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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世界”旗下原创诗词平台 李子，本名曾少立，祖籍湖南，1964年生于赣南山区，现居北京。当代著名旧体诗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华吟诵学会理事，中华诗词（BVI）研究院研究员，《北京诗苑》编委， 中华诗词青年峰会组委会负责人。作品散见于网络和诸多刊物，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和个人化风格，被诗词界称为“李子体”，是当代极具争议的旧体诗人之一。
1964年我出生在赣南一个偏僻矿山的工程师家庭，之后读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工科，对于诗词，无根柢，无师承，也无家学渊源，甚至未表现出特别的爱好。直到35岁以前，我从未想过今生会写诗词，更未想过诗词会改变我的人生，成了我安身立命的职业，2013年7月，《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竟然称我为“以诗词为生第一人”。 这一切，都要从1999年的那个夏天说起。 那时候，我在一家小公司做电子书的编辑，同事中有一位文学硕士，她有一本龙榆生的《唐宋词格律》。某天午休，我顺手抄起了这本书，照着上面的词谱，填了一首《清平乐》。下面应该是这首词原初的版本。
清平乐 花无际。最是伤心地。舞遍天风谁属意。不见范郎踪迹。 烟波无语横流。千年俪影兰舟。亘古一轮红日，依然残照当楼。
我的文字功夫还凑合，因此这首模仿的习作，除了韵脚“迹”是个入声字，算是硬伤外，表面上看还像那么回事。1999年，互联网刚刚在中国兴起，公司的电脑还不能上网，好在附近就有一个我平时爱去的网吧，我便把这首词发到了网上。没想到很快就有人回复，这令我兴趣大增，一发不可收拾。1999年的下半年，我连续写了10多首诗词。2000年底，当时的著名文学网站“榕树下”，搞了一次全国网络文学大赛。我把仅有的十来首诗词，悉数投了稿。一个月后，“榕树下”通知我，我的一首小令《渔歌子·洞庭落日》获得了最佳诗歌奖。下面是这首小令当初获奖的版本，与如今的修改版稍有不同。
渔歌子·洞庭落日 雁字天边剪暮红，浪衔沉日水熔熔。芦叶垸，藕花冲，夕烟袅袅暖回风。
这次获奖，对一个初学者是很大的鼓舞，我便一路写了下来。我是个极愚拙而懒散的人，却不幸又是个完美主义者。于是写了改，改了写，写一首诗词要费老大的劲，最后很可能还不满意，甚至有的改过100多遍，后来还是放弃了。这样折腾了十多年，积稿不多，算来只有200多首。 我16年的诗词写作，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9年和2000年这两年，属于学习、模仿期。第二阶段是2001—2006年，属于探索、成熟期。第三阶段是从2007年到现在，属于思考、完善期。模仿期的作品本来是不成熟的，但为了彰显一个人诗词写作的完整过程，还是选了其中一部分。从2001年开始，我的写作开始逐渐成熟起来，从原来的模仿逐渐变为写自己的所历所想，对不同的风格也进行了有意识的尝试，虽然失败的多，但也有一些自认为还算成功的作品。2003年的“山里人”系列，是我的写作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这段时间作品较多，是一个爆发期。2006年以后，新作的数量便衰减了，转为对以前大量半成品的修改以及阅读和思考，进行新的积累。 因此，这里着重谈谈2001—2006年这段时间的写作。我这段时间的诗词，就内容而言，主要写三个方面；就风格而言，主要有三种。 先说内容。 一是写经历。我的生活大抵可分为两段。一段是赣南山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另一段是25岁来北京读研究生直到现在，是从青壮年到中年的长期北漂生涯。此外，武汉、南昌、海南、祖籍地湖南益阳等，是我驻足过的几个地方，写作也间有涉及。对这两段漫长的人生轨迹，我写赣南多，写北京少。