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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溧阳路

 上海市虹口区的 2016-08-11

站在四川北路上可以看到的溧阳路,它从黄浦江畔的虹口港起始,弯弯曲曲数千米至此戛然而止。

搬离溧阳路,已经有二十余年,今日难得空闲又来此地逛逛,拍拍照片。这是我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地方,所以对这条马路的情怀一直浓得化不开。

70年前的日商“购买组合”原址

从四川北路拐入溧阳路,南侧紧靠着长春公寓的,就是一排二层楼的商店,这里曾经是几个日本人合伙开设的“购买组合”(即供销合作社)。鲁迅的好朋友内山完造也曾一度租借它的二楼作为举办日语夜校教室。据史书记载,1930年10月4日,鲁迅与内山完造共同举办的世界版画展览会就在此开幕。鲁迅对外国新兴版画极其关注,他自己就收集了德国、法国、英国、俄国以及日本(浮士绘)的作品。这是鲁迅第一次举办版画展览,也是我国的第一次现代版画展,参观者多为中日两国人士,累计不下400人。

立新油酱店

我外公二十年代初从乡下老家来到上海后,就一直在“购买组合”的米粮部管账,直至1946年日侨被遣送回国。我妈妈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购买”的糖果部。现在这一排商店中有一家是“立新油酱店”,而在我的记忆中这个位置一直是隶属虹口粮食局的国营“第39粮店”,我外公曾经告诉我,这就是他工作了几十年的“购买”所在地。其实“立新油酱店”也是上海滩现存最老的油酱店之一,它原来的店号,小时候的我也曾经听说过,可惜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它的原来位置我就太熟悉了,那时候打酱油之类的事情都是属于我干的活。它就在斜对面的溧阳路四川北路拐角处,当时紧挨着它的还有“绿宝理发店”和“国光水果店”等,随着这一片石库门建筑“求知里”拆除,而搬到这里的也独此一家。那是在1995年,也是我们家被“动迁”走的那一年。

四川北路溧阳路口的“求知里”(溧阳路1413弄)原址

我们被动迁之后,这个地块曾经空置了好几年,后来建起了两层楼的商场,也热闹了十几年。去年又被拆除了,不知道为何却成了一个停车场。翻来覆去的折腾,而我们却被迫离开了这生我养我的虹口。

溧阳路长山路口

我外公在“购买”里上班的时候,我外婆就在日本人家里当“保姆”,上海话叫做“娘姨”,所以我妈妈和舅舅阿姨也是从小与日本孩子一起长大的。1946年日侨遣送回国之前,给我外公在1377弄内留下了一间屋,外公他们也就继续在此地住下来了。1952年,我父亲所在的“新通贸易公司”,在天津办了个分公司,他必须去那工作。当时我妈妈带着我们俩兄妹,肚里还怀着我的弟弟。无奈之下,在我外公的隔壁买了一小幢私房,我们又从东宝兴路搬回来了。这一住就是四十三年。

长山路就是南连长春路北通山阴路的不足两百米的小马路,这一排小商店是原来弄堂内的住家。

我的老家就在这里,以前溧阳路1377弄的主弄堂,现在的长山路。

在市中心的老房子之间,1377弄是一个相当宽敞的弄堂,地上铺的是小花岗岩石块,弄堂底是一个水井。两边的弄堂就比较窄,但是人也很少,西边主要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天下,我们叫它为“西爿”,“东爿”就是溧阳路1355弄。而今“西爿”已经被拆迁,只留下两棵高大的广玉兰树,默默地注视着我。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我恍恍惚惚地觉得正踩着“弹硌路”,听着自行车“咯噔咯噔”地从身边越走越远,仿佛回到了过去……

