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转载]断裂的灵魂:土耳其的身份观与时代困惑

 千年狐怪 2016-09-11

断裂的灵魂:土耳其的身份观与时代困惑

张 虎

    【内容提要】土耳其的民族、文化身份一直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人们认同于“伊斯兰”。在凯末尔改革时期,他们又把自己称作“西方人”。长久的“伊斯兰”与“西化”二元对立身份认知模式使土耳其饱尝文化冲突之苦。纵观土耳其的历史得失,以及全球化时代东方之国的处境,土耳其将长期处于“无所适从”的忧伤之中。

【关键词】  土耳其  身份观  伊斯兰  文化杂合

 

1996年,亨廷顿在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土耳其在未来将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论断是客观而中肯的。可是,为什么土耳其将会“无所适从”?为什么土耳其无法将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为一?对于这些问题,亨廷顿没有交代,也没有深究,这是一个有待于探索、追溯的诠释空白。

伊斯兰与西化主义的文化冲突是土耳其“无所适从”的主要原因,这是大多学者都认可的观点,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众所周知,早在奥斯曼帝国衰落前,土耳其就开始引进、学习西方的战术与武器装备。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923年)后,又实施了持续30年的西化改革。遗憾的是,近百年后的今天,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依然在路上。是什么对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形成如此大的阻碍?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韩国等国家已经成功实现了现代化,成为欧、美各国经济市场的强力竞争对手,原因何在?美国政治评论家丹尼尔·派普斯( Daniel Pipes)与马丁·克雷默(Martin Crame,)答道,是因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文化在本质上的对立,两者无法达成和解。这种说法恐怕很难令人满意,唯一的贡献是刺激了伊斯兰各国的反西方情绪。       

近些年来,文化冲突问题在土耳其大地上愈演愈烈。当大学里的知识女性纷纷戴起穆斯林头巾时,总统埃尔多安( Erdogan)与最高法院形成对峙、互不相让,底层民众爆发的游行、抗议活动更是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当温和的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成功地执政五年后,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的选举竟然招致100多万人的反对,世俗制度的维护者——军队——也虎视眈眈地声称要再次发动军事政变。2006年,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Orhan Pamuk)“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织的新象征”。帕慕克1972年开始写作,30多年来,他在自己的“故乡”——伊斯坦布尔,抑或其他土耳其城市——发现的始终是东、西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织”。由此看来,土耳其的文化冲突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当代亟待解决的文化难题。

伊斯兰与西化,说到底,是个身份问题,即一部分人坚持伊斯兰的传统身份,一部分人渴望获得西方的身份。然而,身份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意志化的标志。人不仅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政治权力的产物,人们的思想、信仰、认知模式并非横空飞来之物,而是来自于权力知识结构的型塑。   

在福柯看来,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座到处充斥着规训、惩罚与监视的“全景式监狱”,在这座监狱空间中,权力主宰者所创造的知识成为话语真理,顺从、遵循这些话语与控制系统的人就获得了正常的身份,而那些“不顺从的身体”就会被排挤到社会边缘,成为“疯子”和“精神病者”。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的规训与惩罚中,人们认识自己与他人的方式也被权力知识所同化,协助权力者进行着“自制式”的教育与监禁。在此基础上,生命政治( Bio - politics)操控了日常生活、建筑、话语等所有的空间世界,实现了真正的自动化流程运作。回眸一下土耳其人的身份历史,这一问题或许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理解:

    1.关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身份认同。土耳其人即突厥人,一个尚武、虔信的民族,伊斯兰教是他们缔结的核心,加上长期的东征西讨,使他们无暇思考“我们是谁”这一哲学问题。于是,民族、血统等问题被搁置,伊斯兰成了他们的唯一身份,正如著名土耳其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 Bernard Lewis)所说的:“土耳其人一向把自己主要作为穆斯林来看待的……土耳其人曾经如此地把自己和伊斯兰教完全等同起来,以致使得土耳其民族这一概念无法显露出来。”后来,他们创立了自己的信仰帝国——奥斯曼,然而,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的信仰是每一个土耳其人认同自己的唯一方式。在他们看来,人分两类:穆斯林与卡菲尔(即西方基督徒),而穆斯林的天职就是以伊斯兰教拯救西方的卡菲尔,将“战争园地”划入伊斯兰的园地。依照福柯的理论,伊斯兰教便是奥斯曼帝国的权力统治者,卡菲尔与穆斯林的划界便是“划分性实践”的结果,它严重禁锢了土耳其人认同自我的方式。更何况,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身份认知模式持续了近600年,它深深地影响、渗透了土耳其人的心理与行为,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灵魂疾病。