对此，王兆鹏、裴涛在《命运与情感的超时代书写：略论李子词的艺术个性》一文中认为，我因北漂生活不如意，从而激发起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怀念，并因此对北京缺乏认同感。这一评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我之所以对北京生活写得不如赣南多，还有一层技术原因。产生于农业文明的诗词，在抒写现代城市时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而抒写山林就容易得多。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写作策略，在功力不足时，先拿容易的开刀。实际上，我的赣南生活既有山野的一面，也有工业的一面，因为那是一个有着3000人的中型国企。但同样因为写作难度，我对其工业性也写得不多。 二是写时事。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每天都有各种时事。这些时事或许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却也不免会触发我们的情感和思考。我的部分诗词涉及各种时事，尤其是战争、灾难、死亡等重大事件。 三是写玄想。我年轻时有一点哲学爱好，比较喜欢胡思乱想。2003年、2004年那两年，我在著名的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做编辑，对宇宙、历史、人类文明这些宏大主题有些思考，某些时事和社会现象也引发了我对人性的思考。我把这些思考写入诗词，因以词为主，故称它们为“人类词”。它们是否真如某些评论家说的具有现代性和革命性姑且不论，至少独特性还是有的，古人没写过，今人也罕有写的。 再说风格。 一是偏传统式。着个“偏”字，是因为它们仅仅在审美上接近传统诗词，但仍然存在区别。我始终认为，诗词的本质是文学，而文学要以抒写当下为己任。近世以来，诗词环境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总体有三点：从农业文明一变而为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从文言语境一变而为白话语境；从士大夫写作一变而为平民写作。诗词如何抒写当下，如何适应当代社会，是当代诗人面临的首要难题。作者的平民身份，与诗词的精英传统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白话语境下的现代审美也与诗词的传统审美不尽相同。我以平民身份秉持平民写作立场，这使我的诗词与传统诗词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传统诗词喜欢对万物赋予价值判断和文化隐喻，我在很大程度上不喜欢这样做。凭什么认为桃花就是轻薄的，梅花就是高洁的呢？传统诗词中有大量标榜雅趣的道具式物什，如绿绮龙泉之类，还有一些表面崇高实则为统治者驭民术的观念，如忠君爱国，教化人民，“再使风俗淳”之类，这些都是我所厌恶的。但传统中还有大量需要学习和继承的东西，为此我提出过一个主张叫“审美增量”。所谓“增量”，就是立足于传统，但不全盘接受，而是在传统的根基上有所新变，是“老树新枝”，而不是“另起炉灶”。相信读者看得出，本书所选的作品，大部分属于此类。其中最典型的是“山里人”系列，如《菩萨蛮·赴圩人》、《临江仙·小山娃》、《虞美人·山妹子之一》、《浣溪沙·山妹子之二》等。 二是偏新诗式。新诗和白话文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言说方式。在当代白话语境下写作诗词，有必要借鉴新诗和其他白话文体。我有意做了一些粗浅的尝试。一是白话口语。诗词以文言为基本语言，但有时也不妨用白话，这样会收到特殊的效果。如《如梦令·“六一”儿童节写给大连空难遇难儿童》、《临江仙·今天俺上学了》、《减兰·反腐战线的惊险故事》等篇什。二是新的角度和思维。如“太阳呵、操纵时钟，时钟操纵我”，这样的句子写出来以后并不难理解，但它被日常生活所遮蔽，不容易想到，而新诗长于揭示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事物。