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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龙祥：知名中医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完整的经脉学说由循行、病候、诊法、治则、治疗五部分构成，其核心为经脉病候。基于多重证据证明：经脉病候“是动”病以及渗透于病候之中或附于之下的“脉死候”皆出于扁鹊色脉诊；对于脉候，汉以前曾出现过种种不同的、基于四时阴阳学说的解释，扁鹊脉法“标本诊法”的诞生及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解释的诞生——用脉的联系直接解释脉候；又伴随着扁鹊医学血脉理论的新发展，经脉学说也发生了革命——其理论范式从“树型”变为“环型”。换言之，扁鹊医学不仅孕育了经脉学说，而且决定了她的归宿。 分析马王堆出土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和《灵枢·经脉》经脉学说文本，发现完整的经脉学说包括循行、病候、诊法、治则、治疗等五项。其中，不同时期各传本共有的只一项：病候——经脉学说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没有病候，诊法、治则、治疗皆无所依，循行也将失去意义。
针灸学术史研究表明，经脉理论与遍诊法密切相关，特别是与“标本诊法”关系最密切。因此，要论证经脉学说与扁鹊脉法之间存在“血缘”关系，首先要考察与经脉概念的产生直接相关的“标本诊法”是否先见于扁鹊脉法，并进一步阐明：五色脉诊的脉候又如何成为经脉病候？脉死候如何成为经脉之绝？以及对于脉候，在经脉学说诞生之前，都有哪些不同的理论解释？ 标本诊法 黄帝曰：持针纵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其脉滑而盛者，病日进；虚而细者，久以持；大以涩者，为痛痹；阴阳如一者，病难治。其本末尚热者，病尚在；其热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坚脆，大小、滑涩、寒温、燥湿。因视目之五色，以知五脏而决死生。视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热痛痹。（《灵枢·邪客》）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欲无视色持脉，独调其尺，以言其病，从外知内，为之奈何？岐伯曰：审其尺之缓急、小大、滑涩，肉之坚脆，而病形定矣……诊龋齿痛，按其阳［明］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诊血脉者，多赤多热，多青多痛，多黑为久痹，多赤、多黑、多青皆见者，寒热。（《灵枢·论疾诊尺》）
以上《邪客》经文列举了标本诊法、尺寸诊法、血脉诊法及色诊，而此四诊在撰用扁鹊脉法的《论疾诊尺》篇不仅一一论及，而且还有关于标本诊法的临床应用。更巧的是，《灵枢》关于标本诊脉应用的专篇“邪气脏腑病形第四”也综合论述了尺寸诊、色诊，并系统记述了标本诊法的具体临床应用：
面热者足阳明病，鱼络血者手阳明病，两跗之上脉竖（坚）、陷者足阳明病，此胃脉也。
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时窘之後，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阳病也，取之巨虚下廉。
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胫踝后皆热，若脉陷，取委中央。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将捕之，嗌中吤吤然，数唾，［候］在足少阳之本末，亦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热者，取阳陵泉。
综上经文所述可概括出标本诊法的特征：
第一，“诊独”，即诊察独与其他诊脉处不同的脉象即为“有过之脉”，所谓“有过者独热。在右右热，在左左热，在上上热”。诊独，是标本诊法、三部九候遍诊法最突出的特征。
第二，脉象简而单一。也正因为只需要“诊独”，因此标本脉法诊察的只是最容易指别的几种基本脉象——大（盛）、小（虚）、缓、急、滑、涩，而且一般不出现独取寸口脉法中常见的由多种单一脉象组合成的复合脉象，例如“浮大而缓”“浮短而涩”等。
第三，肤诊、脉诊合参，脉形、脉动双诊（除了诊脉动外，还诊脉之“坚实”与“陷下”等脉形的变化），以及标本处皮肤温度的寒、热异常。
把握了这些特征，再读《内经》相关经文，就会有全新的理解，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内经》一再强调“必审察其本末之寒温，以验其藏府之病”（《灵枢·禁服》）。准确地说，标本诊法并没有消亡，其生命借助于后出之脉法得到延续——其基本脉象依然一脉相承地被其他脉法传承，从马王堆帛书《脉法》、张家山汉简《脉书》到三部九候脉法，一直到传世本《灵枢》最晚期的作品《经脉》篇都是这一代代相传的见证：
