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孔子2

        一一、邓析考

　　

　　《吕氏春秋?离谓篇》：“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又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列子·力命篇》亦云：“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荀子宥坐篇》云：“子产诛邓析，史符。”皆谓子产杀邓析。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定公九年，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前后相去二十一年，是邓析及与子产同时，而非子产所杀。杜预注《左传》谓：“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云《竹刑》。”《正义》：“昭六年，子产铸《刑书》于鼎。今邓析别造《竹刑》，明是改郑所铸旧制。若用君命遣造，则是国家法制，邓析不得独专其名。驷歂用其刑书，则其法可取，杀之不为作此书也。”今按：《左传》子产铸刑书，叔向谏曰：“民知争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今邓析之所为，即是叔向之所料。是驷歂之诛邓析，正为其教讼乱制。然必子产刑书疏阔，故邓析得变易是非，操两可，设无穷，以取胜。亦必其《竹刑》较子产《刑书》为密，故驷歂虽诛其人，又不得不舍旧制而用其书也。（俞正燮《癸巳存稿》有《邓析子跋》，云：《列子?杨朱篇》，子产以兄朝弟穆为虑，密造邓析而谋之，邓析使诱以礼义之尊，朝穆鄙之，邓析曰：子产与真人朝穆居而不知也。疑子产所杀，当是郑国有此人，邓析收得其书，列其事指与刑鼎相难者，别条为《竹刑》，即《荀子》所谓好治怪说者。子产卒后二十年，驷歂以他罪杀之。初子产所杀者，人不得其名，以其术尽邓析所辑书中，遂以书名其人耳。此亦臆测，聊备异见。）时晋亦有刑鼎，（在鲁昭二十九年，后郑铸《刑书》二十三年，前郑用《竹刑》十二年。）仲尼曰：“鼎在民矣，何以尊贵！”盖自刑之有律，而后贱民之赏罚，得不全视夫贵族之喜怒，而有所徵以争。邓析之《竹刑》，殆即其所以教民为争之具，而当时之贵者，乃不得不转窃其所以为争者以为治也，此亦当时世变之一大关键也。其后不百年，魏文侯用李克，著《法经》，下传吴起、商鞅，然后贵族庶民一统于法。而昔者“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制，始不可复。然鞅、起皆以身殉。今邓析，其为人贤否不可知，其《竹刑》之详亦不可考。要之与鞅、起异行同趣，亦当时贵族平民势力消长中一才士也。

　　

　　《汉·艺文志》名家有《邓析》二篇，《刘向叙》：“臣所储《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五篇，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今按《韩非子》云：“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淮南子》亦云：“邓析巧辩而乱法。”则《邓析》书乃战国晚世桓团辨者之徒所伪托。邓析实仅有《竹刑》，未尝别自著书也。《荀子?不苟篇》：“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非十二子篇》云：“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是惠施、邓析也。”此证邓析之说起于晚世之辨者。云惠施、邓析，犹如云陈仲、史鰌，大禹、墨翟，神农、许行，黄帝、老子。其一人为并世所实有，别一人则托古以为影射。孟子言必称尧、舜，亦其例也。今传《邓析》书云：“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则更非坚白无厚之谓。《墨经上》：“厚，有所大也。”《说》云：“厚惟无所大。”《庄子?天下篇》云：“惠施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有厚无厚，自与坚白同异，同为当时名家辨说主题。后有妄人，并无厚之语而不识，乃妄袭老氏天地不仁之意冒为之，则今传《邓析子》，复非战国晚世之真也。

　　

　　

　　

　　一二、孔子仕鲁考

　　

　　《世家》：“昭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马骕《绎史》云：“诸侯三卿，曰司徒、司马、司空，鲁则三桓世为之。其司寇不在三卿之数，臧孙尝为之矣。侯国司寇，亦不称大。由司空为司寇，是由卿而大夫，进退无据。《左传》昭公葬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之墓。《世家》云司空时事，亦误。孔子为司空非实。”梁氏《志疑》释之曰：“春秋之世，侯国多不遵三卿之制，鲁三家之外，有东门氏，臧氏，子叔氏，宣、成时同在卿列，则亦俨然六卿矣。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而为司寇，此岂犹是小司寇之职乎？史云大司寇者，别于小司寇之下大夫也。若司空卿则孟孙世居之，孔子必是小司空。吴英曰：鲁司寇为上大夫为卿，《论语》与上大夫言，专指三桓之为三卿也。与下大夫言，即鲁司寇以下也。孔子官爵，《春秋传》《孟子》皆称司寇，《世家》之所谓大司寇，不当以古制论。《鲁语》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请如齐。然则鲁司寇在古制为下大夫，而在当时则固为上大夫，同为卿也。《西河经问》曰：夫子为鲁君所命，历有明据，《韩诗外传》，孔子为鲁司寇，其命辞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孔某，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辞，非命大夫辞也。此说是矣。《春秋》书卿之例，最著者莫如书卒，《续经》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则哀公于孔子既卒之后，犹以卿礼待之。哀十一年传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哀公诔孔子亦曰：不憗遗一老。若下大夫致仕，安得称国老、一老乎？鲁司寇为卿而非下大夫可知。阎潜邱谓孔子为司寇，实上大夫而非卿，毋乃缪欤？”今按《檀弓》有夫子制于中都之语，是孔子为中都宰之证。其为司空，他书无徵，盖不久即升为司寇也。崔述云：“《世家》有为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后。《家语》有事无年。《年谱》则云：四十七岁定公以为中都宰，四十八岁迁司空。按：《年谱》所云四十七岁者，为定公之五年。是年自六月以前，权在平子，六月以后，权在阳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鲁之乱莫甚于阳虎时，孔子于此时犹为宰与司空，亦何时不可以仕？而《论语》乃有或人不为政之问？阳虎威制鲁君三卿，多行不义，孔子身为卿贰，终不肯去，及桓子受女乐，乃不脱冕而行，不几轻重颠倒乎？《春秋》阳虎以八年战败，孔子以十年相定公会于夹谷，为司寇当在虎败之后，夹谷之前。”江永亦辨之云：“定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阳虎将以璠玙敛平子，仲梁怀弗与，见《左传》。而《家语》云：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阶而救焉。《年谱》遂叙宰中都于孔子四十七岁。是时阳货方张，岂夫子仕时？且阳货途中之语，又何为耶？”因定宰中都在定公九年。其说殆是。

