉迷录》里，雍正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是： 不管是华是夷，惟有德者能为天下之君。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无损于圣德。 其实雍正的歪理完全不值一驳。拿现在的话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上古时代，舜确实出身东夷集团，文王确实出身西戎集团。汉民族是在东汉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既然天下一家，不分华夷，清廷为什么施行民族歧视政策？以满族为统治民族，次为蒙族，再次为汉族，以下才是其他各少数民族。这是很明显的民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策。如果不分华夷，首先就应该取消满族的特权，当然清廷是不可能做到的。一直到清朝灭亡，旗人都具有相当的特权，视汉族和其他民族为自己的奴隶。在清末的时候，西太后厚颜无耻地讲出“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旗人刚毅说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还说戊戌变法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很明显是将中国这片土地视其为殖民地，满族统治者殖民者心态昭然若揭。 雍正的这些歪道理，实在是顾头不顾尾。他是只许自己说，不许别人说（只有圣旨才能如此）。他既然写一本书颁行天下，动员大家来学，那就难免要加以探讨。一探讨，就会自暴其丑，露出了狐狸尾巴。《大义觉迷录》所说的道理并非“大义”（只有“民族大义”才是“大义”），也不能“觉”别人之“迷”。这样的书真正是不看不糊涂，越看越糊涂。但是由皇帝颁行之书，谁敢说个不字？雍正既死，乾隆继位之后，对于此事倒是能够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立刻下诏禁止此书流行，并列为禁书。这个自作聪明的雍正尸骨未寒，他的大著就被自己的子孙所否定，成为千秋笑柄。  （雍正帝所著《大义觉迷录》书影，被乾隆帝列为禁书） 即便是到了“万马齐喑”的乾隆朝，华夷之辩仍是一个敏感话题。乾隆十八年，发生了“胡中藻案”，由胡中藻案又引发了鄂昌案。鄂昌，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满族人，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由于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鄂昌和胡中藻等人之间的诗文唱和是常有的事。在搜查胡、鄂两家的诗文信札时，发现鄂昌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又批：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 这里非常清楚，乾隆认为鄂昌称蒙古人为“胡儿”是忘本，因为满洲人本身也是“胡”。结果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 在这样的一种血雨腥风的文化氛围中，谁还敢提“华夷之辩”呢？谁还敢在书中嘲讽什么“耶律”“雄奴”（匈奴的谐音）、“犬戎”，称自己为“中华”、“大舜正裔”呢？也难怪程伟元和高鹗见到贾宝玉这段议论，赶紧将其删去，免得惹祸上身。  （乾隆帝朝服图。他对”华夷之辩“相当敏感） 由此可见，《红楼梦》只能成书于康熙朝初期，此时的清廷忙于战场上的征战以及征服全国后的一段假惺惺的“怀柔”政策，加上清廷整体的文化素质较低，还顾及不到文化统治。而那些由明入清的士大夫们怀着对国破家亡的痛心和对异族统治者的满腔愤恨，写成《石头记》，借贾宝玉之口痛快淋漓地将“华夷之辩”慷慨激昂地讲了出来，表明作者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民族自豪感。《红楼梦》的排满思想很强烈，而一些胡适派红学家们有的视而不见，有的百般粉饰，有的胡乱歪解，这些红学家真的看懂《红楼梦》了吗？我们严重怀疑！ ———————————————————— 校对：王华东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