肺手太阴之脉……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灵枢·经脉》）
《灵枢·经脉》篇在十二经脉的每一条脉下都清清楚楚、反反复复地强调着“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的治则。从字面上看，很容易将其理解为人迎寸口诊法，而依据标本诊法的特征可知，审察标本处皮肤“寒”与“热”、脉之“坚实”与“陷下”等是标本脉法特有的内容，我们一眼便可看破其标本诊法的本来面目——尽管被披上了人迎寸口脉法的“马甲”。
进一步考察，我们又于传世本《内经》发现了关于对标本脉法之“坚实”与“陷下”的治则与治法规范，并可见专门的名称：
故刺痹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经，视其虚实，及大络之血结而不通，及虚而脉陷空者而调之。（《灵枢·周痹》）
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灵枢·禁服》）
经陷下者，火则当之，结络坚紧，火所治之。（《灵枢·官能》）
坚紧者，破而散之，气下乃止，此所谓以解结者也……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视而泻之，此所谓解结也……上热下寒，视其虚脉而陷之于经络者取之，气下乃止，此所谓引而下之者也。（《灵枢·刺节真邪》）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血有余，则泻其盛经出其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素问·调经论》）
由此可见，贯穿《灵枢·经脉》篇十二脉的是标本诊法，其“是动”病出自标本诊法特有的“诊独”法的脉候，其下的治则“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则是针对标本诊法的脉象而言，且在《内经》已经可见基于这一治则的非常详细操作的规范和明确的疗效判定指标，并且有了专用的名称——刺脉之坚实者谓之“解结”，刺脉之陷下者谓之“引而下之”。足以说明这种治则治法曾经有过非常广泛的临床应用。
那么，这些脉法是否都出自扁鹊脉法？首先，诊脉之“陷空”与“坚实”的脉形诊法正是扁鹊早期诊脉法的特征；第二，诊皮表之寒、热、滑、涩是扁鹊诊法的特色——尺肤诊是这一诊法的特例；第三，已知论述标本脉法及其临床应用的《论疾诊尺》出自扁鹊脉法，且其中一条标本诊法已明确见于《脉经》所引扁鹊脉法文字中，并与标本诊法临床应用的专篇《邪气脏腑病形》操作方法完全吻合： 诊龋齿痛，按其阳明之脉来，有过者独热。在右右热，在左左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脉经·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四》卷五）。第四，《扁鹊仓公列传》仓公“诊籍”恰好记载了一例“诊疗龋齿痛”案，该案没有像其他病案那样描述寸口脉法，应当是采用了标本诊法。
齐中大夫病龋齿，臣意灸其左大（手）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嗽。
这些证据足以说明，标本脉法不仅明确见于扁鹊脉法，而且还有明确的临床应用，体现出早期扁鹊脉法的鲜明特征，以及临床应用上的诸诊合参的特点。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选择诊标本处呢？《灵枢·经脉》篇给出了这样的解答：
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留于本末；不动则热［若寒］，不坚则陷且空，不与众同，是以知其何脉之动也。
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殆，知官九针，刺道毕矣。（《灵枢·官能》）
这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之：脉之卒然动者，是因邪气留于本末，遍诊十二脉本末之独动、独热、独寒、独坚、独陷等“不与众同”之象而知“何脉之动”，也即《灵枢·官能》所说的“得邪所在”。“标本”既是邪气所居之处，诊察标本则可“得邪所在”“知病之所生”。同时正因为“标本”乃邪气所居，诊标本不仅可知“邪之所在”，而且可辨病之进退，所谓“其本末尚热者，病尚在；其热已衰者，其病亦去矣”。
从标本诊法出现，到以“在下脉口为本，在上脉口为末”的本末关系的确立，距“经脉”概念的诞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脉口、脉候与“经脉”候 诊脉部位称作“脉口”，以诊察脉形、脉色和脉动。随着血脉理论的发展，“气”的意义被更多地强调，诊脉便更多地注重诊脉动——脉气，因而脉口也被称作“气口”。
