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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安斯康姆的《现代道德哲学》引发对美德伦理的关注。半个多世纪过去,美德伦理学虽然在近20年呈现复兴气象,然而医学美德通常被视作传统医德而被排除在主流生命伦理学之外,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生命伦理学回归医疗生活史的效应,是将美德伦理重新理解为生命伦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生命伦理学的美德转向,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从宗教和文化根源上重构生命伦理学的诸种努力,凸显了医学美德的重要性,使生命伦理学的美德进路成为可能;其二,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也带来了主流生命伦理学对医学美德的立场的转变。比彻姆和丘卓思的《生命医学伦理原则》几经修订,从最初忽略美德伦理,到批评它,到承认其优点,最后,发展到赞扬美德伦理学。 考虑到《生命医学伦理原则》的世界性影响,其立场变化标志着生命伦理学从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之应用的主流范式转向美德伦理之重构。生命伦理原则论辩当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和意义,但是,它预设了“过去—现在”之分离且在专注生命伦理原则时不能顾及“过去—现在”的历史承续,不可避免地陷入道德世界的断裂或碎片化。生命伦理学的美德转向旨在超越原则主义的狭隘视角,从过去的历史结构中寻找理解现在和未来的钥匙,通过把医学美德重构于道德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关系的历史的形态界面上,以期描述特定传统、文化、信仰或文明体系及其生命伦理形态中医学美德之功能、构成及演进。 抛开美德转向扩展生命伦理学文化旨趣的长远目标不论,笔者认为,其现实关切显著地指向当下急需应对的医患重构的诚意伦理基础。 第一,医学美德的核心是诚意伦理。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视为世界各大宗教或文化共认的“道德金规”,而其美德话语就是诚意。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言》、唐代孙思邈《大医精诚》、美国特鲁多医师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虽源出不同时代或不同语境,但都以某种方式描述了诚意伦理的美德要求。如果没有诚意,我们无法仅凭义务、律则和利益来协调医患、构建健康良善的生活。 第二,诚意伦理重在修身。修身的直接义是照料身体,间接义是照料灵魂。儒家讲诚意,是“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基本要求是“毋自欺”。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意思是说,人只有诚其意才能使美善之意贯通身心、我他、己群,此为人之道也。诚意伦理在中医传统中展现为“医者意也”的美德实践,即医者要固持美善之意、恻隐之心、视人如己之念,将诚意延展为正心、修身和治世的生命美德之道。 第三,诚意伦理是一种责任伦理。它以个人生活的美好和共同体乃至人类的繁荣为旨归,提供了对当今医患重构的伦理基础进行诠释的责任伦理进路:用“良心反对”平衡权利话语之泛滥;用“良善生活”的价值尺规抵抗医疗保健中资本逻辑的统治;以医患之间的诚意互动寻求摆脱道德陌生人困境;重诠共同体责任,使诚意从个体扩展到共同体或人类层面,以抗击技术时代“支配对敬畏的胜利”。 生命伦理学的美德转向只是刚刚开始。美德的培养使一些好的习性和品质在我们的性格中根深蒂固,因而是原则论辩何以可能的前提。美德转向对医患重构的诚意伦理基础的探寻,使生命伦理透过良心、责任、合作性的对话和对生命的敬畏,重新发现传统的意义,又进一步切近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确证。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田海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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