只有这几棵大树还承载了我四十余载的记忆

这座变电房所在的位置,就是我家老宅——溧阳路1377弄23号。后面的三层楼房是山阴路四达里。

1377弄拆迁后仅剩下6、7、8号。

溧阳路1355弄,在我们弄堂内的人都称其为东爿。

鲁迅藏书室在溧阳路1355弄内的边门

鲁迅藏书室(溧阳路1359号)——这是一幢红瓦灰砖木结构、坐北朝南的三层楼房,和我们弄堂的每一栋都相似。藏书室就在二楼,一直以来都是有人居住,谁也没进去过。只是记得小时候,不知为何会到过它的楼梯间,大概是因为我有一个最要好的跛脚的小学同学,就住在这栋楼的对门。据百度介绍,这是一间20.5平方米的屋子,南北两面有窗,靠墙由下而上叠放着由木板制成的书籍,有活门,内分两格,装满各种书籍,可以加锁。这种书箱由鲁迅亲自设计,体积并不过大,迁移搬运时方便连箱运走,不致混乱散失。1933年至1936年间,鲁迅曾以内山书店店员镰田诚一的名义租下此屋,藏书约6000册,里面存放着鲁迅从寓所移来的马列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文学、美术等方面的书籍,并珍藏着瞿秋白、柔石等人的手稿和纪念物。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携子移居淮海中路淮海坊,并将这里的藏书等也带走了。建国后,鲁迅绝大部分藏书由北京鲁迅故居保存,故上海鲁迅藏书室未曾恢复。 直到七十年代,我从报纸上才得知,我们的弄堂居然与鲁迅有这样的渊源关系。

溧阳路1359号——鲁迅藏书室

溧阳路长春路口

溧阳路1355弄

为什么虹口区热闹繁华、市井文化浓郁,有独特的人文历史和文脉呢?百度一下: 20世纪初,公共租界在淞沪铁路东侧向北陆续建成北四川路(四川北路)、窦乐安路(多伦路)、施高塔路(山阴路)、狄思威路(溧阳路)等多条越界筑路以及虹口公园等公共设施,形成一片中等档次的社区,居民中广东籍人士和日本侨民较多。随着道路的拓展,日本人乘机又大肆购买道路两侧地产,修建房屋,在窦乐安路(今多伦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狄思威路(今溧阳路)一带,又建造了大批日式房屋,形成日本人在上海最大的聚居区。当年这里形成了以北四川路为经,两边包括狄思威路在内的分支马路为纬的庞大的“日本化”街区,三角地菜场供应从长崎运来的新鲜鱼和蔬菜,到处都有日式的鱼店,小菜店、点心店,衣料店等,日本人把虹口的繁华地段称为“小东京”。以致日后形成了与南京路、淮海路并驾齐驱的上海三大商业街。

溧阳路1335弄

曹聚仁旧居(溧阳路1335弄5号)——该楼为坐北朝南二层楼石库门里弄房。曹聚仁(1900—1972) 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抗战胜利后至1950年8月,曹聚仁居住在此,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期间,他在此楼里先后编写了反映抗战历史的《大江南线》和《中国抗战画史》,后者出版后引起轰动,后来成为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物证之一。1950年赴香港,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50年代后期,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等报纸。后多次回内陆,促进祖国统一事业。现移葬至上海福寿园陵园

著名油画家关紫兰(1930--1986)旧居位于溧阳路1333弄1号。

关紫兰(1903-1986年)原籍广东南海,出生于上海。1927年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毕业,同年赴日留学。早年师从陈抱一并与日本油画家有岛生马、中川纪元等人过从甚密。1930年代回国后多次在上海举行个人油画展。抗战时期,拒绝参加任何与日本人有关的社交活动,深居简出,以“封杀”自己艺术的方式来表明对日本侵略者的抗议,得到了大家的称赞和尊重。1930年,关紫兰住进了溧阳路的寓所。1958年,相濡以沫的开牙科诊所的丈夫去世。1963年任职于上海文史馆馆员,同时成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6年6月30日,因心脏病突发,关紫兰卒于自己的寓所。

一个人不能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所在地,百度一下: “溧阳路原名为‘狄思威路’,Dixwell Road,路名取自上海工部局1870年任职一年的总董的名字。很多记录上显示,马路修筑于1889年到1916年,《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签定后,美国就开始越界筑路,狄思威路即是其中的一条沿虹口港东岸辟筑的道路。民国初,公共租界将狄思威路向北延伸至北四川路。” 这一段路虽然离开了河道,却也弯弯曲曲,我猜测溧阳路与上海很多的马路一样,是填河筑路而成的。据《虹口区志》记载,当年虹口区有五十余条河流,上海市就是建立在一个江南水乡泽国之上。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派出所(溧阳路1338号)

百度一下四川北路派出所的前世: 1927年2月,工部局将北四川路巡捕房移设狄思威路626~627号(今溧阳路1338号)。次年,更名为狄思威路巡捕房。 该捕房辖区为以下各条马路:北四川路,从靠近靶子路的边界铁门附近至北四川路延长线,包括北四川路延长线在内,江湾路,从北四川路至体育会路,包括靶子场、虹口公园和游泳池,狄思威路,从天潼路至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从西侧)通向北四川路,包括松庆里、丰乐里和纪家花园,白保罗路和赫林里,施高塔路,从江湾路到祥德路,及附近地区。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溧阳路1338号)