在脉口处诊察之病候称作“脉候”，最初是偶然的、具体的，是针对一个个具体的疾病的诊察，这样的脉候很多，或者说是无穷尽的。后来古人将临床常用脉口所诊之常见病症加以归纳总结，成为临证诊脉之规范——“经脉”，即“常脉”“经典之脉”的意思，所谓“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当以三阴三阳之名命名常用脉口时，最多能有六处脉口入选，再以手足别之可达十二处，相应的“常脉”病候也不能超出十二组。
在不同阶段有多种不同的关于脉候的总结，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十一组脉候，即十一脉下的“是动则病”，应当是经过整合之后成熟且共识度高的一种版本，其阳明脉脉候的内容如下：
是动则病：洒洒病寒，喜伸数欠；颜黑，病肿；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心惕欲独闭户牖而处；病甚则欲登高而歌，弃衣而走，此为骭蹶。（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
首先从文字本身分析，病候中“病至”与“病甚”是同义词——《素问·脉解》篇“病甚”即作“病至”，出现于同一段文字中，便暴露了此版本的“组装”性质。
再从内容上分析，可辨识出该组病候至少由四个片断组成：第一，疟病：洒洒病寒，喜伸数欠；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心惕欲独闭户牖而处；第二，狂病：病甚则欲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第三，颜黑；第四，病肿；显出了阳明脉的脉候从诊疟、诊热病、诊狂病、诊腹肿等不断积累与选择过程的痕迹，而且还可依据传世文献遗存的散在“碎片”，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一过程“回放”：
足少阳之疟，令人身体解，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刺足少阳。足阳明之疟，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刺足阳明跗上。足少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素问·刺疟》）
显然，阳明脉候之“是动则病洒洒病寒，喜伸数欠；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心惕欲独闭户牖而处”，来自诊疟的经验，而且除了“足阳明疟”外，还混有“足少阳疟”和“足少阴疟”的症状。关于“喜伸数欠”，《素问·疟论》有明确的解释：“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颔……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可见阳明脉确与疟之始发密切相关，而且阳明脉口（即趺阳脉）也是针刺治疗“疟发，身方热”的主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阳明脉候中如此强调“疟病”的症状。
病候中“恶火”是因为发热——本义是指疟病“其热冰水不能寒”的发热；“欲登高而歌，弃衣而走”是热盛的表现，即《阳明脉解》所说“其脉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恶火……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如果热扰神明，就会出现神昏狂乱的症状，即《阳明脉解》所说“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正如《素问·脉要精微论》所解释的那样“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阳明脉候应当补上此条，这样因发热而致的不同程度、不同发展阶段的症状就完整了，与临床针灸诊疗的实际也更加贴近：
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虚者补之，血而实者泻之。（《灵枢·刺节真邪》）需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虚者补之”之“虚”是指趺阳脉的“陷且空”；“血而实”即指趺阳脉的“坚实充血”，是早期标本脉诊法特有的诊脉形的又一典型实例。
关于“颜黑”之症，似乎有些不好理解，但如果将此脉候与扁鹊脉法联系起来，便不难理解。详见下文。
关于“病肿”一症，已见于《素问·脉解》，而在《灵枢·经脉》只见于“所生病”中，不知是因为所据版本的不同，还是该篇编者认为此症在整个脉候中不协调。
一现在再来看这一版本的脉候与扁鹊脉法的“血缘”。已知传世本《素问·刺疟》与扁鹊针灸有“血缘”关系[１]，那么深受扁鹊诊疟、刺疟影响的“阳明脉候”源出于扁鹊医学也就同时被证明。然而仅仅凭这个证据，似乎并不能让人放心。《扁鹊仓公列传》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更直接的证据。 《扁鹊仓公列传》所载录的仓公“诊籍”中涉及阳明脉候最多——这也是以上选择阳明脉候为例的一个基本考虑：
