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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因为人性是如此顽强，才让我们在无数个黑暗时期对人性始终抱有一种期待和希望，即便这现实的残酷性远比这种希望来的强大，但是只要这希望的信念始终延续，美好的事物就不会毁灭，人类便不会坠落到黑暗的深渊。
光明源于黑暗，黑暗涌现光明。——《魔兽》
在28年的东德统治中，仅有1700多万人口的国家却有85000名秘密警察和175000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告密者。告密者形形色色，或许是做妻子的、做丈夫的、知己、好同学、饭局上的陌生人、卖报的小孩，或者那个遵从当局给你开损坏脑神经的药剂的医生。
解密的前东德情报机关侦查档案一共有125英里长，藏有21亿2500万页的案卷，重达6250吨，它记录着东德1700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影片《窃听风暴》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忠心耿耿冷酷无情的东德秘密警察维斯勒，在观看了一出舞台剧之后，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德莱曼。
维斯勒的请求与文化部长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德莱曼的妻子、美丽的女演员克丽丝，企图通过监听找到污点，胁迫克丽丝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维斯勒的心理及动机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他凭着秘密警察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嗅觉，认定德莱曼“有嫌疑”，另一方面，恐怕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克丽丝的魅力亦令他有所动心。
维斯勒和另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值班，24小时监听德莱曼夫妻的生活。然而，维斯勒没有料到的是，就在窃听的过程中，他的人性逐步复苏。在一次突击检查中，他带走了剧作家书桌上的一本布莱西特的诗集，并被那些诗句深深打动。此后，当他在监听器里听到德莱曼饱含情感的钢琴弹奏时，忍不住流下热泪。
就在德莱曼开始向西德媒体秘密匿名撰写揭露东德人自杀状况的报告时，维斯勒选择牺牲自己的仕途，凭一己之力保护他们。他遣走了另一名值班警察，一个人监听德莱曼夫妻，并开始杜撰监听报告，最后在危机当口，帮助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的劫难。维斯勒因此被降职到地下室做拆信员，变天后，他仍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一个投递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而另一条线上，作为被监听的对象，剧作家德莱曼和他美丽的妻子对此毫不知情，他们热爱艺术，热爱生活，虽然对当局的恶行充满了愤怒，却选择了妥协，将所谓的正义和良知尽量隐藏，以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不受影响。他们甚至在体制内做到了游刃有余，并赢得盛名，他们以为这就是自己想要的平静的生活。
但事实上，生活并不平静，只是他们习惯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对他们身份的界定，而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样的平静而已。精神上对现状的麻木和无动于衷，比专制统治本身更为可怕。
改变来自德莱曼的一位同行好友艾斯卡。这位导演由于被当局认为并不忠心，禁止了他创作的发表已经5年。在德莱曼生日的当天，艾斯卡参加了聚会，并送来了礼物——他创作的《好人鸣奏曲》。并没有多久，德莱曼接到朋友电话：对创作解禁感到无望的艾斯卡自杀了。放下电话，德莱曼在家中弹起了《好人鸣奏曲》。
出于对好友的自杀以及得知自己的妻子被文化部长侮辱感到的愤怒，他终于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能够置之度外。他决心不再充当当局手中的一枚对外宣传的棋子，他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些事情让更多的人听到真实的声音。
于是，德莱曼搞到了东德每年因为政治迫害而自杀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写成了报道交给了了柏林墙那边的《明镜周刊》。 报道的发表使得东德的安全部门大为光火，竭力寻找着告密者。而种种的迹象让他们将怀疑的眼光投向了德莱曼的身上。
安全部门带走了德莱曼的妻子克丽丝，开始关押审讯。克丽丝出于恐惧与懦弱，被迫出卖了丈夫，供出了关键证据打字机的隐藏位置。而在千钧一发之际，维斯勒将打字机事先取走，挽救了德莱曼，使德莱曼躲过了被监禁甚至枪决的危险。
柏林墙倒塌的两年之后，德莱曼在翻阅那些窃听材料时，终于了解了真相，并给素未相识的维斯勒一个礼物——一本名为《好人鸣奏曲》的书。当维斯勒走过书店，无意中看到德莱曼的这部新书时，他买下了，当店员问他是否要包装时，他说“不，这是送给自己的。”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部电影，也发生在德国，不过背景是纳粹德国时期。德国奸商辛德勒本是个吃喝玩乐情人无数的男人，最初他收容犹太人，只打算通过盘剥这些可怜人，利用二战大发一笔横财。却因为一次次目睹犹太人的惨遭杀害而良心觉醒，由此他的工厂开始全部雇佣犹太人，对外声称是因为犹太人像牲口且聪明、价低技术高，实则成了庇护犹太人的场所。辛德勒用自己所有财产打通关节贿赂军官，从而购买犹太人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至纳粹德国覆灭，辛德勒耗尽所有共救出1100人之多。
事实上，在极权主义的蛮横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渺小的，都可能瞬间就灰飞烟灭的，特工维斯勒如此，商人辛德勒更是如此。所以，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会选择从恶如流，成为汉娜·阿伦特笔下的“恶的平庸”，心安理得地做着恶。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因为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所以，维斯勒和辛德勒们所做的选择，更显出了他们的伟大和勇敢，而这样的勇敢和伟大正是源于人性的觉醒。在一个角色作恶的社会，所谓的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一举一动负责的人，从制度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在更广阔的天空下，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当维斯勒背叛了这个丑陋的制度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如何。他也一定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能够赢得作家的回报。同样，辛德勒也不会想到，自己能够坚持到纳粹德国的覆灭，更想不到当初那些可怜的犹太人给予他如此高的赞誉和回报。
很显然，他们之所以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样做，一定不是为了功利的得失计算，而是基于人性觉醒后的良知。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再是极权制度的奴隶，而是一个高贵且自由的人。
200多年前，在分裂的德意志，孤独的哲学家康德就说过，自由源自道德，那是一种发自人类心灵底部不必依赖于外部必然性的自我律令。无论外在的必然性要如何压迫他，都不会绝对扼杀这种人对自己的律令。这正是人的尊严和价值之所在。
人类已经穿过无尽黑暗的20世纪极权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压制、迫害、战争、屠杀和无以复加的恐怖，走到了今天。正因为有了维斯勒和辛德勒们的人性的觉醒，才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最黑暗的年月，人性的光芒也没有熄灭。这也正是《窃听风暴》试图告诉我们的：在最黑暗的核心地带，只要守住人性最后的光亮，光明的种子就能破土发芽。
正因为人性是如此顽强，才让我们在无数个黑暗时期对人性始终抱有一种期待和希望，即便这现实的残酷性远比这种希望来的强大，但是只要这希望的信念始终延续，美好的事物就不会毁灭，人类便不会坠落到黑暗的深渊。
当然，这样的过程总是曲折的。当德国人摘下窃听的耳机，最终走出黑暗的20世纪时，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有人却正在冷酷地关注、监控他们的思考者，中国版的 “窃听风暴” 正在这片古老而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无声息却时时刻刻地上演着。
文章来源：三先生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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