    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末,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传人奥斯曼帝国,被相应译作“瓦坦”( vatan)与“米莱特”(millet),当苏丹大帝在境内推行“瓦坦”与“米莱特”时,广大下层民众根本不知他们的苏丹所云何物,勉强将其理解为“乡村广场”和“宗教团体”,但这已与“民族”、“国家”观念的本意相去甚远。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凯末尔领导的独立战争时期,当时的军官根本不知到底应该以什么名义号召广大士兵奋勇杀敌,以伊斯兰的名义号召则违背了凯末尔的本意,以土耳其的名义号召则令广大士兵头晕目眩,因为“Turks”在当时是一个贬义词,意为“乡巴佬”。这是两个讨论土耳其人身份的经典例子,它们准确地诠释了土耳其人对伊斯兰身份的虔信式认知。

    那么,是否在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后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呢?1967年,弗雷德里克,弗雷( Frederick Frey)对土耳其的农民身份认知问题进行统计,结果显示:除了一些高校学生外,大部分农民都拒斥土耳其这一身份,只承认伊斯兰教;1968年,瑟立夫·马丁(Serif Mardin)再次对伊兹密尔一家名为Sümerbank的工厂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只有50%的人自称为土耳其人,而自称穆斯林的竞达38%(数字待核);当被问到他们如何称呼社会上的其他人时,52%的人答道“宗教兄弟”,36%的人答道“祖国同胞”。土耳其人对伊斯兰身份的认同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凯末尔时期的身份认同。在凯末尔执政的16年中,土耳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俗化改革。为了消除其最大的知识竞争对手——伊斯兰教——的影响,凯末尔实施的是彻底、专制、激进的西化改革: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被废除,清真寺被拆毁,宗教学校被关闭,阿拉伯语言被废止,宗教媒体、报纸机构被查封……这场改革可谓暴力、血腥,就像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所描述的:“这不是对城市的重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从本质上说,西化改革与奥斯曼时代的伊斯兰教没有什么区别,皆是生命权力的统治者,皆是“划分性实践”的践行者、“疯癫”与“愚昧”的制造者……或如土耳其学者伯纳兹,筒普瑞克( Binnaz Toprak)所说的:“在土耳其,世俗主义是决定进步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启蒙与反启蒙、革命者与反动派的坐标轴”。在世俗主义统治者的注视与监控下,每一个土耳其人必须像西方人一样生活,像西方人一样思考,穿着西方人的服装,听着西方人的音乐,说着西方人的话语,迈着西方人的步伐,甚至连做梦也做着西方人的梦。一旦有人胆敢提出异议,就会遭到严厉的规训与体罚。一次采访中,奥尔罕·帕慕克说:“在土耳其西化后,这个国家的下层——那些保守的、贫穷的、未受教化的、低下的阶层(这些人在土耳其到处都能见到)——对现代化的日常生活中缺少宗教信仰的要求提出异议……他们想保留传统式的生活。现代化过程中有些人做这样的事情是很正常的。然而土耳其政府和许多部门的回应却是攻击,将他们的文化看作低劣落后的文化,而不是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理解他们失去过去的痛苦。”

    30年的西化改革是土耳其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每一个土耳其人始终无法忘怀的一层文化身份。更何况在军队政变的威势下,没有人敢于忘记他们的世俗身份。就这样,在凯末尔的激烈变革中,世俗二字深深烙印于土耳其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他们心中第二层根深蒂固的身份。客观地说,在今天的土耳其,至少有一半人更为认同现代的文明与生活。在政治外交上,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现在,它也更加渴望加入西方人的集团——欧盟。

    关键的问题出现了,即当今的土耳其人到底认同哪一种身份?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发生了真正的“民族分裂”:一部分人认同世俗之路,坚持做文明的“西方人”;一部分人怀念着曾经的帝国辉煌,希望做纯粹的“伊斯兰人”。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身份认知模式是针锋相对的,而非相互交叉的:在“伊斯兰人”的身份观中,西方是必须被征服的“卡菲尔”;在“西方人”的身份观中,伊斯兰是必须被剔除的耻辱与愚昧。于是,两者势不两立、难以杂合,汇成一条文化冲突的血腥河流——梅内门事件、伊兹密尔总统谋杀案、托钵僧叛乱、伊斯兰大百科全书事件、头巾风波、频繁发生的军事政变……身份的僵化认知让土耳其饱尝文化冲突之苦,也使他们对“文化杂合”的美好徒有临溪羡鱼的无奈,根深蒂固的身份观让他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同胞、亲人。土耳其前总理奇莱尔、德米雷尔都曾说土耳其是“一个从西方延伸到东方,从欧洲延伸到中国地区的一座重要桥梁”;帕慕克也说:“我想成为一座桥梁,它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文明,它有机会站在两种文明之外观察这两种文明”。然而,土耳其的激烈文化冲突在短期内是难以平息的,这也很难成为“文化杂合”的证词与注解。这就是土耳其“无所适从”的根本原因——灵魂的分裂。