齐章武里曹山跗病……阳明脉伤，即当狂走。（《扁鹊仓公列传》）
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气鬲病。病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病得之忧，数忔食饮。”……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其脉，心气也，浊躁而经也，此络阳病也。脉法曰“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逿心主。故烦懑食不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忧也。（《扁鹊仓公列传》）
菑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发未干而卧。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扁鹊仓公列传》）
以上３个病案，第一个是其他病伤及阳明脉，后两个病则是阳明脉症的专论，所论病症皆为身热和热伤神明的病症。第二个病案涉及脉象、脉症、脉解、病因及预后，是扁鹊《脉法》解脉的典型笔法，特别是这里明确将阳明脉症归属于心，体现了早期扁鹊医学中藏象学说的典型特征[２]。考察发现，仓公援引的《脉法》之文被更完整地保存于王叔和《脉经》： 心脉沉之小而紧，浮之不喘，苦心下聚气而痛，食不下，喜咽唾，时手足热，烦满，时忘不乐，喜太息，得之忧思。（《脉经·心手少阴经病证第三》卷六）
心病，烦闷，少气，大热，热上盪心，呕吐，咳逆，狂语，汗出如珠，身体厥冷。其脉当浮，今反沉濡而滑。其色当赤，而反黑者，此是水之克火，为大逆，十死不治。（《脉经·心手少阴经病证第三》卷六）
前一条文字先述脉象、脉症，再以“得之”二字引出病因，正是《脉法》的典型体例；第二条文字不仅内容吻合，甚至连“逿心主”这种极具特征性的字眼也对应得丝丝入扣——顺便说，这里的“心主”是指心——《脉经》所辑扁鹊医书文字中大多保持了原书对这一术语的惯用法。而且这条文字还揭示了阳明脉候中的“颜黑”的意义——是逆证而非顺证。同时也指出阳明脉症典型面色是“面赤”。
在扁鹊脉书佚文中还发现，关于阳明脉象以及脉象的解释都与心关联：
心，南方火也。万物之所盛，垂枝布叶，皆下曲如钩，故其脉之来疾去迟。（《难经·十五难》）
阳明之脉，浮大以短，动摇三分。大前小后，状如科斗，其至跳。（《脉经·扁鹊阴阳脉法第二》卷五）
帝曰：阳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心之］大浮也。（《素问·经脉别论》）
这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仓公所引《脉法》曰“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的意义。同时也才能真正理解《素问·四时刺逆从》所说“阳明有余，病脉痹，身时热；不足，病心痹；滑则病心风疝；涩则病积时善惊”的含义。
所以说经脉病候之“是动”病出自扁鹊脉法，还有一很有力的证据——“是动”病候中可见有“五色诊”的内容（参见下文），而五色脉诊正是扁鹊医学的标志，其“五色诊”更属于扁鹊医学的“专利”。
以上以阳明脉为例，从多个视角，基于多重证据，“回放”了被植入马王堆《阳阳十一脉灸经》阳明脉下的“是动”病候的层累过程及其意义，论证了脉候与扁鹊脉法的“血缘”关系。尽管在整个“回放”过程中，甚至连某些演变的细节都近乎“逐帧”再现，但难免仍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古人先通过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途径、方式先构建了经脉学说，并以不为我们所知的方式总结出了经脉病候，然后扁鹊及其传人受经脉循行的指引发明了脉诊，并受经脉病候的启发总结出了相关的脉候。在对此疑问从根本上给出整体回答之前，以下依然先给出更多局部的、细节上的强证据——经脉绝候也从脉诊的“脉死候”植入。 脉死候与经脉绝候 在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的“是动”脉候中有的包含了色诊“死候”，除了前面指出的足阳脉候的死症“颜黑”外，足少阴脉下可见更加典型的扁鹊五色诊中的“死候”——面黯若灺色：
是动则病：喝喝如喘，坐而起则目盳盳如毋见，心如悬，病饥，气不足，善怒，心惕，恐人将捕之，不欲食，面黯若灺色，咳则有血，此为骨蹶（厥）。（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
病人面黄目黑者，不死。黑如炲，死……黑欲如重漆，不欲如炭。（《脉经·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四》卷五）
扁鹊云……病患本色黑，欲如重漆之泽，有光润者佳，面色不欲黑如炭。若面黑目白，八日死，肾气内伤也。黑如鸟羽者生，黑如炲煤者死。（《千金翼方·色脉》卷二十五）
