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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史前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所谓制度，就是群体信念为了满足群体的某种需要而以比较固定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的群体行动的结合物，而原始宗教就是比较复杂的制度。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原始宗教主要包括原始居民对自然物及祖先的崇拜。自然崇拜的对象有农神(主要是谷物神)、地母神、山神和天神等；祖先崇拜包括对生殖神、图腾、祖先神的崇拜。通过对红山文化原始宗教遗存的剖析，我们认为，谷物神、地母神、山神等自然神都受到了红山文化居民的崇拜，生殖女神、图腾、女祖先则是红山文化居民膜拜的主要对象，祖先崇拜在红山文化原始居民的宗教生活中占有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生殖女神崇拜 在史前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驾驭大自然的能力低，时时面临着各种灾难和死亡的威胁，越是灾难深重，人们祈求得到一种超自然力量保护的愿望就越强烈。在史前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灾难中，自身的死亡是尤为危险的。人口的繁衍对于氏族的延续是仅次于解决吃饭问题的大事，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生存的一切，所以祈求人口繁殖则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以无限的生殖来对付连年不断的灾难和死亡，在史前人类中是常有的。当时人类对自身在生育方面的科学知识知之甚少，当人类有能力探寻人口生殖的奥秘时，首先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人人皆生于母亲，于是便把女性神化，让女性充当生殖神。因为先民崇拜女性主要是崇拜其生殖力，很自然地便把崇拜的重点放在女性身体的生育部位，并用造型艺术加以表现，其结果是神化孕妇的身体特征，这便是生殖女神崇拜的基本表现。生殖崇拜是远古人类自我肯定意识的体现，是原始巫术和宗教的重要内容，是古代人类的普遍行为，他们相信，正是由于自己的努力和神灵的保佑才使种不断地繁衍下来。红山文化居民对生殖神的崇拜集中表现为对生殖女神的崇拜。 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0多块陶塑人像，其中有两件为小型裸体孕妇塑像，这两件塑像均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孕妇的体态特征，头及右臂均残缺，腹部高高隆起，臀部肥大，左臂弯曲，左手贴于上腹，并有表现阴部的记号。其中一件乳房缺损，另一件右乳房残留下部，呈耸起状。这两件孕妇塑像从形态上看不同于一般的妇女塑像，而是刻意表现女性孕育的特征，表明在当时居民中对孕妇、生殖有一种特殊的观念。联系到东山嘴建筑群址本身的祭祀遗迹性质，可以认为，这些孕妇形象能够直接表现出来的含义便是红山文化居民崇拜、祭祀的生殖女神。
在祭祀遗址内供奉生殖女神塑像，表明了红山文化居民祈求生育后代、繁衍子孙、增强自身生存能力的美好愿望。将生殖神的孕育特点夸张地表现出来是他们对生殖女神顶礼膜拜的一种手段，在他们看来，只要有生育女神的保佑，他们的族类便能够子孙繁昌、不断地保存旺盛的生存能力。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不断地发现史前人类祭祀生殖女神的实例。巴格达附近的梭万(Es-Sawwan)遗址(公元前5500年～前5000年)的下层，发现了一组祭祀建筑，里面有女性石像和泥像，在建筑的下面还发现了随葬女性石像的墓葬，所有这些女性偶像都被刻画成大乳房，腹、臀部突出地反映了典型多产妇女形象。自19世纪以来，在欧洲许多国家都发现了巨乳、大腹、丰臀之裸体女塑像，时代从距今3～4万年到距今3000年左右。这些女性塑像，均用不同手法表现了女性孕育、哺育后代的身体特征，对这些特征的强调显然是出于一种祈求子孙繁衍的愿望，表明了古代人类对生殖女神的崇敬心理。 在现代民族志资料中，也不乏各少数民族崇拜生殖女神的实例。生活在云南的永宁纳西族人民有着传统的崇拜生殖女神的宗教信仰，他们虔诚地信仰“那蹄”——生育女神。在祭祀仪式上，生殖女神的偶像是用糌粑塑成的，其形体特征颇似史前时代居民塑造的生殖女神，乳房、腹部、臀部、阴部的特征都明显地表现出多产妇女的形象。此外，纳西族人民还虔诚膜拜泸沽湖畔的干木山(意译为女山)，将其赋予女神的形象，对干木山女神最隆重的祭祀是干木古，汉语的意思即为游干木山，这一祭祀活动的目的之一便是祈求多子多福、人丁兴旺，联系到纳西族人民将女山的北麓及西北麓的洼地视为女性的生殖器，可以认为，他们对女山的崇拜实际为对生殖女神的崇拜。 由此可见，人类对生殖女神的崇拜并不是某种个别现象，而由这种崇拜衍生出来的一些祭祀仪式、信仰观念便自然地成为原始宗教的一部分。在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发现的生殖女神裸体塑像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西辽河地区原始居民生殖崇拜的史实。 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生殖信仰的意义是双重的，即一方面追求人的繁衍，另一方面也追求动植物的繁殖，企图促进渔猎、农业和畜牧业的丰收。因此，红山文化的裸体孕妇塑像也反映了居民渴望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心愿。 图腾崇拜 追求人类种的繁衍导致了氏族社会中对生育女神的崇拜。