溧阳路——一条静谧优雅的老马路

溧阳路上的老式花园洋房始建于1913年,为租界高级职员的独立式双拼住宅,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红砖建筑的特征,代表了早期上海近代居住建筑的典型风格。

1946年5月8日, 郭沫若来上海就是居住在溧阳路1269号,从此这里就成为上海民主人士联络聚会的处所。8月,邓颖超、李维汉曾假此招待文化界人士。11月,进步文化人士曾假此为朱德60寿辰举行庆祝会,中共代表曾假此揭露美国对中国内战假调处真进攻的罪行。宋庆龄主办的“募集贫病文化人救济基金义卖游园会”曾假此召开发起人会议。 溧阳路1267号 ,正是当年毛泽东前妻贺子珍1949年来上海后的第一个落脚点。解放后,毛泽东曾托陈毅照顾贺子珍,贺也一度在虹口区担任了区委组织部长。后来,陈毅又把自己一家住的“湖南别墅”腾出来,让给贺子珍以及亲戚住,她才搬离了溧阳路。

高大的水杉树,我记得是在七十年代大量推广种植的。

溧阳路1208弄

溧阳路1208弄10号

溧阳路1208弄9、10号曾经是我就读的学校——“私立育华小学校”,后来改名“溧阳路第二小学”。两套房子并在一起,再把汽车间改建成两层楼的教室,两座花园连在一起,再加上还算宽敞的弄堂,就是我们的操场。我从小羡慕那些读“三中心”的学生,后来才知道因为这学校附有幼儿园,可以直升小学,而且这学校的教学质量也非常好,所以我与妹妹都是在这里毕业的。后来这学校与“溧阳路第一小学”合并,这里成了一个小公司,从现在我看到的模样,似乎也并不景气。

学校在溧阳路上的后门

溧阳路1203弄的溧阳路入口

溧阳路1203弄的宝安路入口

洋房的正立面采用拱劵式外廊,四坡歇山式屋顶,红瓦屋面上设双坡老虎窗,清水青砖墙面嵌红砖带饰,砖工考究,每扇窗还有木制的百叶窗,十足英伦范儿。

我有位小学同学,一度关系非常密切,我也是唯一能到他家里去玩的同学。(他的故事也非常曲折,以后有机会再聊)从花园小铁门进入后,首先看见的是内阳台,现在大多已被新增的住户封起来改为了“阳台间”。“阳台间”再往里就是客堂间,面积50多平方米,大多被分为前后两间客厅。客厅后面是厨房间,厨房间有北窗。经过客堂间旁边的过道通过木楼梯来到二楼,看到的就是正房寝室,又被称为前楼,加上过道面积总共有70多平方米。朝北二楼半的亭子间为佣人房,面积也有近30平方米。二楼再上去就是阁楼,是个假三层,应该也很高的。但是我没有上去过,那是我同学远在美国的舅舅的房间,从外面看过去就是非常醒目的“老虎窗”。

这里原来是新沪中学的一块外操场。文革期间建起了“溧阳中学”,现在是“鲁迅初级中学”。

在溧阳路这一排排花园洋房的最后一排,也可以从宝安路进去。这里有一个新沪中学的外操场,只记得它有一个大约三百多米的跑道,周围的建筑就不太记得了。但是暑假期间,百草疯长,虫吟蛙鸣,生机盎然。在一个孩子眼里只有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地,是我们心中的乐园,虽然很少有机会能够“混进去”玩。文革期间,这里办起了“溧阳中学”,好像一度曾经是“宝安路小学”,现在是“鲁迅初级中学”,一所口碑不错的公办学校。

溧阳路花园洋房最初的住户大多是贵族后裔、文士达人、商绅白领,曾是闹中取静、颇为体面的安稳居处。解放后,干部、平民、工人替代了一部分失势旧族,成套洋房也被分拆、隔阻,拥塞进了最多的房客,内部早成了72家房客。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了,小辈们长大飞走了一批,改善住房条件又走了一批,于是花园荒芜了、房子破败了,溧阳路也沉寂下来。这些洋房,房龄最长的已有百年,短的也有近90年。如今如蒙尘的珍珠,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光鲜亮丽。因为保护不善,原本以砖木结构 为主的建筑大多损坏严重,屋面普遍渗漏水,外立面失去原有风貌。斑驳的外墙、生锈的铁门、堆满杂物的花园和楼道、内里被分隔得支离破碎的房间、踩上去咯吱作响的楼梯、昏暗潮湿的房间,无一不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溧阳路1156弄