此外，在马王堆出土两种《十一脉》文献以及张家山出土汉简《脉书》还有一些关于死征的专篇描述，被称作“脉死候”。经考察，这些“脉死候”也出自扁鹊五色脉诊：
凡视死征：唇反人盈，则肉先死；龈齐齿长，则骨先死；面黑，目环视雕，则血先死；汗出如丝，傅而不流，则气先死；舌掐橐卷，则筋先死。凡征五，一征见，先活人。（张家山出土汉简《脉书》）
病人唇反，人中反者，死；病人唇肿齿焦者，死；病人齿忽变黑者，十三日死；病人舌卷卵缩者，必死；病人汗出不流，舌卷黑者，死。（《脉经·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四》卷五）
以下试以“血先死”为例，考察扁鹊诊生死学说演变的轨迹：
病人面黑，目直视，恶风者，死……病人目直视，肩息者，一日死。（《脉经·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四》卷五）
病人目回回直视，肩息者，一日死。（《千金要方·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十》卷二十八）
病人心绝，一日死，何以知之？肩息回视，立死。（《脉经·诊五脏六腑气绝证候第三》卷四）
扁鹊云……心绝一日死，何以知之？两目回回直视，肩息，立死。（《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心藏脉论》卷十三）
这里不仅清楚地看出，《脉书》十一脉下“五死征”与扁鹊诊死生的“血缘”关系，而且特别难得的是，通过不同时期扁鹊色脉诊的演变，犹可见《脉书》“五死征”在整个扁鹊决死生之诊发展链中所处的位置：与《脉书》五死之一“血先死”相对应的死征“病人面黑，回回目直视，恶风者，死”，原本只是扁鹊望色察声决死生法中的一个实例而已，还没有上升到“五死”这样的理论概括，应属于扁鹊诊死生经验总结的早期阶段；而这个早期阶段的实例之一，在《脉书》“五死征”中被定为五死之一“血先死”，已经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论概括，但与五脏还没有关联上，应属于扁鹊诊死生的中期阶段；在扁鹊“诊五脏六腑气绝证候”，此条死征已经与心相关联——已经从“五体”过渡到了五脏，应属于扁鹊诊死生法的晚期阶段；在六朝谢士泰《删繁方》所引扁鹊诊“六绝”之文中，此条死征不仅与五脏关联，且与五行关联，当属于扁鹊诊死生法的定型阶段，也即我们今天在《灵枢·经脉》所见的文字：
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故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丙笃丁死，火胜金也。
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髦色不泽，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
……
五阴气俱绝则目系转，转则目运，目运者为志先死，志先死则远一日半死矣。
六阳气绝，则阴与阳相离，离则腠理发泄，绝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灵枢· 经脉》
以往由于对扁鹊医籍缺乏深入研究，人们皆以为《灵枢·经脉》此段文字是直接从《脉书》“五死征”演化而来，而事实上《脉书》“五死”及《经脉》“五绝”都辑自不同阶段不同传本的扁鹊诊死生学说。其中《经脉》编者所依据的版本，与《删繁方》引扁鹊脉书版本同源——此书虽佚，但《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转引有大量文字。根据《删繁方》引文可以看出中间的演变脉络，例如《经脉》版本“手太阴气绝”与《脉书》“气先死”征出入很大，而《删繁方》所引扁鹊脉书版本作“扁鹊曰气绝不疗，喘而冷汗出，二日死，气应手太阴，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转引自《外台秘要·气极论》卷十六），依然可见从“五死”到“五绝”的演变痕迹。
《脉书》所论“五死”之肉、骨、血、气、筋分类，与扁鹊医学早期理论所强调的疾病传变次序以及后来的皮肉脉筋骨的“五体”刺法密切相关。“五死”中的“血”“气”当由原先的“脉”分出，这在传世《内经》中也可见有以“气”“血”替代“脉”之例。也正是因为“血”“气”二者由一“脉”分出，二者的界线并不分明，人们在归类时就容易出现分歧，于是我们见到马王堆帛书《阴阳脉死候》“五死征”之“血先死”和“气先死”与《脉书》所述正相反。而且，在《脉经》所辑扁鹊《脉法》文字也能见到这样的描述“心病，烦闷，少气，大热，热上盪心，呕吐，咳逆，狂语，汗出如珠，身体厥冷”；又《内经》也有“心主汗”之说，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帛书与汉简孰是孰非。