   

    帕慕克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土耳其没有必要为拥有两种精神而担忧,或两种文化、两个灵魂,精神分裂症可以让人变得聪明。”每一个土耳其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精神分裂症”,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乐观主义者,灵魂的断裂让土耳其人感到切肤的痛苦。不必说奥斯曼文化的死亡,也不必说东方历史权利的丧失,单就土耳其踟蹰于历史路口、丧失了建构新的民族空间出路的悖谬处境,就让他们不得不感到无法承受的痛楚。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忧伤来源于一种特殊的缺失,即在新生儿脱离母亲子宫时母子亲密关系的缺失,虽然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关系的人早已不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早已将他们内在化,以至于我们分不清他们与我们的关系,最后我们与那些离我们远去的人、物变成同一件事物。在土耳其,奥斯曼便是这难以割舍的文化之根,它在土耳其人的内心深处如同生母般的亲密。然而,在世俗化改革中,土耳其人亲自将它一毁而空。在某种意义上,土耳其人也是在毁灭自己。此外,奥斯曼帝国残留的遗迹、碎片在土耳其随处可见,时时提醒着曾经的辉煌、如今的衰败以及他们的子孙所做的一切。在当今的土耳其境内,忧伤之景对忧伤之人,忧伤之人对忧伤之景,这不能不让每一个土耳其人感到深深的“呼愁”。

翻翻人类的历史,几乎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东方总是陷于沉默之中。当土耳其选择西化时,也就选择了放弃创造历史的权利。所谓“西化”,即是对西方的模仿,原创者只能是西方,在此过程中,人类的辉煌就成为西方的辉煌,人类的历史就成为西方的历史,如果非要提到东方的话,那么它紧跟着西方的指引向着西方的未来前进。然而,在西方之路上,东方什么时候才能赶上西方?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有一天东方能够与西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会让东方永远落在西方的身后,因为这是西方之路,不是东方之路。曾经主宰过历史沉浮的奥斯曼子孙如何能够忍受如此巨大的悲痛?况且,西化的弊端——阶级分化、拜金主义、贫富差距、通货膨胀、道德沦丧等——早已在土耳其的土地上蔓延开来,而这一切又是他们的安拉曾经所嗤之以鼻的撒旦迹象。   

西化之路不行,伊斯兰之路又如何呢?当土耳其人对理性之路感到失望时,伊斯兰复兴的星星之火正成为一场燎原之势:葛兰运动、努尔库运动、苏菲教团、繁荣党的执政、伊斯兰教育、传媒与杂志的传播……可是,他们又何尝不知,这不过是对西化弊端的一种情感发泄,历史——奥斯曼的衰落——已经证明伊斯兰教救不了土耳其。于是,当代土耳其踟蹰于历史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在弗洛伊德看来,让一个人变得忧伤的缺失不必是一位亲人、情人,失去对未来的憧憬同样让人感到忧伤。西化改革失败了,伊斯兰之路也希望渺茫,在时代的交叉路口,土耳其丧失了建构新的民族空间的出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无所适从”。

   

    如果说东、西方道路的双重失落让土耳其感到迷惘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深具帝国意识的民族共同体,生活在一个被“敌人”所统治的全球国度中,默默地忍受着权力话语的羞辱,以至于失去了方向感、不知所措,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囚牢之境”了。何况,“文化杂合”又是如此的虚妄、无力。这一切将土耳其抛进历史的绝望尘埃中。

    弗洛伊德声称,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个黑色的自我,它受无意识的摆布,渴望“主”一般的中心地位,意欲控制、统治、消灭他人。但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种中心意识不是个体性的,而是集体性的,因为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子孙,帝国情结在每一个土耳其人的内心深处都是根深蒂固的,15世纪的记忆让他们永远渴望着横跨欧、亚、非幅员600万平方公里。其实,只需反省一下近百年来土耳其民族的所作所为,这一切就会迅即变得澄明:主张西化的凯末尔实施改革之初衷可不是为了追随卡菲尔,而是为了赶超西方文明!主张伊斯兰化的宗教分子更是鲜明地将矛头指向了欧洲,甚至将心中的愤怒化为恐怖主义行动。要知道,让帝国陷落于17世纪的罪魁祸首可是西方人!在这一点上,西化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实现了真正的“异曲同工”。这就是深埋于每一个土耳其人内心的帝国意识——奥斯曼意识。它无处不在,不可抹除,是土耳其人的动力之源——无论如何,复兴曾经的光荣;也是土耳其人的痛苦之源——帝国已逝、唯留记忆,它的唯一目标是超越西方,这也是它唯一的、最大的敌人。