　　

　　

　　

　　十三、孔子相夹谷堕三都考

　　

　　孔子为鲁司寇，其政绩之大者，凡二。对外为相夹谷，对内为堕三都。夹谷之会，在定公十年。全祖望《经史答问》论之曰：夹谷之相，正孔子为卿之证。春秋时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鲁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皆卿也。鲁之卿非公族不得任。而是时以阳虎诸人之乱，孔子遂由庶姓当国，夹谷之会，三家拱手以听，孔子俨然得充其使，是破格而用之者也。江氏《乡党图考》云：“夹谷事以《左氏》为信，《穀梁》《史记》《家语》皆有斩侏儒事，后儒伪造也。”梁氏《志疑》云：“夹谷之会，《左》《穀》述之各异，《史》合采二传又不同。盖其事当世乐道之，后人侈论之，故其言殊。《家语》但窃二传、《史记》以成文。”崔氏《考信录》辨此事尤详密，要不外据《左氏》以驳《穀梁》《史记》，以见传说之递衍而递失其真也。惟宋叶梦得《春秋谳》则并《左氏》而不信，谓其先阳货请齐师，齐不乘阳货之乱，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犁弥之言，遽求劫我而幸于仓卒乎？且虽谓孔子无勇，鲁之兵尚强，纵得鲁侯，安能即求鲁？《传》又谓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齐既方以强暴相凌，亦岂孔子能以一言而兵之？又谓孔子求反汶阳之田，盖为下书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耳。今经不书盟，而传以为盟，可见其妄。盖自阳货败，鲁始用孔子，齐人知之，遂求与我平而归其侵地。《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此言为近实。凡《左氏》《穀梁》所载，皆不足据。（《左氏谳》卷九。）

　　

　　堕都之事，在定公十二年，《世家》误在十三年。《志疑》论之云：“考《左传》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费叛，郈费之堕，叔、季自堕之。郈、费不叛，则二氏方欲资为保鄣，即欲随之，其将能乎？观围成弗克可见已。乃《左传》述此事，一若堕郈及费，皆出孔子、仲由之谋。《左氏》作之，《公羊》附之，史公信之，而三言成实，岂情也哉？《家语》袭《左传》《史记》之文，谓孔子堕三都之城，并堕成邑，误甚。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堕都辨》，以为其谋非出孔子。《滹南集?五经辨惑》云：三山林少颖，近代名儒也。其于兵莱人，堕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可谓卓识。”今按：梁氏此论，可谓似而实非也。考古者贵能寻实证。实证之不足，乃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而会之于虚。孔子之堕三都，《左氏》言之，《公羊》又言之，《史记》又言之，三家之言，如出一辙。其为信史也，有实证矣。即舍是而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孔子非不能唱堕都之议者，季、叔非决不能听孔子之说者。夫谓郈、费，叔、季自堕之，固也。然而围成弗克，又谁实主之耶？今详考事实，孔子堕都之议，实自郈、费之叛而发。八年，阳虎作乱，费宰公山不狃隐赞之。九年，伐阳关，阳虎出奔齐，季氏犹未显讨不狃也。十年，侯犯以郈叛，乱既定，孔子乃唱堕都之议。《公羊》载其言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且《论语》亦言：“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此自是孔子平昔君君臣臣正名复礼之主张。孔子既以相夹谷见信，乘此时而言之于季孙。季孙惩于阳虎之叛，憾于不狃之诈，而听之。叔孙亦自鉴于侯犯之事而先堕郈，季孙遂继之堕费。而不狃自馁于往日之助阳虎，乃先叛以逃罪。独成宰公敛处父能臣也，始终忠于孟孙，于阳虎之乱有力焉，故孟氏信之。而渐于孔子复礼之论，又二子皆先堕，乃伪不知而隐抗命。此皆事理之甚著，情势之极显者。故谓孔子鉴于鲁之内乱而相机进言，可也，谓季孙、叔孙亦鉴于私门之变，而遂信孔子之言以自堕其都，亦可也。（《公羊注》“二大夫宰吏数叛，患之，以问孔子。孔子曰：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孙悦其言而堕之。”此注为得当时情实矣。吴英曰：《左氏》谓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疏云：当是仲由自立此谋，是也。孔子时为司寇，国有堕都之事，则必孔子以为是可知也。《公羊》以为计出于孔子，然堕郈堕费，实出叔、季两家自患其都为叛夫之薮，孟孙亦与及焉，故皆有从堕之议。子路与之果决，孔子不过在其位谋其政，以为合于古者邑无百雉之制而可堕也。故复古即所以靖乱，而非孔子创谋以为必不可缓之急务也。今按吴氏此辨，盖亦以三都不果堕，而为孔子作解脱也。）今尊孔子者，不详考情实，昧于因利乘势见可而动之理，若孔子凭空发此一段堕都大议论，叔、季二氏，皆感化于圣德，而孔子、仲由，遂能不籍实力，不凑机会，自有神妙作用，堕此二都，固属远于情理。而矫其谬者，因谓堕都之议，绝与孔子无涉。乃不惜蔑弃实证，视同市虎，则岂不两失之哉？此如夹谷之会，《世家》谓齐惧，归鲁侵地而谢罪，其说若未免过侈。而矫诬者因遂并排其事而不取，亦不得谓识之卓者也。（即如崔述《考信录》所辨，一若齐之归地，与孔子之相，固可无涉，而全不足以为孔子功者，是亦矫枉过甚之说也。方夹谷之会，鲁为齐下，而既会之后，齐人归地。虽齐不为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而齐之归地，要不可谓非孔子折冲坛坫之功。见于《左传》者，如鲁叔孙豹、郑子产、宋向戍，即如孔子弟子子贡，皆以弱小知礼，而抗强敌，以自树其国体。应对朝聘，文采斐亹，照映一世。虽后世诵者，犹有馀慕。孔子相夹谷，夫亦犹之。即谓不足以尽孔子之能事，岂得抑而没之，谓与孔子无涉乎？故《左氏》所记，纵如叶梦得氏之疑而不信，要之会夹谷而孔子相，必有一段外交情节，则无从而疑者。崔氏之论，未得为适当之见也。魏禧曰：夹谷既会，齐侯谓其臣曰，夫人率其君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于鲁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谢过也以文，君子之谢过也以质，君已知过，则谢之以质。景公于是归鲁田。可知此会孔子有平仲为内主。即因梁邱据，亦当由平仲得之，不得草草看过，谓圣人开口半言，齐人遽服也。此亦可备一解。然若《左氏》所记根本不可信，则魏氏之言亦仅为一种猜测尔。）考古论世事，就事论事，不以己意抑扬乎其间，庶乎得古人之情实矣。（又按：姚际恒《春秋通论》世无传本，余曾见其钞本之残者，亦论此事。大旨与后来《志疑》之说同。谓“《春秋》孔子所修，《论语》孔子所作，此等事当参观始得。《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则孔子之不罪弗扰可知矣。盖弗扰叛季氏，非叛鲁也。堕费之议，实由于叔孙、季孙，非孔子与子路之为此谋也。弗扰以费叛，而孔子欲往，孔子岂反谋堕费，使季氏得除叛臣而即安乎？故郈叛而叔孙、仲孙堕郈，费叛而仲孙堕费，皆率师以往，愤疾家臣之叛己而自欲堕之也。其堕之之意，则将以为家臣无所恃以复叛而我以安。惟孟氏之邑则异是。其宰不叛也，故孟氏不欲堕。但二氏以己邑既堕，亦欲堕孟氏之邑，及强公使围之，此公之闇也。孟氏使其臣拒之，而成卒不得堕。”又谓“堕费之于鲁，无利而有害。三都者，固不特三家之保障，而实亦鲁之保障也。使圣贤于鲁得位行道，自必有正本澄源之计，次弟设施，岂在于纷纷毁裂其城池，以吾君相漫然尝试于叛人哉？”今按：姚氏此论，其误亦与前后诸家同，而为辨较深刻。然当知孔子欲赴弗扰之召，其意非在助弗扰以去季孙也。若谓定公围成，乃定公之闇，而孔子在当时，似并不赞三都之堕者，则彼之所谓正本澄源之计，又将若何而为设施哉？虚辨无实，不足翻前古之成案也。又按：叶梦得《春秋谳》，亦辨此事，盖自来疑此事之最早者。叶氏谓孔子欲正三家，必有其道矣，何致使仲由为之，此亦虚辨无实也。）