三是文本陌生化。诗词要求文本的陌生化，但在陌生化的程度上，传统诗词远不如新诗。本书也选入了一部分这样文本陌生化的诗词，如《风入松·以星为字》、《忆秦娥》(平韵格)、《风入松·诗词研讨会》等。以我的体会，在一首诗词中嫁接进部分新诗化的句子，虽有成功的，但失败的概率非常高。大部分情况下另起炉灶，整首诗词都作这样的新诗化处理，则成功的概率会高一些。 三是打油式。在写一些时事或关于人之恶的诗词时，我喜欢用打油的方式。特别是2001—2003年那几年，这类诗词我写得特别多，后来就写得少了。打油也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式的，如《虞美人·红心泵起》、《浣溪沙·忆昔》、《浣溪沙·忆承包败绩》等。一种是词语解构式的。与聂绀弩等人的传统“打油”不同，我称之为“新打油”。实质上就是利用文言与白话的落差，造成一种谐趣。如“卧铺驮大块，倒闭夜来香”，无非说上火车就睡觉，但故意用了倒闭、夜来香两个词语。再如写爬山的“下野花红风选举，上峰云白鸟轻浮”也是此类。后来一位网络诗人“无以为名”将这一类“打油”发扬光大，写了大量作品。我的体会是，“打油”不能背离传统审美太远，否则不能成功。大量“打油”诗词未选入本书，因为我认为它们写得不成功，甚至惨不忍睹。但不知怎的，这类作品似乎容易给人强烈的印象，在很多人看来，这类“打油”诗词似乎成了“李子体”的代表性标签，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虽然风格与内容在理论上并无必然联系，但在我的实际写作中，传统式多用于写经历，尤其是赣南山区生活，这可能与山水田园诗有大量古人前文本有关。新诗式多用于写玄想，这可能与新诗擅于思辨有关。“打油式”多用于写时事，这可能与聂绀弩等人的影响有关。王兆鹏、裴涛的文章梳理了拙作的两条主线，一曰日常生活，一曰生命意识。在我看来，该文所说的日常生活，大抵相当于我在这里所说的经历；它所说的生命意识，则以我所说的玄想为主体。而对于时事，该文认为“数量不多”，未作评析。实际上，这第三条主线是存在的，那就是时事诗词和“打油”诗词(二者交集很大)。它们数量并不少，只是我后来认为它们缺乏审美性，在各种选本中将它们黜落了，因此给人“数量不多”的感觉。 顺便说一句，不论是内容还是风格，此三者都只是大端，而不是全部，实际上还有一些零碎，在此就不赘述了。 一位朋友曾经戏称，我的写作可以称为“新身体写作”或“李子式身体写作”。他注意到我诗词中有描写人体的偏好。虽是戏谑，倒也是个新视角。除了前面提到的三种风格，以此视角去观照拙作，也有一种异趣，故在此不妨一提。这里引用我在《有一种词以整个人类为抒写对象》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传统诗词中，描写人体的很多，如沈腰潘鬓，更多的是描写美人的蛾眉、纤指、玉足，有的格调低下。我的这些人类词及其他诗词中，对人体也多有涉及。与古人全然不同的是，古人多侧重其美学意义，我则侧重其生物属性。如‘小堆原子碳和氢，匆匆一个今生我’，人体是碳氢链构成的有机物。‘金钱和血纠缠，血和空气纠缠’，血液将人体吸入的空气中的氧分子带到身体各处，置换出细胞中的二氧化碳废气，这是生命的细节，是中学生理课的内容。至于金钱，理论上并不是维系生命的必需物，但在现代却成了实际上的必需物。因此，‘金钱和血纠缠’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血和空气纠缠’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立行走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生物学特征。‘他们摸万物，然后不生还’、‘行者头颅至上，人间阡陌交通’、‘满城标语赤条条，提醒红心总比肚皮高’，都以人的直立行走作为思考原点。人体的对称性是另一重要特征，当然这点大多数动物也都具备。‘政治光芒万丈，乳房对偶如诗’，实际上是‘天理与人欲’这一老问题在新时代的继续。总之，我的想法，就是想通过对人体的生物学描写，以一种貌似酷不入情的笔调，从科学抵达人文。” 