著名报刊编辑金仲华,浙江桐乡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先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任职。曾协助胡适之主编《东方杂志》。1934年任《世界知识》半月刊总编辑,参与创办《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永生》、《抗战》、《全民抗战》等报刊。后任香港《星岛日报》主编,并加入保卫中国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解放后任《文汇报》社社长、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首任体委主任。

溧阳路1156弄10号金仲华旧居

溧阳路1084弄

陶希圣的外孙女沈宁对此有过这样的文字描述:“我的父亲沈苏儒,是浙江嘉兴沈家后辈、沈钧儒先生的堂弟;我的母亲陶琴熏,是当时委员长侍从室陶希圣先生的长女......抗战胜利后,父亲母亲回到上海,住在虹口狄思威路(现溧阳路)1084弄4号。” 陶希圣(1899—1988),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溧阳路1084弄4号

溧阳路1177号,临近四平路转角处有一群西式建筑,也是一份“日产”。我们的父辈都称其为“东洋花园”,实为“日本海军俱乐部”。抗战胜利后,汤恩伯率部接受了这份“敌产”,创建了“私立京沪中学”,自任董事长,并且委任对其有知遇、相助之恩的著名教育家黄树滋为第一任校长。解放后,改名为“新沪中学”,又几经并入几所普通中学,其师资力量,教学设备,学生质量诸方面在虹口区都堪称一流,是屈指可数的名校。可惜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被区教育局的一纸文件压得“轰然倒塌”,虽然几度迁址,历经磨难,最终还是落得消亡。如今新沪中学的旧址,以及周围的四平支路、“大明铁工厂”、消防器材厂都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数栋豪华高层建筑、“喜临门大酒店”和一条新马路。

在著名的“新沪中学”的原址上建起了“喜临门大酒店”

从“喜临门大酒店”开始,这一段溧阳路已经被四平路替代了。四平路辟筑于1930年,远远晚于溧阳路,是当年大上海计划中的重要干道。北起五角场环岛,南至溧阳路,为纪念辛亥革命元老陈其美而取名其美路,解放后更名四平路。为迎接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1985年8月,四平路拓宽为三十多米的通衢大道,且同期建成了同样宽阔的嘉兴路桥,由此把好好的一条溧阳路腰斩了一截。及至九十年代初吴淞路闸桥的建成,连同外滩改造工程的完成,四平路、吴淞路、中山东路构成了上海市中心三条南北主干道的东线,这已经和溧阳路毫无相关了。因为溧阳路已经成为南北永不相连的两段,这也大概是上海很特别的道路。至少应该称为“溧阳南路”和“溧阳北路”,而这一段四平路也该叫做“溧阳中路”。

地铁4号线“海伦路站”天水路出口,这一片原来是溧阳路上著名的“麦加里”。

民国9年(1920年)麦加利银行建,故名。如今麦加里虽然被夷为平地,不久的将来在此将立起一栋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但是流传青史的还是那已经消失的麦加里。 据党史记载,1925年9月18日 上海总工会被奉系军阀封闭,转入地下,在狄思威路麦加里21号建立了秘密办公处。1927年3月21日 中共特委会在上海总工会秘密办事处下达总同盟罢工和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命令。在虹口,工人纠察队攻占虹镇警察署及三个分所。22日起义胜利。1928年5月10日,麦加里11号中共江苏省委交通站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七人被捕遇害。1949年5月15日 中共地下党委任的上海起义军总司令张权(国民党中将)因被告密,在溧阳路麦加里被捕。5月21日,国民党政府以“银元贩子”罪名将其杀害于南京东路。

现在四平路97弄的“浙兴小区”,就是原来溧阳路930弄、954弄、964弄的“浙兴里”。

宽敞平坦的大道已经无法察觉这就是嘉兴路桥了

这是上图中那栋楼的夜景

嘉兴路桥的夜景(又叫沈家桥,始建于19世纪初期,改建于1985年)