　　

　　

　　

　　一四、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

　　

　　《世家》：“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摄相者，江永云：“摄相乃是相礼，如夹谷相会，《论语》趋进翼如，宾退复命是也。若鲁相自是三卿，执政自是季氏。孔子是时但言之而从，《公羊》所谓行乎季孙三月不违者耳，未尝摄鲁相也。”余观《荀子?宥坐》云：“孔子为鲁摄相”，《晏子春秋》云：“孔子圣相。”则战国晚世，已有误以孔子为鲁相者。《史记》特承其误。崔氏《考信录》、梁氏《志疑》皆有辨。

　　

　　诛少正卯，语本《荀子》，崔、梁亦辨之。余谓《国策》赵威后问齐使，“于陵仲子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此为始有诛士之意。齐负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议，闵王斮之檀衢，（《吕览?贵直篇》作狐援，《古今人表》作狐爰。）乃有诛士之行。下至荀卿，乃益盛唱诛士之论焉。其《宥坐篇》所载汤诛尹谐以下七事，周公诛管叔为不类，子产诛邓析为误传，此外则为虚造。盖犹非荀卿之言，而出于其徒韩非、李斯辈之手。《韩非》书（《外储说右上》）亦载太公诛华士、狂矞，其所举罪状，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畊食掘饮，无求于人”，是即赵威后之所欲诛于仲子者也。《宥坐》之言少正卯曰：“心达而险，行僻而坚，信伪而辨，记醜而博，顺非而泽”而《非十二子篇》亦云：“行僻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则知少正卯即十二子之化身矣。（荀卿先倡非十二子之论于前，其徒乃造为孔子诛少正卯之事于后，战国事如此例者甚多。）至于李斯得志，乃有焚坑之祸。崔、梁辨此事甚尽，顾未及于此，故为引伸之。（《家语》亦载此事，继以子贡进曰云云：余考子贡从游尚在后，（参读《考辨》第二十九）则《家语》言复误。）又荀子称“少正卯鲁之闻人，聚徒成群，小人之杰雄”，殆犹仅为一在野之学士。（然观其氏少正，则又非在野之士也。）至《史记》始以为大夫乱政者。崔述曰：“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专据《史记》为辨，亦未是。（《尹文子?圣人篇》亦载孔子诛少正卯事，宋鈃、尹文接万物以别囿为始，当无取于诛杀。盖尹文在荀卿之前，而书语出荀卿之后矣。至首辨其事者，当为朱子。其言曰：“少正卯之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亦不道也。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诸儒，愤圣人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稍次叶适《习学记言》亦辨之，亦以为出荀氏之传。）

　　

　　又按：《左传》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正值鲁定公九年，孔子为司寇之岁。岂少正卯乃由邓析误传欤？

　　

　　

　　

　　一五、孔子去鲁适卫考

　　