至此，我们可以判定：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之“阳明脉”“少阴脉”病候中的死征，以及《阴阳脉死候》专篇所论“五死征”皆出自扁鹊脉书。如果说对于前面所说“经脉病候中的‘是动’病是从扁鹊诊脉病候植入”的结论或许还有疑问的话，那么此刻恐怕我们无论如何也提不出同样的疑问：古人先通过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方法发现了经脉死候，然后被扁鹊再移植到色脉诊之中。因为“五死”“六绝”“六极”可视为扁鹊医学的“名片”和“身份证”，而且在刺皮、刺肉、刺脉、刺筋、刺骨的“五体刺法”阶段，经脉学说还远未诞生。 脉候解与经脉学说的诞生 经典脉候形成之后，便成为临床诊断各种病症的一个模版——所谓“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素问·三部九候论》）。这时古人在强烈求知欲的驱动下便开始尝试对各种脉候加以解释，其中最吸引古人的正是这些经典脉候。当用三阴三阳命名脉名及脉候时，古人能够想到的，或者说首先想到的便是从阴阳角度给出尝试性的解释，我们看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古人都是从四时阴阳的角度对脉候给出了哲学层面的解释，仍以阳明脉为例说明：
黄帝问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钟鼓不为动，闻木音而惊何也？愿闻其故。岐伯对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帝曰：善。其恶火何也？岐伯曰：阳明主肉，其脉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恶火。帝曰：其恶人何也？岐伯曰：阳明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帝曰：善。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帝曰：其弃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素问·阳明脉解》）
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素问·太阴阳明论》）
阳明所谓洒洒振寒者，阳明者午也，五月盛阳之阴也，阳盛而阴气加之，故洒洒振寒也。所谓胫肿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阳之阴也，阳者衰于五月，而一阴气上，与阳始争，故胫肿而股不收也。所谓上喘而为水者，阴气下而复上，上则邪客于脏腑间，故为水也。所谓胸痛少气者，水气在脏腑也，水者阴气也，阴气在中，故胸痛少气也。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所谓欲独闭户牖而处者，阴阳相薄也，阳尽而阴盛，故欲独闭户牖而居。所谓病至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者，阴阳复争，而外并于阳，故使之弃衣而走也。所谓客孙脉则头痛鼻鼽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鼽腹肿也。（《素问·脉解》）
除了这几篇解释病候的专篇外，《内经》其他篇中也见有类似的病候解，以往人们都将这些文字视为“经脉病候”的解释。这种思维“定式”的形成与这样一种认识有关：脉诊出现于经脉学说之后。然而这种理解无法解释以下事实：第一，既然解释经脉病候，为什么不直接用经脉循行解释，却用阴阳五行解释？第二，既然是经脉病候，为什么只解说“是动”病，不言“所生病”？毕竟早在《灵枢·经脉》之前的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经脉病候计数的是“所生病”，而不是“是动”病；第三，为什么只解三阴三阳六脉，而不是手足十二脉病候？
首先讨论：为什么脉解专篇都只针对三阴三阳六脉，而不是手足十二脉？
既然对脉候的解释都从阴阳入手，就离不开脉象的介导——先通过脉象与阴阳建立联系，再依据阴阳学说解释脉候。脉象不同，解释不同；象与四时阴阳配属不同，解释也不同。例如：
少阳之脉，乍小乍大，乍长，乍短，动摇六分。王十一月甲子夜半，正月、二月甲子王。
太阳之脉，洪大以长，其来浮于筋上，动摇九分。三月、四月甲子王。
阳明之脉，浮大以短，动摇三分。大前小后，状如科斗，其至跳。五月、六月甲子王。
少阴之脉紧细，动摇六分。王五月甲子日，七月、八月甲子王。
太阴之脉，紧细以长，乘于筋上，动摇九分。九月、十月甲子王。
厥阴之脉，沉短以紧，动摇三分。十一月、十二月甲子王。（《脉经·扁鹊阴阳脉法第二》卷五）
用三阴三阳框架对脉象进行分类，其最大容量为六，再分为手足上下则可多至十二，手足同名经共一象。因为就阴阳而言，阴阳可根据阴阳之气的多少而分为二阴二阳、三阳三阴，虽然可以再以手足分为上下而有十二脉，但具体到三阴三阳中的一阳或一阴，例如“太阳”，尽管可以分作“足太阳”“手太阳”，却不能分出不同的“太阳”之脉的脉象。
尽管《灵枢·终始》《灵枢·禁服》分述手足三阴三阳十二脉象，但手足同名经脉象仍是相同的，而且《灵枢·终始》基于脉象的治则也只言足三阴三阳，不及手三阴三阳；《灵枢·禁服》对于脉象主病及治疗也没有按手足阴阳分别论述。显然，对于相同的三阴三阳脉象不可能给出不同的阴阳解释，这便是为什么脉候的解释只言三阴三阳六脉而不及手足十二脉的根本原因。