而图腾崇拜则包含了更丰富的含义：一是史前人类对自身的来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二是人类为了求得某种超人类力量的保护，以达到种族繁盛的目的；三是为了祈求人类繁殖能力的增强。所以说，从祈求生殖的角度来说，图腾崇拜也是一种生殖崇拜。对生殖女神的崇拜、祭祀表明，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的史前人类已认识到妇女的生育功能，其直接表现就是婴孩是从母体中分娩出来的，而由于天地生殖万物观念的发展，人们认为人和动植物都有血缘关系，于是他们将自己的氏族依附于某种动物或植物，相信本氏族会像所依附的动物一样数量众多、体格健壮，会像所依附的植物那样满山遍野、枝繁叶茂。因为他们认为所依附的动植物有灵性，具有非凡的力量，所以他们也寄希望于得到所依附物的保护。由于明白了女性生殖的道理，所依附的方法通常是这样：认为本氏族来源于始祖所依附的动植物的交合，这种动植物便成为该氏族的祖先，也就是该氏族的图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图腾崇拜也是—种祖先崇拜。一般来说，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某种动植物一旦被奉为图腾，便脱离了其原来的本性而成为一种神秘力量的象征，红山文化中的玉龙便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凌源县三官甸子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羊场公社和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等地均发现了属于红山文化的龙形玉饰。根据红山文化发达的原始畜牧业和农业以及这类玉饰的出土地点、自身特征，我们认为红山文化居民用玉塑造出来的这种神秘动物形象便是被他们氏族崇拜的图腾。 学术界有关龙的起源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蜥蜴说，鳄鱼说，以蛇为主的多种动物结合体说，龙首来自牛首或马首之说。而事实上，龙的起源是个复杂的、多层次的问题，在龙形成的早期阶段，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龙的形象各不相同。目前所发现的红山文化玉龙除龙身与蛇有关外，龙首的形象更像同人们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猪。研究表明，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包括内蒙古东南赤峰地区、辽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颇宜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大量的石犁耜等农业工具和猪骨便是证明。由于猪这一动物为人们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肉食来源，使得史前居民的饮食生活进一步得到了保障，同时猪又具有多产的特点，红山文化居民将其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崇拜物显然是可以理解的，而考古中发现的红山文化玉龙从龙首特征看极似猪，龙形玉这种高度概括了的艺术形象加上蜷曲如蛇的躯体，显然是被神化了的具有神灵的氏族图腾的具体形象。
从龙形玉的出土情况分析也反映出它在红山文化居民的思想意识中是具有非凡作用的。首先，玉龙均与其他成组玉器共出，这些玉器非实用器，其中大型器也非一般佩饰，联系到在数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所出龙形玉的形象特征大体一致这一特点，可以认为，这种龙形玉具有特殊用途，充满了神秘色彩。其次，红山文化的成组或大型玉器均出于大型石砌墓或祭祀遗址中，有些采集的玉龙应与这些玉器出于同类的地点。由此可见，拥有或能使用龙形玉的人绝非一般氏族成员，而应是在氏族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首领或主持仪式的巫觋人员。在红山文化所处的史前时代，氏族首领和巫觋又往往是一体的。从上面两点分析中可知，红山文化的玉龙不仅不是实用器，也不是一般的佩饰，这些玉龙被掌握在少数氏族上层人物手中用于祭祀活动，在祭祀活动中玉龙被赋予了灵性，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这样才能达到保佑氏族昌盛不衰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玉龙就是红山文化居民所崇拜的图腾。当然，龙崇拜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由于猪同农业生产和人类社会关系密切，在祈年、求雨、渴望丰收的祭祀活动中自然就选择了被神化的猪作为沟通人神间的信物，但这与图腾崇拜并不矛盾，因为图腾崇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种的繁衍，也有祈望家畜兴旺，五谷丰登，更何况种的繁衍也是以家畜兴旺、五谷丰登为基本条件的。所以说，红山文化玉龙所表现的最基本含义是以猪为原形的龙图腾崇拜。有学者对红山文化龙题材进行了考古类型学分析，结果发现了红山文化的龙题材分为两类，各有发展演变序列，并行发展并贯穿该文化的全过程。在其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彩绘龙纹已相当成熟，但基本装饰仍与红山文化一致，当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可见，龙纹题材不仅在红山文化中而且在其后的古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足以说明龙图腾崇拜在西辽河地区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 中国的古史传说及世界各地的考古学、民族学资料中有大量的信息反映在史前先民中曾存在丰富多彩的图腾崇拜。 