　　孔子去鲁，《世家》在定公十四年，《鲁世家》在十二年，《卫世家》在灵公三十八年，则当鲁定公十三年。《十二诸侯年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行，卫灵公三十八年孔子来。江永《乡党图考》谓去鲁实在十三年春，鲁郊尝在春，故经不书，当以《卫世家》为正。今考《世家》又谓：“孔子去鲁，凡十四年而反乎鲁”，孔子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则去鲁正定公之十三年也。且《鲁世家》书孔子去于十二年毁三桓城，孟子不肯堕成之后，《左传》围成不克，在冬十二月，知孔子去在十三年之春矣。（臧庸《拜经日记》谓：“鲁郊在周正首月，实夏正十一月，孔子于鲁定公冬十一月郊后去鲁，至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孔子已去鲁矣。使十一月不去鲁，十二月围成，有弗克乎？”不悟《春秋》固用周正，其说疏陋，殊无足辨。）又《世家》载齐人归女乐，崔述疑之，谓“《孟子》但言不用，从而祭，膰肉不至，未尝言归女乐。且其事不书于《春秋经》，又不见于《传》，惟《论语?微子篇》有之，疑出战国策士所伪撰。”翟灏《四书考异》谓“《语》《孟》俱不专于记事，各见一边，理无嫌也。”余谓孔子去鲁，亦不载于《春秋》，何论于归女乐？且《韩非》书（《内储说下》）亦载此事，其与《史记》所叙，虽诚有类战国策士口吻者，然孔子在当时，主复古礼以折私家之奢僭，故内则权臣抗其政，外则敌国忌其事，谗间交作，决非一端，女乐之事，何必无之耶？（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谓：“武叔之毁仲尼，桓子之受女乐，亦当由堕都之故。盖始患家臣之强而堕之，继闻处父之言而疑之，物必先腐而后虫入焉。使桓子不疑孔子，岂女乐所能间？”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一《孔子周游列国说》则谓：“孔子周游，为避祸，非为行道。陈氏于齐，犹季氏之于鲁。孔子用于季氏，抑私家，强公室，齐、鲁近而相亲，鲁治，齐必效之，陈之谋篡齐急，故忌孔子之用鲁，为女乐以馈之，所以间孔子。孔子用于鲁，实季氏主之，故孟子见行可之仕，不曰鲁定公，而曰季桓子。用女乐以饵季氏，与为密谋，谓孔子利鲁不利季氏。季氏欲杀孔子，公不敢违。郊不致膰，即食不设箸之意。以孔子去之速，知季氏必欲杀孔子，而圣人已见其机也。孔子在外，屡发思归之叹。其出也，师已送之，曰：夫子为罪也。当时不罪夫子，师已何为辨其无罪？而夫子亦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则出走为避死明矣。故其归也，必待冉有用于季氏，季氏召之而后敢归也。既信孔子而用之，不信去之可矣。曷为必欲杀之？曰：所谓交不终兮怨长也。且不杀孔子，无以对叔、孟，更无以挟定公，三月之间使两易其政也。谓女乐之馈出自陈氏。以昭公之出，陈氏援季，简公之弑，三家庇陈知之也。”今按两家之论，虽非的证，而颇得当时情事，抑刘辨深刻矣。又《王荆公行述》谓古之人仆仆然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学孔子，惑矣。孔子始食于鲁，鲁乱而适齐，齐大夫欲害己则反而食于鲁，鲁受女乐不朝者三日。义不可留则乌乎之，曰卫灵公之遇贤者，庶乎其犹有礼；于是之卫，卫不可与处，于是不暇择而之曹，以适宋、郑、陈、蔡。其志犹去卫而之曹也。老矣，遂归于鲁以卒。孔子之行如此，乌在其求行道也。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仆仆然劳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王氏此论，颇若与刘说为近。然时人固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亦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斯二义者，合而观之其可也。）

　　

　　

　　一六、蘧瑗史鰌考

　　

　　襄公十四年卫献公之出，蘧伯玉始见于《左传》，时必名德已重，故孙、宁思引以共事。最少亦年三十。后八年孔子生。《世家》哀公二年，孔子至卫，主蘧伯玉家，上距孙、宁逐君，六十有七年，伯玉当在九龄外。全祖望《经史问答》本此，疑近关再出非伯玉事。崔述《洙泗考信录》则力辨孔子再至卫主伯玉家之说为妄。谓“伯玉已先卒，《论语》使人寡过之答，当在鲁昭世。”今按：二说皆无据，殊未有以见其必然者。考《吕氏春秋?召类篇》：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覿焉，曰：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简子按兵而不动。《淮南?主术训》亦云：“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此两事皆当在定、哀世。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引蔡邕《释诲》云：“蘧瑗保生”，则伯玉固长年。若及灵公卒岁，伯玉仅亦望百之龄，岂遽不可信？其人既老寿，又以弗治治国，盖道家之先声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语见《庄子?则阳篇》。谓昔日之所谓是者，或今日之所谓非，又今日以为是者，或乃昔日之所谓非。不存成见，故曰化。此本非《论语》寡过之意。《淮南?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则误袭《庄子》。不惟误其年，抑且误其义。《庄子》非谓伯玉自见己非，特谓伯玉不固执己是耳。朱子又错忆《淮南》语为《庄子》语，引此二条，混而同之，以注《论语》之寡过。于是《庄子》书中之伯玉，逍遥时顺者，一变而为南宋道学家之伯玉，日惟以内讼己过为能事，若拘拘然不获一日之安矣。夫若是则乌能化？故《论语》之“欲寡其过而未能”，乃使人之谦辞，亦君子之虚心。至于《庄子》乘化，是非俱泯，自是隐几梦蝶之流。而《淮南》知非，投老生悔，少壮全非也。此固孰为得伯玉之真乎？（此层毛氏《四书改错》亦有辨。）乃崔氏重蹈朱子之误，以《淮南》语归之《庄子》，因以证伯玉之非高寿，（其言曰：“庄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庄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固有期颐之寿，庄子必不仅以五十六十言之。”）岂不疎哉？（《寓言篇》亦云：“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乃又以伯玉为仲尼，且孔子年逾七十，何亦仅以六十言？以此知崔说之疎。）

　　

　　史鱼，孔子称其直，其事亦屡见于诸子之传纪。据《左传》定十三年，公叔文子与史鰌语，则二人乃同僚。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至卫，已与蘧瑗、史鰌、公叔发相交。时孔子仅八岁，史鰌当已在强仕之年矣。其后四十八年，孔子至卫，得交蘧瑗、史鰌，则鰌亦寿者也。（崔适《史记探源》谓公叔文子卒于定十三年，此由误读《左传》，非也。又谓季札历聘之文，非当时语。以观乐与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云云，良非当时信史矣。然谓季札至卫交蘧瑗、史鰌、公叔发为不可信，正与疑孔子至卫不及交伯玉、史鱼相类，皆无证以见其必然也。）《说苑》记卫灵公问史鰌以子路、子贡，是鰌固至今尚在。惟《大戴礼》《韩诗外传》有史鱼尸谏蘧伯玉事，则史鱼死在伯玉前，要之两人皆及春秋之晚世，而史鰌之名，尤盛于伯玉。《庄子?胠箧篇》云：“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史鰌、陈仲并列。《不苟篇》云：“田仲、史鰌不如盗。”意史鰌在战国世，必负盛誉，故庄、荀之言有此。战国学者，好为托古。有托之远者，如墨翟言大禹，孟子言尧舜，许行言神农之类是也。有托之近者，如法家有管子，名家有邓析，兵家有孙武，道家有老子，墨家有晏子之类是也。此外如太子晋、苌宏、师旷、尾生高、介之推之俦，为后世称道者，何可胜数？而春秋晚世诸贤为尤盛，史鱼亦其一矣。年往事湮，信否莫辨。亦惟以考古之当慎，与阙疑之不可免，而置之可也。

