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顺：《追寻五帝》——寻找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点（一）

徘徊疑古与信古路上（一）

 “五帝”在《史记》里指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与他们同时的著名人物和部族还有先于黄帝的神农氏，与黄帝大约同时的炎帝与蚩尤，与颛顼“争为帝”的共工氏，可能属于苗蛮集团的祝融等等，夏、商、周三代的先祖都是与五帝有关的重要人物，更有记黄帝“监万国”，尧时“协和万邦”，到夏禹会盟时仍是“万国”之势。看来，“五帝”远不只是几个显赫的人物，而是代表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古国林立，英雄人物竞相称霸，此消彼长，五帝不过是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据研究，五帝时代可以分作前后期，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前期，主要事件是战争和宗教改革。记载黄帝由北方南下，战胜由中原北上的炎帝与蚩尤，统一诸部落，又有文字等发明创造，“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又“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率民由荒蛮跨进文明社会，被历代尊为“人文初祖”；颛顼实行宗教改革，“绝地天通”，取得通神独占权，是一位地位仅次于黄帝的宗教领袖。以尧舜为代表的五帝后期，“鸿水滔天”，治水成了国家大事，又实行禅让制度，创立了较完备的国家机构和行政体系，吸引诸邦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先后建立奠定基础。

司马迁是一位公认的治学严谨的史学家，他在这本共达130篇的纪传性通史中，将《五帝本纪》定为开首卷，而对五帝以前的记载只字不提，是参阅了大量文献史料，经过反复考证，并且进行了实地调查访问而作出的。他认为：“《尚书》独载尧以来”是“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断定“余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司马迁的实地调查，“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所到之处“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所以“余并论次，择其言优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盛行的时候，五帝的记载几乎被全部否定了，认为都是周秦两汉时代所编造的。现代史学界也长期以来把五帝时代作为古史传说来对待，中国文明史只能从五帝时代以后的夏代写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五帝时代没有考古实物作证，尤其是没有像两河流域的乌尔（Ur）神庙、埃及的金字塔和印度的莫亨觉达罗（Mohenjodaro）古城那样具有象征性的实证。中外出版的世界史著作和年表，大概深受中国史学界这类观点的影响，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或把中国文明史的开端留作空白。这样一来，在世界上古文明史上，中国就只有4000年的文明历史，这比并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两河流域、埃及晚了近1500年，比印度的古文明也晚了近千年。而欧洲的爱琴文明因对距今约5000年的克里特（Kriti）文化发展水平认识的提高，已渐多地被列入世界文明古国之列，大有取中国而代之的趋势。世界史和中国史这种走势的长期延续，使中国历史考古学界的有识之士深感责任重大，社会各界随着眼界的开放和对祖国文明历史进程的关心，也越渐热心地关注起这方面的问题，甚至更加热盼着象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五帝时代的真迹被很快发现。看来，从考古学上追寻五帝踪迹，已不仅是摆在中国考古学家面前的首要任务，而且也成了牵动亿万炎黄子孙心弦的大事。

其实，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开始出现起，学界就已在注意考古学对解决古史传说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学家李玄伯就说过：“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1928年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所长傅斯年在谈到该所包括考古组在内的宗旨时明确提出：“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表明考古学就是要找到地下实物资料来作为修国史的重要依据，而不拘泥于文献。

也就在同一时期，随着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工作逐渐取得一些引人瞩目的成果，有的学者已经着手在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结合上进行大胆尝试。当时史前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遂逐渐在黄河中上游及周围地区确立了一种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并命名为“仰韶文化”，认为这就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是1930—1931年中国考古学家吴金鼎、梁思永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在中国的东方地区确立了又一种以黑陶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龙山文化。

注释：

1.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序言17—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107、129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13、2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9、1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3. 《剑桥中国秦汉史》“总编辑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史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70页；藤井千之助监修：〈总合世界史图表〉185、186页，（日）第一学习社，1987年初版，1997年19版；

4. 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现代评论》第一卷第3期，1924年；

5.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
6.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7.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及李济序，南京，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