2006年以后，我的写作比较沉寂，这固然与俗事缠身有关，同时也是因为我在思考、阅读、总结，重新积蓄力量。这期间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对传统的一定程度的回归。“审美增量”这一主张，就是前几年提出来的。2006年以前的写作，是以探索为主，什么风格都想尝试一下，结果形成了传统、新诗、“打油”三种风格并驾齐驱的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现在则认为，还是要以立足于传统的“老树新枝”式写作为主，以完全割裂传统的“另起炉灶”式写作为辅。我在2006年以后的写作，基本遵循这样的原则。在对以前的作品进行修改或选稿时，也基本遵循这样的原则。 2006年以后，我回过头去对以前的作品作了不少的修改。因此虽然新作较少，却也没闲着。有人反对修改时间太久的旧作，理由是时过境迁，心态不同，观念不同，修改实际上是对过去的扭曲，并会给人造成误解和假象。这种说法颇有道理，然而我是一个有完美主义情结的人，一首诗词看着不如意，我要么改掉它，要么丢弃它。修改主要有三类：一是把一些“打油”诗词改得更接近传统审美，二是改掉一些诗词中故作姿态的拟古雅趣，三是把一些议论或抒情的句子改为写景叙事，即所谓“以物证心”。其实，这三者并非并列，前两者是审美取向问题，最后一个是表现技巧问题。总之，我希望大家这样理解我这十六年的诗词写作历程：前两年是学习，接下来的六年写了大量作品的初稿，再接下来的八年，则是对这批初稿进行汰选、修改和完善。虽然这里的每首诗词都标注了写作时间，但那是初稿的时间，许多现在的成稿与初稿完全是两码事，甚至没有一个字相同了。这一写作的真相，我必须告诉读者和评论者。 这里我想横插几句，谈谈格律。一些新派写作者不太重视格律，时有错讹。我认为对于格律，要从维护诗词写作规范稳定性的历史高度来认识，绝不是末事。拙作在格律声韵方面，自信还是把关较严的。就是一些变格，也必有古人多个先例为依据。如《临江仙》中的“因为你存在，老虎渡河来”，有人认为“因为你存在”不合词谱，实际上，古人《临江仙》此处改为平平仄平仄的也多见，如李清照“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陈克“蛮歌犯星起，重觉在天边”，丘崇“宜家更宜国，宜子又宜孙”，这些都是宋人先例。又有人提出，“因为”的“为”字古为仄。这里姑且不论有“借音”一说，也姑且不论今人“因为”的“为”与古人“因为”的“为”意义多有不同。即便古人，“因为”的“为”也有平声先例，如宋人陈耆卿一首五律的首二句“久阔松楸信，因为龙澳来”。至于押韵，我主张“平仄从严，押韵从宽”。所谓从宽，是说同声调的通押可适当放宽，如《风入松·天空流白》第七部与第十四部通押，我经常这样干，而且古人先例也多，当不成为问题。 我下一步的写作，从内容上说，可能会更多地涉及城市和矿山，这些人生经历的“富矿”，以前因为技术不成熟没有开发，现在不能再不开发了。从风格上说，将以“审美增量”为主，同时会继续尝试各种风格。从形式上说，会尝试一种“大诗”。关于大诗和整体虚构，是我近一两年的一个主要思考，旨在打破诗词和小说的壁垒。传统诗词主要是作者的经历录、见闻录、思想录，一般是不会像小说、电影一样，整体性地虚构一个故事的。可是，同样是文学，小说、电影可以整体虚构，诗词为什么不可以呢？小说、电影中的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品行可以有变化，人物之间会发生各种关联和矛盾冲突，诗词因为篇幅短小，不可能在一首诗词中完成这种变化，但是否可作这样的理解和处理：每首诗词相当于小说、电影的一个片断，把所有这些片断串起来，构成一首“大诗”。这首“大诗”相当于一部较完整的小说或电影。显然，这种“大诗”与目前通行的“组诗”是有很大不同的。 就说这么多吧。2009年写过一篇类似的文字《远离青史与良辰——谈谈十年诗词写作的心得》，里面谈过的问题这里就不重复了。另外，也建议参看王兆鹏、裴涛的《命运与情感的超时代书写：略论李子词的艺术个性》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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