　　

　　

　　

　　一七、孔子畏匡乃过蒲一事之误传与阳虎无涉辨

　　

　　《世家》：“孔子适卫。居项之，或谮孔子，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过匡。匡人拘孔子。孔子去匡，即过蒲。月馀，反乎卫。”又曰：“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今按：《世家》文字，前后多错。如两叙过蒲，实为一事，非有去陈复过蒲也。（孔广森《经学巵言》亦主错简之说，惟其排比推论，亦多误，兹不详辨。）考之《左传》，定公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世家》公叔氏畔，殆指此。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而去，过匡过蒲，适遭公叔氏之畔，核其年月，正复相当。《集解》徐广曰：“长垣县有匡城，蒲乡”，《正义》：“《括地志》故蒲城在滑州匡城县北十五里，匡城本汉长垣县。”是匡、蒲近在一处。去匡过蒲，稽其地位，亦复相接。然何以于同时同地，连罹两厄，而《论语》惟及匡事，绝不言蒲难？以余考之，匡、蒲之难，盖本一事。今《世家》所载孔子畏匡事，盖出后世误传，不足信也。

　　

　　《世家》之言曰：“孔子过匡，颜剋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崔述辨之曰：“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于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误以为虎。况拘之五日，亦当出一言以相诘，乃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而宁武子之卒，至是已百余年。（武子仕卫，在僖、文之世，成二年，武子之子相，将兵侵齐，其时武子非老即死，自此下至孔子来卫，尚九十余年。）宁氏之亡，亦数十年。（宁氏亡在襄二十七年。）从者将欲为谁臣乎？此其为说至陋，皆必无之事，而世咸信之，其亦异矣！”

　　

　　且《论语》记匡事凡有两章。一则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推其文义，与《史记》所载畏匡事绝不类。夫使匡人误以孔子为阳虎而拘之，则一言而解耳，亦非可以为匡人罪也，孔子何以言之如此？其又一章曰：“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此亦与《史记》载畏匡事不类。崔述辨之曰：“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则颜渊当同拘而同免。匡人果围孔子，曲三终而解去，（此《家语》说。）则颜渊当同围而同解。何以《论语》云颜渊后乎？”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无颜刻，但有颜高。王应麟《困学纪闻》六谓即颜刻，惠栋《九经古义》、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并主此说。（《解诂》云：“高乃亭之伪。（亭隶作克）亭刻同声，古字通用，《论语?宪问篇》克伐怨欲，马《注》克好胜人也，意与骄相似，故字子骄。”）然《左传》高毙阳州，在定公八年，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过匡？（全谢山《经史问答》云：“厚斋先生考古最覈，独以颜剋即颜高，稍不审。颜高少孔子五十岁，见于《家语》，然则生于定公八年。阳州之役，盖别是一颜高也。独是《史记》《家语》之年，亦多不可信者。若以少孔子五十岁计，过匡之岁，定公之十四年也，颜高亦止七岁，凡此皆无从审正。惟不问其生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毙阳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过匡，是则厚斋之疏也。”余谓全氏若疑及《史记》畏匡之非信史，则不为此辨矣。《仲尼弟子传正义》云：“孔子在卫，南子招夫子为次乘过市，颜高为御”，《志疑》云：“王肃妄以刻之为仆过匡，撮合于在卫为次乘之仆，张守节误据之。”）则知《史记》叙孔子畏匡事，不必为信史也。善乎王鏊之言曰：“匡人遭阳虎之暴，识虎必真，不应以貌似而误围夫子。夫子亦必明言非虎，不应讬言斯文以自免。其曰子畏，恐有他说。”

　　

　　则《论语》之所谓子畏于匡者其事果何如乎？曰：以今考之，殆即《世家》过蒲之事也。所谓为宁武子家臣者，徐坚《初学记》引《左传注》云：“蒲宁殖邑也。”此注今无考，或当是贾、服旧注。《春秋大事表》亦云：“宁殖以蒲出献公，宁氏诛，继受蒲者为公叔氏。”余疑孔子过蒲，公叔氏方畔，止孔子，不可，强盟而出之。后人误以公叔氏为宁氏，盖以其同为蒲邑之主也。于是孔子以要盟于公叔氏而得脱者，遂谓其使从者为宁武子家臣也。然则以宁武子一人之误传，不益足以证明畏匡过蒲之为一事耶？

　　

　　余又考春秋名匡邑者非一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文元年卫孔达侵郑，取绵訾及匡。杜注：匡在颍川新汲县东北。今陈州扶沟县西有匡城。定六年侵郑取匡，此郑国之匡也。在今开封府洧川县东南。僖十五年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论语》子畏于匡即此。《史记》孔子自匡至蒲，今俱在直隶大名府长垣县境。”如顾氏说，则孔子畏匡，与阳虎暴匡，并非一地。然顾氏特据杜注分说。江永《春秋地名考实》则谓：“文元年之匡，亦在长垣，不在扶沟。”梁玉绳《史记志疑》则谓：“杜注陈留长垣县西南，与颍川新汲县东北，二县相近，疑匡是一地而分属。”按之地图，梁说颇疏，未可信。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云：“郑之匡，在今开封府洧川县东北，去蒲甚远，距陈已近，孔子何得又过蒲返卫？蒲为今大名府长垣县治，卫之匡在县西南十五里。《左氏》文八年，晋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杜注：匡本卫邑，中属郑，今晋令郑还卫。以此推之，知匡既还卫，后又属郑。定六年所取郑地，实卫地也。”毛奇龄《四书改错》云：“《左氏》定六年，公侵郑取匡，时阳虎实帅师，令皆由虎出，故虎得暴匡。”由此说之，则定六年鲁人取匡，亦在长垣。阳虎之所暴，即孔子之所过也。然则孔子过匡，自招公叔氏之要盟，而特以其邑乃往者阳虎之所暴，故遂误传而为匡人以孔子为阳虎而见围耶？

　　

　　畏匡之事，《论语》以下，又见于《庄子?秋水篇》。其文曰：“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庄子》书本寓言无据，此记畏匡事尤多误。以畏匡与微服过宋相混，因谓宋人围之，一误也。又牵涉于阳虎，不知阳虎与宋人无涉，二误也。然亦仅谓匡人误以为阳虎，非谓孔子貌似阳虎也。（至《史记》乃有颜剋为仆，孔子状类阳虎之说。夫孟子但谓游、夏、子张以有若似圣人，而《弟子列传》亦竟谓有子状似孔子，则何貌似孔子者之多？至《韩诗外传》又别生匡简子之名，益下而益详，要之与《论语》之言不符。今匡简子亦无考，余疑乃涉赵简子而误也。