站在溧阳路桥上远眺嘉兴路桥

过了嘉兴路桥,被拦腰截断的溧阳路又开始了它的东段,从此溧阳路开始伴河而行,这一小截河还属于流过横浜桥,穿过嘉兴路桥的俞泾浦。

溧阳路桥

溧阳路自嘉兴路桥以来一直沿河而行,溧阳路桥是唯一一次横跨河流。溧阳路桥东头与哈尔滨路桥之间不足百米,溧阳路桥西头百米内与嘉兴路桥相望,形成了独特的“三桥会”。溧阳路桥北侧的沙泾港水流,自江湾一路南下,在抵达虹口港不过二百米之处,似乎不太愿意合流同行,于是飞流西转。在西进不过三百米之后,它遙见到了俞泾浦,于是又来了个九十度,直奔溧阳路桥,然后携手汇入虹口港。由于沙泾的两次华丽转身,形成了一个美丽的大“S”形,造就了两个奇特的半岛,构成了一幅美妙的都市水景。沙泾港,已不再是交通水路,正在成为一条幽静的景观河,见证着周边老上海的历史遗存,一个国家级的音乐文化产业园区的崛起。

哈尔滨路桥(又叫北新虹桥,建于民国初,改建于何时,待查)

溧阳路哈尔滨路口

这是位于哈尔滨路、溧阳路口的哈尔滨大楼,我曾经在网上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过关于这栋楼历史的记载,现摘录如下: 这里原为美国商人开设的“汇芳锯木公司”,1937年8月,大楼遭到日军炮火袭击,楼顶大部分被掀掉,美国老板丢下工厂、溜之大吉,哈尔滨大楼及其附近地盘,很快就成为难民、灾民及无业游民的天堂。早期住在这里的的居民,主要是那些无家可归、或者付不起或不愿意付房租的一些小商小贩和灾民、难民、无业游民,以及小偷、乞丐等。解放军占领安徽、苏北等地以后,大量地主及国民党溃散官兵逃亡来沪,其中一部分人也挤入哈尔滨大楼,有的甚至拖家带口、三妻四妾一起进驻。哈尔滨大楼遂成为上海滩上远近闻名的“游民窟”。1951年2月21日,人民政府调动解放军及武装警察,对哈尔滨大楼进行彻底清理,并在此地建立“上海市新人习艺场”,专门为旧上海留下的无业游民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引导其自食其力,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这则消息,我们看了觉得挺普通,但是在我们的父辈们眼中,当时却是轰动上海滩的大事,自此开始整顿大上海,抓了很多社会上的残渣余孽。 顺便讲一个我读小学时的趣事,沿着沙泾河向北,有一座通州路桥,桥边曾经有一个“上海市妇女教养所”。听大人说这里关的都是被强制的“妓女”,那时候上海已经解放了好几年,但是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妓女”还是一种很神秘的人种。有一次,我站在教养所的门口等了老半天,终于看见一个女人从远处车间里出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就失望地走了。

溧阳路沙泾路口

溧阳路611号,就在沙泾路口有一幢非常奇特的古罗马巴西利卡式风格的建筑,八角形的伞形柱支撑着宽阔的大厅,悬挂在空中的廊桥四通八达,朴实陈旧的外墙明明散发着历史的气息,创意新颖的店铺却又绽放着时尚的气息,这就是1933老场坊,一座竣工于1933年11月的屠宰场,当时远东地区最大、最现代化的屠牲场,在沉寂数十年后,现已经华丽转身为上海1933老场坊创意产业集聚区。

除了1933老场坊,上海音乐谷内还有国家音乐产业基地、1913老洋行、半岛湾时尚文化创意产业园、1930鑫鑫创意园、星梦剧院、三角地艺术园等,形成了以音乐、艺术和创意为特色的园区。

海宁路桥(以前是鸭绿江路桥,1999年海宁路拓宽延伸和周家嘴路接通,鸭绿江路取消。)

海宁路桥还叫做“四卡子桥”,百度一下: 民国初年以前,海宁路穿过四川北路向东,遇乍浦路向北拐,再沿北海宁路通向吴淞路的,即今天的北海宁路实际上是原来的海宁路东段。从乍浦路至九龙路的海宁路段原来叫“鸭绿路”,其虹口港对岸即“东鸭绿路”(即今鸭绿江路),鸭绿路与东鸭绿路间有一座“鸭绿路桥”(即今鸭绿江路桥)相通,这座桥也被俗叫做作“四卡子桥”。原来,在经历了1853年小刀会起义和1860年后太平军进攻上海后,上海的市政受到较大的破坏,百废待兴,就需要资金,于是上海县扩大了征税的范围和税额。虹口港的虬江路段是上海和宝山县的交界,虹口港又是出入宝山、上海的主要水道,于是上海的百货糖捐局在这里设立关卡,这个卡子依次为“第四卡子”,所以这里一度被叫作“四卡子”,四卡子桥即以四卡子而得名。1922年工部局在四卡子桥东北建造了上海规模最大的屠宰场,这里主要屠宰黄牛,因此,每天有成群的黄牛从兆丰路(今高阳路)码头上岸后赶到这里。在上海方言中“黄牛”是掮客或不守信用者的代词,所以,沪俚语“四卡子桥的货色”即隐骂他人为“黄牛”。

