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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诗词的前途与命运 李世瑜 处在新时代祖国，现在是政治稳定，经常繁荣，文化、科技、教育等事业欣欣荣，到处一派生机。然而，作为中华文化精粹的中华诗词现在形势究竟如何呢？对此国内不少名人学者大多兴致勃勃，不乏其谈，大讲什么“盛势”，大唱什么“赞歌”。在他们的笔下，当代中华诗词已发展到“极峰”，呈现出“万紫千红”、“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我却有别弹. 八十年前兴起的“五四”运动，焚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阻止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打倒帝封官、砸烂孔家店、倡导新文化，呼出了时代的强声，拓宽了民众的视野，活跃了人民的思维，为更大的历史风云作出了准备。这些政绩，我没有非论。但是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新文化运动， 却形而上学地铲除了中华民族的国家瑰宝，从而将中华诗词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为中华文化的“糟粕”，这不能不是一种悲哀。新诗的兴起是在中华传统诗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吸收了旧诗词押韵、 激情等长处， 一时风行于世， 大批文坛精英如郭沫若、艾青、藏克家、郁达夫、李瑛、郭小川等人挥笔阵，纵横诗坛，写出大量新诗佳作，讴歌祖国大好河山、民族英雄气节、国家建设成就，洋溢着高尚的情操和爱国激情，其艺术成就为世人瞩目,为世人所称道。 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国的新诗充满着青春活力。可是近年来，新诗盲目地与西方“洋”诗相结合，从形式和精神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了土洋混合的“怪胎”，与原来五四以来的新诗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一是没有了韵律,二是没有了民族气节,三是朦朦胧胧,什么都不是。 当代新诗的形势如何？请看甘肃省作协主席、当代新诗名家高平先生的《新诗当悬崖勒马》的调查报告。他写到：“对各种文学形式的作品在群众调查中，新诗得分最少。”“如果你到农民中朗诵新诗，看看有几个人相信你写的是'诗’”？新诗“蒙蒙胧胧，少叶缺韵，毫无诗味，属移植之类，这就是注定了它的先天不足。” 他指出：“中国语言之美，中国人对诗的传统概念，长时间地，一次比一次更甚地受到亵渎，这就把这类诗的非诗化从形式方面推上绝境，或曰走上了万仗悬崖。” 他形象地形说：“新诗这锅汤里掉进了这么多的非诗的老鼠，你能怪人家不来喝么？” 新诗目前的形势就是如此。 新诗之所以混到这如此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是丢弃了民族形式、丢弃了民族气节、丢弃了民族传统、丢弃了自己的“金饭碗”，而学仿西方、盲目“洋”化。一个文明祖国的文人骚客，有谁喜欢这种不伦不类的混血玩意儿？当然也有不少数当代新诗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主要是以立意、造境、巧思取胜。这些年来旧体诗词的形势也并非大好，除了内容空虚，风格卑下，立意平庸，诗味淡化外，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症结。 一是公式化、概念化。随着格律诗词的复苏和国诗大潮的到来，诗词队伍中涌进了一些薛蟠式的浪子，硬充风雅的诗家。这些人急功近利，以政治的口号来冒充诗作，生吞活剥地从报纸、文件上摘来一些政治概念，强硬地凑成五言八句或七绝一首的“格律溜”，便认为是“突出了政治”，或宏扬了时代主旋律。其实不然，用概念空话拼凑起来的韵语成不了旋律，也突出不了政治。诗词要讲政治，毫无疑问，但诗词讲的政治，就是为当前最大的政治、全党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而纵情歌唱，却不是政治概念的解说词。口号不是诗! 二是崇古、拟古。有相当一部分诗家强调格律工整，恪守唐宋之法，其创作之诗从思想到语言全部是古色古香的“唐三彩”，没有一点新意。他们硬把新题材赋予旧语言、旧意境、旧感情、旧思想，再给它穿上长袍马褂、罗袜弓鞋，还抹上几道封建王朝的残脂剩粉。千方百计妆扮成千年木乃伊式的旧形，清一色的旧货。如此摆弄下去，用不着别人再来打倒，自己也要走进自砌的历史坟墓。 这就是当代旧体诗的困惑和进入的误区。那么,新诗与旧诗的希望和出路是什么呢？我认为：新诗要民族化，旧诗要现代化.也就是说:"新诗要复旧,旧诗要创新"。 所谓新诗要复旧，就是要认识总结“五四”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两次仿模西方的得失，汲取经验教训，摆脱洋腔调，克服散文式和蒙胧化的不良倾向，还我们“五四”新诗的华夏味、中国魂。在形式上、语言上、感情上、韵味上使老百姓喜闻乐见，彻底走出那种无情、无意、无韵`无味和不伦不类的死胡同。 所谓旧诗要创新，一是要改革古韵，倡导新韵。建议把《平水韵》的老界限放宽，使用近韵、邻韵通押，或以词韵代替诗韵。二是不要为了显示高雅而将今诗旧作，使作品贴近时代，有当代意识，富有生活气息。三是使用新语言，布置新意境，树立新思想，采用新手法，提倡白话语入诗，科技语入诗，外国语入诗，散文语入诗。同时，要注意避免写成“打油诗”、“顺口溜”之类浅陋之作。 只有这样，“臭诗”才能变香，“死诗”才能复活。我们的当代诗词才能走出区，才能与时代同步，为人民歌唱，推动中华诗坛的繁荣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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