第二，这几篇脉解哪一篇与扁鹊医学最接近？ 这些不同的脉候解释反映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素问·脉解》以“阳明”属于心，与早期扁鹊医学藏象阴阳属性完全相同，而且只从四时阴阳解说，不涉及五行；《素问·阳明脉解》则明确以“阳明”属于胃，且用五行学说解说，反映了晚期藏象学说的情形；《素问·太阴阳明论》不仅以“阳明”属于胃，而且还体现了脏腑表里相合的思想——全元起本篇名即作“太阴阳明表里篇”，反映了更晚的藏象学说定型期的特点。可见，３篇之中，《素问·脉解》篇与早期扁鹊医学特征的吻合度最高。所有这些解释尽管角度不尽相同，年代也有早晚之别，但性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对医学现象给予哲学层面的解释。
第三，原本作为脉诊病候是如何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经脉病候的“是动”病？
遍诊法为诊脉部位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特别是对于诊脉动的诊脉法，例如在《素问·至真要大论》诊肺脉即用到上肢所有的脉动处：天府、尺泽、太渊。在这样的诊脉实践中，脉动上下相“应”如引绳的经验使古人意识到两脉动点间是一条接续的脉——至今从《难经》中犹可见古人这一认识的“遗迹”。于是连接脉动点这一极简单的举动便诞生了一个伟大而全新的解释——用脉的直接联系来解释脉候、解释针灸脉口治疗相应脉诊病症的机制，产生了经脉学说的初始形态：上下脉动点间的连线＋脉诊病候（后被称作“是动”病候）。在下的诊脉处即为起点，在上的诊脉处为止点，诊脉病候则成为经脉病候——“是动”病。
“经脉”概念产生之后，很快就超越了其起初“解释脉候”的本义——不仅解释病候，而且也“生产”病候，于是出现“所生病”（又作“所产病”），开始主要是沿脉行部位处的痛证，之后不断扩展的情形正如《灵枢·刺节真邪》所描述的“或痛、或痈、或热、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等各类病症，一脉所生的病症可多达“数十病”。在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和张家山汉简《脉书》十一脉下同时录有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病候。
及至最终定型化的《灵枢·经脉》篇，其经脉学说则于十二经脉病候下录有标本脉诊法的内容，似乎又在不经意间回归了经脉学说“脉候解”的本质——当然这不是《灵枢·经脉》编者的本义，其本义是为构建“经脉连环”所做的铺垫。
“脉动”之于脉诊，是古人诊察脉气的窗口；“脉动”之于经脉，则是确定脉行路线的坐标。在确定了经脉的循行路线之后，古人面临另一关键问题——经脉循行方向。如果脉的体表循行路线由脉动点确定，那么该脉的循行方向也应当由脉动来确定。从脉动的触诊而言，古人当然知道心前区和腹部的脉动更有力，因而脉“气”更多更强，这一点从脉动处的命名即可看出：胸部命曰“宗气”，腹部命曰“原气”“气街”，而四末只言“气口”。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人很早就设计了非常巧妙的“动脉压迫实验”[３]，依据其实验结果，也一定会确定出离心性的脉行方向。可是古人却认定“始于四末，终于头面躯干”脉行方向，可见古人对于脉行方向的确定，不完全出自直接的观察或纯粹的经验，一定还有某种强有力的信念或观念的支撑或引导。
至此我们知道：对于脉候，不论是哲学解还是经脉解，都有多种。在整个解释链中，每一个“链环”都对应于某一时段的某一解释，每一个解释又往往是对前一种解释的修订或背叛，例如我们今天奉行《灵枢·经脉》篇的经脉学说，而此说本身实际上是对之前所有经脉学说的一次革命——基于扁鹊医学新发展的血脉循环理论及脉诊理论，将旧有的经脉学说的以四末为本向心型走行的“树形范式”改造成如环无端的“环形范式”。 经脉病的治则与针灸治疗 “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这一针灸治疗总纲，经《灵枢·经脉》的引用，成为古今针灸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却不曾知这一代代传诵的针灸治疗大法源于扁鹊医学：
脉盈而洫之，虚而实之，诤（静）则侍（待）之。（张家山汉简《脉书》）
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灵枢·通天》）
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灵枢·经脉》）
《脉书》此句接在“五死征”后，而前面已论证“五死征”出自扁鹊，因此可以推断作为一个完整段落的文字皆出于扁鹊。非常幸运的是，这一推断因为一个直接证据的发现而被确认：
黄帝问扁鹊曰……虚者实之，补虚泻实，神归其室，补实泻虚，神舍其墟，众邪并进，大命不居。（《千金翼方·色脉》卷二十五）