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商族的祖先契是其母简狄吞下燕子(玄鸟)的卵而生的，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分析这一古史传说，可知商人将玄鸟视为他们的祖先，而考古发现的材料恰表明商人是崇拜玄鸟的。在古埃及的神话传说和史籍中，史前居民的图腾崇拜也依稀可见。“位于南部边陲的诺姆埃莱凡廷讷，崇拜牡羊；登德拉，崇拜牡牛；喜乌特，崇拜胡狼……” 女祖先崇拜 图腾崇拜意识是和人们探寻本氏族的起源结合在一起的，处于图腾崇拜阶段的氏族一般均已知晓人是由母亲所生，所以，在图腾崇拜的同时对女祖先的崇拜也是合乎常理的。在生殖女神崇拜的观念中，主要表现的是氏族成员对于自己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上代母辈的崇拜，而这种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对于整个氏族的女始祖的崇拜。可以说，生殖崇拜是祖先崇拜的早期阶段，祖先崇拜是从生殖崇拜中孕育出来的，它是适应氏族社会传宗接代的需要和保持氏族人丁兴旺的愿望而出现的，确定了祖先，就确立了氏族共同体的根本，也使种的繁衍有了保障。由于生殖女神崇拜的盛行，最早被氏族成员认可的有真正血缘关系的祖先当然是女性。正如前面所说，女始祖崇拜是由对近祖的崇拜发展而来的，所以代表女始祖的女神已经不只是生殖女神，她不仅主宰生殖，还保佑氏族、部落或民族的发展，具有驱灾避邪的灵性，所以她的形象就不同于生殖女神，不仅突出表现女性的生育特点，而是有着完整的女性形象。在辽西牛河梁发现的女神头像和“女神庙”、喀左东山嘴发现的人物坐像等都是崇拜始祖女神的典型实例。
位于辽西地区凌源县的牛河梁是一处典型的红山文化原始宗教遗址，在这里出土了一批陶塑女性形象，多数已成为残件，可辨认的有头部残块、肩头残块、肩臂残块、乳房残块、手部残块等。这些泥塑女像塑得极为逼真，有很高的艺术性。已发现人像残块约分属5～6个个体，她们形体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或长臂伸手，或曲肘握拳，颇为生动。其中的一号女神头像面部器官保存完好，形象生动，从雕塑技法观察，这尊头像是属于一全身人像的头部，基本尺寸接近真人大小。在“女神庙”主室中心出土的大鼻大耳竟为真人的三倍。 辽宁喀左县东山嘴是一处以石砌建筑基址为主体的红山文化宗教遗址，在这里发现的陶塑人物造像，从残存的部位看，形象逼真，很有动感，且符合人体比例，大小均是真人的1/2。这些陶塑人像大小不一，数量不只1～2个个体，而是像在牛河梁发现的那样，是一个群体，且有较为固定的姿态。联系到这些陶塑女像与祭祀遗迹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断定，这些女性塑像也是红山文化居民供奉的女祖先的形象，其包含的意义同于牛河梁的女神群像。 上述分析表明，5000多年前的西辽河流域，祖先崇拜很发达。不仅修建了庙、坛、冢，塑造了被神化的祖先形象加以膜拜，而且用富于神秘意义的玉器作为祭祀活动的法器。 祖先崇拜是氏族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宗教观念之一，世界上大部分民族都曾产生并盛行过这种观念，他们以祭拜共向的祖先来加强氏族或部落成员的血缘认同。考古资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我国的黄河流域也盛行祖先崇拜。我国商代对祖先崇拜极为重视，卜辞记载对先公先王的奉祀是国家大事，礼繁而隆重，殷墟发掘的大规模祭祀坑多为祭祖场所。此外，在近现代的一些民族中我们仍可见到许多祖先崇拜的例子。生活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祭祖的风俗。如玉溪地区彝族人民每年3月的3、4、5日3天以家族为单位在祖坟上举行祭祖活动，祈求祖先保佑。可见，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居民祭祖活动的方式虽有差异，但反映的祭祀内容和目的却是大致相同的。 通过对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等祭祀遗存的分析，我们发现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有丰富的内涵，其中主要的方面就是包括生殖女神崇拜、图腾崇拜、女始祖崇拜在内的祖先崇拜。生殖女神崇拜奠定了图腾和女始祖崇拜的基础，而生殖女神的崇拜也可以被看成是祖先崇拜的早期阶段，因为被崇拜的生殖女神实质上便是人类的祖先，只是她的任务主要是生殖后代，而女始祖的崇拜则是比较成熟的祖先崇拜。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包括对女祖先和男祖先的崇拜，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着力强调对女性祖先的崇拜，这可能与红山文化自身的特点相关。综观中国史前文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祖形器，学术界公认这是男性祖先崇拜的具体表现之一，但男祖先崇拜是否一定是从女祖先崇拜阶段发展而来的呢？目前无法确定这一点。因为在已发现有男祖先崇拜的考古学文化中并没有资料证明在这之前有一个女祖先崇拜阶段，而在红山文化之后的古文化中也没发现有男祖先祭拜的实物资料。可以肯定，盛行对女祖先的祭拜这种宗教意识与其他种类文化遗存(陶器、玉器等)一样，是构成红山文化自身特征的一个部分。（作者：靳桂云20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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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天宇楼33 > 《中国红山文化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