    然而,如何战胜自己的敌人——西方?对土耳其人来说,这是个十足的难题。当今时代的所谓“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化”这是许多学者将今天命名为“后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原因。在西方之路上,土耳其人必输无疑。在东方之路上,他们同样看不到什么希望。那么,为什么即使必输无疑,土耳其人仍然如此地执着于西化,抑或伊斯兰化呢?答案是,为了缓解疼痛。在当今时代,西方不仅主宰了世界的话语空间、建筑空间、知识空间,同时也垄断着人类认知自我的方式——精英论。在如今的身份价值观中,富足者荣、贫贱者鄙,富裕、现代、高楼大厦是进步的代名词,贫穷、保守、古老清真寺是落后的标志物。而那些下层人,不仅懒惰、平庸,对社会贡献甚微,还拖了人类进步的后腿。在此逻辑中,东方成为一块不值得关注、怜悯的黑暗之地。那么,土耳其人还能做什么呢?超越西方!这是西化者们给出的答案。虽然他们深知这是一种虚妄的做法,但不这样做就要面对西方人给予的无声的但却刻骨铭心的侮辱。有时,他们觉得西方的态度过于傲慢(1987年土耳其申请人欧,在20年后的今天依然被拒之门外)——这让他们感到愤怒,也让本土的现代化进程大打折扣。有时,他们又默认自己的愚昧与野蛮,虚伪的民主、平等、“爱拼才会赢”的口号总是招摇过市,这让每一个文化边缘者感到头晕目眩。在这种情状下,一些人决定不再忍受这样的侮辱,而是以仇恨、报复取缔超越与模仿。他们就是土耳其的伊斯兰分子——“伊斯兰解放党”、“真主党穆斯林”、“大东伊斯兰袭击者阵线”、“伊斯兰圣战组织”……其实,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深知这不过是一种自欺与逃避,不仅因为奥斯曼之路遥不可及,同样也因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被西方身份价值系统所同化。在回归安拉的圣路上,他们一边对持西化主义的同胞们不屑一顾,一边侧目觊觎着西方文明的昌盛,矛盾的心境让他们永远达不到庄子般的“逍遥”。

    此情此境下,“文化杂合”似乎是土耳其人唯一聊以自慰的东西了。然而,这更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计划。抛开其实现可能性之渺茫不说,单就“文化杂合”概念本身来讲,这是一种过于被理想化的童话叙事。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 Homi Bhabha),在他看来,东方边缘文化可以通过对西方霸权文化的模仿,从而达到对于西方霸权地位的颠覆,或是与西方霸权的折中和解、混杂。也就是说,在颠覆主体文化霸权之前,作为一位边缘文化者,首先要做的是对主体文化进行模仿,最后才能实现边缘文化的主体化。不难看出,文化杂合有着浓厚的西化色彩,是一种温和的西化主义。以被称作“文化杂合作家”的帕慕克为例,虽然他总是说着“一体二魂”、“桥梁”等“杂合”之语,但在一次采访中,他居然公开声称:“我是一个西化主义者,我为西化的进程而高兴。”那些世俗政府的领导人也一样,手里握着西化的文件,嘴里谈着“文化杂合”的未来。再者,文化杂合又不等于东方文化精髓与西方文化的优势的结合,恰恰相反,当东方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时,必然接受西方文化的缺点与瑕疵,亦如刘易斯所说:“有那么一些人,满怀希望地谈论着要形成一个包括东、西两方面的最好成分在内的综合体’。这是一种妄想——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通常都不是以经过挑选的最好成分的结合而告终的,反倒是以无论好的、坏的以及不好不坏的各种不同成分胡乱杂在一起而告终的。”那么,土耳其人为什么仍如此执着于“文化杂合”呢?自欺,阿Q,抑或讨好西方?或许只有土耳其人自己知道。

    这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奥斯曼文明已经逝去,奥斯曼意识却依然存在,东、西方道路的希望渺茫,新的民族空间出路又在哪里?思想上被他者的话语所占据,心灵上却发生着本能的拒斥,目标只有一个(即战胜西方),脚下的道路却无一条……试问,面对如此多的悖谬、忧伤,土耳其怎能不“无所适从”?

   《世界民族》2011.6.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全屏 打印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