令人惊奇的是，又在传世本《灵枢》发现了与此条文字“咬合”得极为紧密的对应文字：
泻虚补实，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败，谓之夭命。补虚泻实，神归其室，久塞其空，谓之良工。（《灵枢·胀论》）
至此，不仅证明了这条经文的版权归扁鹊，而且还表明载录这条经文的扁鹊医书有不同的传本流传。
从《扁鹊仓公列传》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仓公针灸治疗经脉病症的常规——所诊“有过之脉”脉口即针灸所治之处——穴位：
齐北宫司空命妇出於病……病气疝，客于膀胱，难于前后溲，而溺赤。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灸其足蹶阴之脉，左右各一所。
菑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
齐中大夫病龋齿，臣意灸其左太（手）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
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臣意告曰：“热厥也”。则刺其足心各三所，按之无出血，病旋已。
需要特别指出的有两点：第一，针灸方中“足厥阴之脉”“足阳明脉”“手阳明脉”是指脉口名，而不是经脉名，其他病案针灸方涉及到的还有“足少阳脉”“足少阳脉口”，这些脉口既是诊脉的部位，又是针灸治疗的部位，笔者将这类穴位称作“经脉穴”，其穴名仍以三阴三阳命名，例如“足厥阴”“足阳明”等[４]。通观仓公医案，对于经脉病候，仓公直取“有过之脉”的脉口治疗，而对于经脉病候之外病症的针灸治疗，则注明具体的刺灸部位而不言穴名，例如“足热而烦”的热厥证虽已见于《灵枢·经脉》足少阴经病候和《素问·厥论》的“少阴之厥”，但在仓公时代还不属于足少阴脉病候，故仓公于此不言“刺其足少阴脉口”，而言“刺足心”这个具体的针刺部位。
至此，已逐一论证了作为经脉学说的核心要素——经脉病候的“是动”病，以及病候所源于的标本诊法、病候的治疗原则和针灸治疗皆出自扁鹊医学，从而鉴定了经脉学说与扁鹊医学的“血缘”关系。 结语 经脉病候“是动”病及其穿插其间和附于其下的脉死候皆出于扁鹊五色脉诊病候；病候所源出的诊法为扁鹊脉法中的“标本诊法”，而在《灵枢·经脉》篇为构建如环无端的“经脉连环”，却为这一诊法文字加上了“人迎寸口”的标注，遮蔽了其源出于标本诊法的本来面目；关于经脉病候的“补虚泻实”的治疗大法也最早由扁鹊脉法确立；针灸“有过之脉”脉口治疗“有过之脉”的病症，是扁鹊针灸治疗经脉病候的常规。可见，经脉学说的核心及其他构成要素皆出于扁鹊医学。基于“标本诊法”所发现的腕踝部脉口诊候头面、内脏远隔部位病候，以及对这些远隔病症直接于相关脉口针灸治疗的经验的总结，成为经脉学说诞生的关键一步。当总结出的远隔部位病候越来越多时，古人寻求对这类远隔关联现象解释的欲望就越来越强，才会出现种种不同理论解释，而对于所有基于四时阴阳学说解释的不满足，成为古人最终采用“脉”的直接联系解释脉候的最大动力所在。换言之，“经脉学说”是古人对以往对脉候仅仅作一种哲学上的解释的不满意而提出的一种新的解释，经过这种全新解释之后的脉候自然成为了“经脉病候”，而脉的循行则是这种全新解释的医学基础。
现在再让我们回过头来重看张家山出土汉简《脉书》，所论“病候”“十一脉”“脉死候”“诊脉法”四篇，除“病候”不能确定外，其余三篇皆出于扁鹊医学，由此可形成这样的判断：此《脉书》应是扁鹊《脉书》某传本的单篇。
此项研究的初衷是弥补笔者二十多年前做针灸学术史研究时一个不应有的缺环——厘清经脉学说与扁鹊医学的关系，而随着这一缺环的补上，中医理论发展的历史长卷呈现出了不同的意境，并最终形成了这样的理解：从很大程度上说，不了解扁鹊医学，就看不清中医理论，特别是整个古典针灸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１] 黄龙祥．扁鹊医籍辨佚与拼接[Ｊ]．中华医史杂志，2015，45（2）：34－45． [２] 黄龙祥．扁鹊医学特征[Ｊ]．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5，21（2）：1－6． [３] 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Ｍ]．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458－459． [４] 黄龙祥．从《五十二病方》“灸其泰阴、泰阳”谈起——十二“经脉穴”源流考[Ｊ]．中医杂志，1994，53（3）：152－153． 本文原载于《中国针灸》2015年5月第35卷第5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理性视角审读针灸|还原针灸本来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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