在海宁路桥堍还立着虹口港的铭牌

溧阳路东余杭路口

东余杭路桥(又叫新虹桥,始建于1912年,改建于1970年)

溧阳路上高于地面的虹口港景观带

汉阳路桥(又叫里虹桥,始建于乾隆年间,1970年改建)

在东汉阳路桥头的溧阳路上,停满了虹口警署的防暴车和警车。

虹口水闸

站在东长治路桥上北望,看不到汉阳路桥的,因为中间有一座虹口水闸。根据96年出版的《上海水利志》记载:1961年修建虹口港水闸,控制潮水倒流。1965年12月1日,重建虹口港水闸工程开工,位于汉阳路桥与长治路桥之间,东西横跨虹口港,闸门宽8米,高6.3米,1966年8月31日竣工。如果将水闸上的工作便桥也算进去,那么,虹口港上总共有七座桥。网上流传有九座桥,其实嘉兴路桥应该属于俞泾浦上的桥,俞泾浦与沙泾合流之后才称“虹口港”。还有一座“扬子江路的悬挂桥”,无从考察。

长治路桥(又叫中虹桥,始建于乾隆年间,1976年改建)

溧阳路东长治路口

在东大名路和东长治路的之间,还有一条小马路——马厂路。小到你无法想象,与溧阳路相交处仅仅只有三米来宽,以前向东还可到达商丘路,现只剩了到旅顺路为止的不足三百米一小段了。上海以前挺有名的老酒'绿豆烧'就在马厂路旅顺路上的《莊源大》生产出名,在我小时候还记得一句口口相传的流行语,“天津五加皮,上海绿豆烧”,好像只知道中国有两种老酒,可见其流行风靡程度。

溧阳路上的第二号——北外滩111文化艺术园区,一座建于1926年的老建筑

溧阳路上的第一号——109号

前面号码的房子都在一次次修路修桥,建绿化造“国际港务大厦”的过程中消失了,剩下的也都是八九十年的老房子。

溧阳路上第一桥——东大名路桥(又叫外虹桥,始建于1841年,2015年改建)

虹口港流入黄浦江的最后一道关卡——虹口港泵闸

前面已经看到我拍的“虹口水闸”的照片,为什么在这里还有一座“虹口港泵闸”?百度一下,原来之前的虹口港水闸只能趁潮排水,在黄浦江潮位超过虹口港水位时,无法向黄浦江排水,形成内涝,长期困扰周边居民。新建的泵闸将具备双向引排功能,可以不间断地将虹口港内河水直接排入黄浦江,大大提升排涝能力;同时,也可将黄浦江活水引入虹口港,对净化水质起到一定的作用。 好记得去年“汛期”虹口港十吨大卡车压桥的新闻吗?这样的故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一路走来的好水好景,原来还有这座去年刚建造的“泵闸”的功劳。

从东大名路桥头向前近百米,一道铁门紧闭,此路不通,这就是溧阳路的起点了。右侧依然是奔流不息的虹口港,以及河对面九龙路上陈旧的石库门,左侧已经是一望无尽的崭新的高楼大厦。留一点小私心,我把陪伴我这一路的坐骑也定格在照片中了。

从铁门栅栏间望进去,原来这是一个海军的军港,也就是溧阳路的起始点。

百川归海,虹口港一路奔波而来,也在此汇入黄浦江。它留下了什么呢?虹口得名于虹口港。虹口港原为上海浦(苏州河有两条支流 ,一条叫下海浦,一条叫上海浦,上海也是得名于此)的下游。在明代,由于黄浦江、苏州河的改道与疏浚,原流入苏州河的南洪、北洪、中洪改为由上海浦北段流入黄浦江。于是这里变成了“三洪之口”,从而改名洪口(也就是今天的虹口)。

附上一张网上截得的上海历史地图

再附一张弘一法师手绘溧阳路(狄思威路)指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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