　　

　　《世家》云：“孔子不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闻窦鸣犊、舜华之死，而返。”此事崔述亦辨之曰：“赵鞅弱王室，侮诸侯，而叛其君。春秋大夫，罪未有大于鞅者。孔子何取，而欲见之？晋大夫见于传者多矣，即赵氏家臣董安于、尹铎、邮无恤之伦，皆得以才见于传。窦鸣犊、舜华果贤大夫，传记何为悉遗之？且鞅，卫之仇雠，孔子无故去卫而往见其雠，不遂而复反乎卫，亦何异于朝秦暮楚者？则其事之为无据，必矣。”余考蒲，春秋时在河南，地与晋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卫侯辄出奔，将适蒲，拳弥曰：晋无信，不可。杜注：“蒲近晋邑。”《世家》亦言：“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孔子实至蒲而返卫，此后世所由有孔子将至晋，临河不济之说也。（赵简子杀窦鸣犊、舜华，其传说亦应与简子欲杀阳虎有关。）

　　

　　《世家》又云：“孔子行，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论语正义》“中牟为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于时为中牟宰，而赵简子伐之，故佛肸即据中牟以畔。《左》哀五年传，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此即简子伐中牟之事。然则佛肸之召孔子，当在哀五年无疑。”今按：哀五年孔子在陈，（详《考辨》第十八。）何有佛肸远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事？此亦虚也。《索隐》云：“此中牟当在河北，非郑之中牟。”《正义》：“荡阴县西有牟山，中牟盖在其山之侧，今河南彰德府汤阴县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当卫走邯郸之道”，据此中牟正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亦近。而考《左传》定十三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之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至冬十一月，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赵氏与范、中行氏之争始此。孔子以鲁定十三年春去鲁至卫，居十月而至匡、蒲，正值其时，故或谓佛肸以中牟畔召，或谓孔子欲见赵简子，皆其时也。佛肸畔在鲁哀五年，而此云佛肸以中牟畔者，如公山不狃畔在鲁定公十二年，其召孔子在八年，而《论语》称以费畔召，情事正相类。故余定佛肸召与孔子欲见赵简子，亦为一事两传，或并两无其事。其传说之源，则自孔子过匡、蒲而起。而孔子过匡、蒲，则其时当鲁定公十三年冬，或十四年之春也。今《世家》既分叙四事，又散列前后，遂使后之读者，茫不见其真际。崔氏之辨，有见其误，未见其所以误。（崔述又以过蒲为自陈返卫时，以蒲在卫西，匡在卫南，佛肸之畔在赵襄子时，考覈均未精惬。）而一概抹杀，以为谬悠之谈，全无根极，亦不足以发明其底里矣。

　　

　　

　　

　　一八、越句践元年考

　　

　　《国语?越语下》：“越王句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韦昭《注》：“句践三年，鲁哀公之元年。”杜预《春秋世族谱》：“越王元年，鲁定公之十四年也。”（《左传》宣公十八年《正义》引。）今按：《史记?越世家》“句践元年，吴王阖卢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索隐》曰：“事在《左传》定公十四年。”然则允常即以是年卒，句践即以是年立，韦《注》即以句践立年为元年也。（《通鉴外纪目录》，《皇王大纪》，《通鉴前编》，皆以周敬王二十三年允常卒，特据句践元推前一岁言之，初非别有据。不知古人庸可即其立年称元年也。）《越世家》又云：“句践与范蠡入宦于吴，三年而吴人遣之。”韦注：“句践以鲁哀元年栖会稽，吴与之平而去之。句践改修国政，然后卑事夫差，在吴三年而吴人遣之，此则鲁哀五年也。”《吴越春秋》（第八）云：“越王句践臣吴，至归越，句践七年。”注：“《国语》当鲁哀公五年，是为句践七年，正与此合。此书于句践五年书入吴事，至是归国首尾三年也。”《越世家索隐》引《纪年》：“晋出公十年十一月，于粤子句践卒”，则为句践之三十二年。

　　

　　又按《左传》哀二十年越围吴，二十二年灭吴，为句践二十四年，盖亦首尾三年。故《越语》曰：“居军三年，吴师自溃。”《越世家》云：“留围之三年，吴师败。”均与《左传》合。《吴越春秋》系之句践二十一年，盖误以鲁哀二十年越围吴为句践之二十年，又云“围吴守一年”，故遂为句践二十一年也。（越句践栖会稽，至其围吴，适廿年。故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又《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七年又如越，而卒。《吴越春秋》系哀公奔越事于句践之二十四年，是又误以鲁哀年为句践年也。其事遂前后相差五年。下又云“二十七年冬，句践卒”，例推亦当隔五年，则仍是三十二年卒矣。（今《吴越春秋》又于二十六年书哀公来奔，与二十四年语大同小异，疑是后人见其误而妄增入之者。）又叙越起瑯琊观台于句践之二十五年，考《今本纪年》越徙瑯琊在晋出公七年，即鲁哀公卒岁。而翌年越在瑯琊大起观台，亦适合。（此亦可证二十六年哀公来奔一条，实后人别自增入也。）然则《吴越春秋》一书，虽浅妄多误，固亦可据以推说其致误之由来，与其未误之真相矣。

　　

　　

　　

　　一九、孔子去卫适陈在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岁非鲁定公卒岁辨

　　

　　《世家》记孔子去卫适陈事最凌杂，崔述辨之曰：“《世家》孔子于卫灵公时，凡四去卫而再适陈，其二皆未出境而返。其初适陈，以定公之卒岁，乃定公十五年，适宋，遭司马之难，至陈，主司城贞子，盖本之《孟子》。其再适陈，以灵公卒之春，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因灵公问陈而遂行，盖本之《论语》。按《论》《孟》所记，乃一时事。《论语》记其去卫之故，《孟子》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误分为二，其谬一也。《论语》云：子在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孟子》云：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此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辞，史家亦分以为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一属之初至，一属之再至，其谬二也。（此条《索隐》《绎史》均辨之。）过匡之役，未出境也，无故而反。临河之役，无故而去，亦未出境而复反。去就苟然，仆仆道途而不惮其烦，其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适卫，而《年表》已于是年至陈。《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难，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卫，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陈反卫自卫复至陈之事，《年表》皆无之。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而学者反皆遵之，甚不可解也。”崔辨如此，足以破千古之迷矣。又云：“孔子去卫之年，虽无可考，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则孔子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所谓鲁定公卒之年去卫者近是。”则立说犹疏，未见所以为去取之故。以余考之，孔子去卫，当在卫灵卒岁，请举十证以明之。

