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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孔子杀少正卯一事是否存在是可疑的，早在南宋时期的朱熹就对此事表示怀疑，钱穆先生在其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有《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对此事进行详细辨析，这里在其观点基础上进行介绍。 首先古书中记载孔子任司寇并“摄相事”，司寇是孔子在鲁国当过的最大的官，而所谓“摄相事”，一部分人认为孔子摄行宰相之事，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所谓“摄相事”实际上是指孔子摄行相礼之事，说白了就是兼任一下外交礼仪中的司仪，并不是什么大官。孔子真正担任过的司寇主要职责是缉捕盗贼，这是一个中层贵族担任的职务，过去这个官职是鲁国贵族臧孙氏担任，地位低于三桓。三桓作为鲁国的实际统治者，掌握着鲁国的生杀大权，但他们一般也不会随意诛杀比他们地位低的贵族官员，那么孔子就更没资格干这种事情了。 其次，鲁国根本没有“少正”这样的官职，少正卯在《左传》中也没有任何记载，最早见于战国后期的《荀子》一书，真实性也比较低。而郑国恰有“少正”这样的官职。而就在孔子担任鲁国司寇的那一年，恰好郑国发生了执政卿驷歂诛杀法学家邓析一事，邓析之死，后世往往附会成子产所杀，所谓孔子杀少正卯，可能就是由这件事以讹传讹而来。 既然这件事不存在，也就无法来给孔子定性。不过后世很多人相信这件事的存在，他们将这件事赋予了不同的政治色彩。赞赏孔子的，认为他是圣人治奸。鄙视孔子的，认为他是滥杀无辜。由议论者的立场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判断。 看了前面朋友的回答，我了解到“孔子杀少正卯”是存疑的，非常感谢他们的解释说明。至于我想说的是： 退一步讲，即便孔子真的杀了少正卯，也不妨碍大家敬仰孔子。 将历史人物“圣人化”是一种不好的历史观。 圣人化的历史人物看似光明万丈、完美无瑕，实际上这光环却遮盖了很多他们身上的优点——很多人性化的优点。 首当其冲的就是孔子。 孔子被塑造为“至圣先师”，给人一种庄重严肃的感觉，实际上读《论语》，他非常随和幽默。 儒家从孔、孟、荀子，到董仲舒，再到宋明理学，变得古板保守。后人把账都算到孔子头上，这是很不公平的————就如同把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算到耶稣头上一样。 孔子本人是非常灵活变通的。《论语》里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反对的就是古板不知变通。 孔子杀少正卯，大家觉得不妥，无非是觉得孔子这样的“圣人”，不应该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孔子从未自认为是“圣人”，也不为“圣人”之名而束手束脚。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参与政治斗争，使用必要的政治手段，同时保留自己的政治底线，这再正常不过了。 这也正显示了孔子可贵的务实精神。 真、善、美，是人类共同追求的3种境界。 而有的时候，“真”、“善”、“美”3者会发生矛盾冲突。 把孔子圣人化，就是把孔子的“善”和“美”夸大化，而丢掉了孔子的“真”。与孔子类似遭遇的代表还有诸葛武侯，这里我就不跑题了，但还是想说两句： 历史中的诸葛亮与《三国演义》的诸葛亮不同，但毫不逊色！ 真实的孔子与“圣人化”的孔子也不相同，但也绝对更加可爱、可敬，值得每一个华夏子孙骄傲自豪！ 先上结论：很多朋友提到了，孔子杀少正卯一案存疑，个人倾向于根本不存在。 我们先来看原始文献：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荀子·宥坐》 这段文献是关于孔子杀少正卯的最早记载，以后被其他文献所传抄。所以我们要破解这个问题，就应该回归原始文献。那么这里就存在几个疑点了： 1、孔子“摄相”并非历史事实。孔子确实做过“相”，但是春秋的相和战国的相不同，春秋的相一般是指行相礼的司仪，虽然春秋齐国有了左、右相，但战国的相才普遍有了后代宰相的含义。可见，孔子本身没有宰相的权力，当然也谈不上诛少正卯了。 2、我们研究孔子的生平和思想，只有两部文献最可靠，那就是《左传》和《论语》，而这两部书都没有提到这件事，那么在战国末年《荀子》记载的这件事自然就存疑了。诸子百家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往往伪造古人事迹作为论证，孔子拜老子为师应该是道家寓言。 3、孔子诛少正卯本身也违背了孔子的思想。在《论语》中孔子明确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可见孔子本身是反对严刑峻法还是提倡以礼治国的。在这种情况下还一言不合杀人，岂不是打自己脸吗？所以这件事的可信度更加降低了。 4、《说苑》把《荀子》的“孔子摄相”改成了“孔子为鲁司寇”，说明也意识到了《荀子》的不合理。但孔子担任司寇的这年，郑国执政子然却正好杀死法家人物邓析这年，这是《左传》白纸黑字记载的。很可能“子然杀邓析”空间上变成了“孔子杀少正卯”，而在时间上又讹传为“子产杀邓析”。传说流传之复杂，可见一斑。 感谢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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