　　

　　《年表》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桓魋恶之，《宋世家》亦同。孔子以前岁去卫，今年过宋，前后适合。若于鲁定公卒岁已去卫，何缘至是始过宋乎？此一证也。（《志疑》谓过宋在景公二十二年，臧庸《拜经文集?上钱晓徵书》谓在二十三年，皆据孔子在鲁定卒岁去卫为说，故改易过宋之年以就之耳，其实非也。）《左传》：“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是孔子哀三年夏在陈。盖以是年过宋而至陈，年亦适合，二也。其后孔子以鲁哀六年自陈避兵适蔡，即自蔡返卫，（详《考辨》二二及二四。）在陈不出三年。若自鲁定公卒岁去卫，则至鲁哀六年返卫，在陈将逾五年。孔子自言之，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郑玄云：“不及仕进之门。”故孟子亦云：“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则孔子之在陈、蔡，不比其在鲁、卫，何以留滞如此之久。此不可信。三也。孔子至卫，卫灵公禄之如鲁，其敬事孔子至矣，孔子又称卫之多贤。若以定公卒岁即去，则去卫何其远，留陈何其久。不可信，四也。且《世家》云：“孔子去卫适曹，是岁鲁定公卒，孔子去曹适宋。”去卫适曹，去曹适宋，文本一贯，何以中间横插是岁鲁定公卒一语？此不似《史记》原文，可疑，五也。余谓后人妄添此句，正缘妄据《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一语而然。自定公十三年孔子至卫，至十五年恰及三年，故谓孔子于是年去卫矣。又《世家》云：“孔子遂行，复如陈。夏，卫灵公卒。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夏，鲁桓、釐庙燔。秋，季桓子病。”《史记探源》云：“案《春秋》蔡迁于州来以上，皆在哀公二年，齐助卫围戚以下，乃在三年。此文是岁以上有阙文，本不谓一年之事。故上文已言冬，下文复云夏、秋也。”（《志疑》云：“是岁当作明岁。”以下文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之例，知其非是。崔述云：“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尤失之。）余谓上文孔子去卫适曹，去曹适宋，遂至陈，主司城贞子家一节，正当在此。以后人妄疑孔子于鲁定卒岁先已去卫适陈，移之于前，又妄为增窜，遂使今《世家》文理緟沓，先后僢舛，不可依据，六也。《年表》孔子来陈，在陈湣公六年，尚在鲁定公卒前一年，其误不待辨。然其所以误，则亦有可得而言者。《世家》云：“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于是孔子去陈。”自鲁哀三年孔子至陈，居三岁为哀公之六年，吴侵陈而孔子去，避兵适蔡，见叶公，年数正合。后人不知适蔡即适楚见叶公，又误谓孔子去陈至蔡，去蔡至叶，遂因孔子居陈三年，而误演为孔子居蔡三年。因误谓孔子自陈避兵，在鲁哀公元年之役，遂移《年表》孔子来陈于湣公之六年。以其年至鲁哀元年吴伐陈，前后亦适及三年也。然与《世家》居三岁之文已不符。且孔子于鲁定公十三年至卫，十四年即来陈，尤不合。并与《世家》以鲁定公卒岁去卫之说相乖。使子长自为之，不应僢违如是。明出后人移易，痕迹凿凿，七也。《陈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来伐陈，时孔子在陈。”按：吴伐陈，一在湣公八年，一在十三年，有《年表》可证。何尝有六年伐陈取三邑之事？此后人妄据《年表》改《世家》，谓孔子来陈，应在湣公六年，而八年吴伐陈之事，亦因误在六年也。（《志疑》云：“六年当作七年”，不悟吴伐陈尚在八年，此决非一二字之误。）是同有后人改易之迹，八也。且《年表》之经后人妄加改易，犹有不止于是者。《世家》“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今《年表》孔子自陈来卫在卫出公八年，当鲁哀公十年，与《世家》相差四年。此何以误？曰：亦误于妄增孔子居蔡之三年耳。盖孔子居于陈三年，被兵乱，而至蔡，见叶公，即以是年返卫，则为鲁哀公六年。后人不知至蔡即至叶，遂谓孔子去陈先至蔡，又三年而后至叶。于是自哀公六年至蔡，又三年而后返卫，则为鲁哀公之十年也。然则孔子来陈，今《年表》已移前四年，而孔子返卫，今《年表》又移后四年。故《索隐》疑孔子在陈凡经八年，何其久。（语见《陈世家》。）而据《年表》，则孔子在陈乃有十二年。此决非《史记》本来之误，而其妄为移易以致误者，又决非出于一人之手，又可得而微论者，九也。又考今《年表》，有孔子至陈去陈之年，无孔子至蔡去蔡之年。盖孔子适陈，《年表》所固有，而后人从为移易。孔子适蔡，《年表》所本无，而后人亦未为增入也。然《蔡世家》则有之，云：“蔡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因迁蔡于州来。”是孔子适蔡，尚在蔡未迁州来之前。然则其居蔡三年，又将随蔡而迁乎？其谬抑又甚矣！兹考其致误之原，亦有可得而指者。《孔子世家》云：“孔子至陈，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后人据此，误谓孔子是时避兵乱，自陈至蔡，则在蔡未迁州来之前也。此又《史记》所载孔子行迹，多经后人妄窜，其谬误之尤易见者，十也。而余谓孔子以鲁哀三年至陈，其论证犹不止此。《孔子世家索隐》云：“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适陈，十三年亦在陈。”既云十六年适陈，则十三年何得先在？既云十三年在陈，则适陈不能后至十六年，其语舛误可知。按今《年表》及《陈世家》谓孔子以湣公六年适陈，而实误前四年。余考孔子以鲁哀三年适陈，当陈湣公之十年。《索隐》引《系家》正谓湣公十年适陈，十三年亦在陈。后人既疑孔子适陈在湣公六年，妄为移易《年表》及《陈世家》文，又于此《索隐》注下妄窜六字，而旧引十字未灭，遂两存而成湣公十六年适陈也。此辨《索隐》之误，而足为孔子以鲁哀三年至陈之证者，十一也。

　　

　　余读《史记?孔子世家》最芜杂无条理。其他若《年表》，若鲁、卫、陈、蔡诸《世家》，凡及孔子，几于无事不牴牾，无语不舛违。诚如崔氏之讥，所谓自为说而自改之者。史迁虽疏，不当灭裂乃尔。盖出后人之移易增窜者多矣。考其所以有移易增窜者，则不出两误：一则误于《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之说，一则误于不知自陈至蔡之即为至叶也。于是乃有四去卫再适陈之说，复有居陈三岁居蔡三岁之说。崔氏既力辨之，而未能指陈其症结之所在。又不能详定孔子自卫适陈及在陈绝粮之年。于孔子在陈、蔡一段，其模糊影响犹如故。而爬梳抉剔，未尝不足以得其误中之是。余故详为辨正，而孔子南游行迹，乃如天日之朗。盖发其阴翳于二千载之下，而与人以共见。苟有精思明辨之士，必晓然有见于吾说之非诬，而弗怪以为凿空之妄说也。

　　

　　

　　

　　二○、孔子去卫适陈在卫灵公卒后非卒前辨

　　

　　余既考定孔子去卫在灵公之卒岁，而犹有说者，余疑孔子之去，未必在灵公卒前，而应在灵公之卒后也。何以言之？凡言孔子去卫在灵公卒前者，以《论语》“卫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为据。然此事与《左传》答孔文子语大相类，而彼尤详备。崔述曰：“此本一事而传闻者异也。以理度之，灵公问陈之失小，孔文子问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则当去。彼可因所问而导之以礼，此则但当以不对拒之。窃疑《左传》为得其实。”是《论语》此章，固已不可信。《世家》据《论语》而增之，曰：“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鸿，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是谓孔子并不以灵公之问陈行，而灵公乃以孔子之一对而遽衰其礼貌也。其去理益远。其他《世家》载孔子去卫之故，又曰：“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丑之，去卫。”此事亦本《论语?子见南子章》而增益之。子见南子一事，昔人自孔《注》以下，率多疑者。次乘过市，尤为难信。必谓孔子于灵公卒前去卫，实无的据。（太史公《报任少卿书》，亦谓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文选》注引《家语》，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出，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耻之，于是去卫过曹。此言适陈，未详。今按过曹适陈，实一串事。惟谓居卫月余即去，决不可信。若果如此之决，亦不当屡去而屡返矣。故知《家语》与《世家》，实同一不可信也。）孟子曰：“孔子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孔子至卫，已当灵公三十八年，至灵公卒，先后五年。卫多贤臣，灵公亦好贤，于孔子未必遽失礼。故余疑孔子之去，乃在灵公之卒后也。

　　

　　《年表》卫灵公卒后一岁，孔子过宋，是年夏，即至陈。灵公卒在前年夏，若孔子在夏前行，何以淹滞卫、曹之境，有一年之久？谓孔子以灵公卒后去，则时日适合。又《论语》有冉有、子贡问为卫君乎一章，崔述曰：“《论语?为卫君章》，冉有、子贡问答之辞皆似在卫之时，有所讳而不敢深言者。”又曰：“此章所称卫君，先儒皆以为出公辄，玩其辞意，良然。此章问答，当在孔子返卫之初。”余则谓此章在孔子去卫之前也。春秋哀二年夏，卫灵公卒，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子父相抵之形已成。时孔子犹未去卫，二子之问如此，最切情事。（《论语集解》引郑玄曰：“卫君谓辄，卫灵公逐太子蒯聩，公薨而立孙辄，后晋赵鞅纳蒯聩于戚，卫石曼如帅师围之，故问其意助辄否乎。”石曼姑围戚在哀公二年春，时孔子方过宋适陈，郑氏未能详定孔子去卫之年，而漫述蒯聩、辄相抗之事，故援引石曼姑围戚以明以子拒父之实。实则当晋师纳蒯聩而卫不之迎，已显有敌抗之迹，二子之问，宁必俟卫人围戚以后？然郑氏此注，犹不以此章问答为孔子返卫后事。《史记?孔子世家》于孔子返卫后仅记子路问卫君待子为政一节，似亦不以此章为同时语。至苏子由《古史》乃以此段问答谓在鲁哀六年孔子返卫之后，而崔述承之，不悟以子拒父，自是当时惊人一大事，且孔子与诸弟子在卫已久，于其事尤应关切。虽已去卫，而师弟子之间，岂有不相与问答讨论以定其事理之是非。而谓远在出公四五年后，孔子重返卫，乃始见询及之耶？此皆误于以孔子在卫灵卒前已去卫，故于《论语》此章，不得不系之于孔子返卫之后。今定孔子于灵公卒后始去，而此章问答，正在临去之前，若较旧说为远胜。又按：《朱子语类》“夫子为卫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须疑而问。今冉有疑夫子为卫君者，以常法言之，则辄亦义所当立者也。以辄当立，故疑夫子助之。方实问辄之逃，当在灵公薨而夫人欲立之时，曰：然”，是亦见此章问答当在灵公初薨，辄初立时矣。惜为旧说缠缚，未能明白辨析耳。又张文檒《螺江日记》、王崧《乐山集》皆不信夷、齐让国事，对此章特创别解，然定为灵公初薨时问答，仍无害。）则孔子之去卫，当在此年六月后也。（又按：《论语》仪封人请见，阎氏《释地》云：“孔子时，卫都濮阳，为今大名府开州。仪邑城在今开封府兰阳县西北二十里，乃卫西南境，距其国都五百余里。不知孔子先至国而后至仪邑，或由仪至国都，皆不可知。要为第一次适卫无疑。何则？封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丧失位去国。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岂为鲁国已乎？其语与情踪正合。”余谓仪邑既远在卫西南境，孔子自鲁适卫，何须迂迴而过其地？此殆孔子去卫适陈时事，封人所说亦可通，不必定指去鲁言也。阎氏既详考其地域，而犹曲为之说者何哉？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亦主此事在去卫适陈时。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谓“仪乃浚仪，今祥符，非仪封，乃去卫适陈要道”，其辨已是。惟说木铎仍引阎氏为去鲁适卫时，自相牴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