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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之际是政治上比较动乱的时期，也是一个西方学者所谓“哲学的突破”的时期。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思（Taleott Parsons）认为，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按照帕氏的界说，魏晋之际思想界的变化也可以算上一次“哲学的突破”，即便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突破。汉末以来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动摇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玄学思潮，这股玄学思潮对宇宙本体，儒学思想的价值与地位，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都进行了反思。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传统上以道自任的士阶层不可避免地在政治思想上发生分化。 从许多材料可以说明，竹林七贤不是一个目标一致的政治集团。竹林七资在某种程度上是东晋人创造的形象，就如袁宏作名士传所提到的竹林七贤，不过与正始名士、中朝名士一样，是魏晋之际名士的概称。他们仅为同时流辈。相互间有些错综的交往，如果说他们有共同之处，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但是他们在政治心态上却有很大的差别，通过对竹林七贤主要代表人物的分析，大概可以看到魏晋之际不同类型的名士的政治心态与风貌。 一 山涛、王戎是被颜延之从竹林七贤排除的显宦人物。他们虽然同为显宦，但二人的指导思想并不相同。从对山、王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时两种不同类型的士大夫的处世哲学。 士阶层在先秦已出现分化。荀子曾把士分为“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王戎代表前者，山涛代表后者。魏晋之际，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之酷烈，政权更迭之频仍，仰禄之士政治上的唯一原则就是保住自身利禄，而置名节不顾。这个时期士大夫的名节观念，尤其是“忠”的观念是每况愈下。《三国志，陈泰传》注引《博物记》说： 太丘长陈寔，寔子鸿胪纪，纪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于汉魏二朝并有重名，而其德渐渐小减，时人为其语曰：“公惭卿，卿惭长。” 时人对陈家四世的评价，普遍反映了士大夫名节观念逐渐减弱的过程。在曹爽和司马懿两个集团的斗争中，甚至在司马氏篡魏目的已明显时，士大夫们也多采取“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三国志》卷十六《杜恕传》）的态度。士大夫们在王朝的更替中力求保全自身的地位，如何曾、荀顗、贾充、高柔、王祥、郑冲等投向司马氏均为在新朝重获高位而己。洪迈《容斋笔记》卷十二《汉士择所从》条说：“汉自中平黄巾之乱，天下震扰，士大夫莫不择所从，以为全身远害之计。”曹操麾下的士大夫投靠曹操是经过利害权衡的，在曹、马争夺之际，这些士大夫投向司马氏，不过是为“全身远害之计”再一次选择主子罢了。 竹林七贤中的王戎为玄学清谈名士，但在本质上与这些仰禄之士没有不同之处。王戎早年以儒家名节标榜，父“浑卒于凉州，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在魏晋更替之际更未见到王戎对司马氏有什么反抗行为，而他在晋朝的行为更是弃名节不顾而“容身保位了。据《晋书》本传，王戎在武帝朝似还能清正自守，“在职虽无殊能，而庶绩修理”。后来贾后当政，“戎与贾、郭通亲”，在贾后失势后，又不知采取何种手段，“竟得不坐”，在政治上毫无主动性可言，“以王政将纪，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骞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初，孙秀为琅玡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王戎又爱钱吝啬，“获讥于世”，由此可见王戎早年辞赙赠不受的行为纯属沽名钓誉。 由此可见，王戎这些士大夫虽然在表层上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热衷清谈，但在深层仍未改变利禄之士的本质。山涛与王戎都出仕于晋，但处世的指导思想不同，行为也不同。叶梦得《避暑录话》评论山、王说：“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爱钱，岂不爱官，故天下稍定皆复出，巨源岂戎比哉？”这正好道出二人处世指导思想本质的不同。山涛按照儒家传统，以道自任，希望通过自身对政治的参与，能够对政治局面有所改变，以实现仁政的理想。山涛等士大夫在本质上与东汉士大夫有相同之处，但是在处世方面更多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王昶提出：“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可以说是他们处世的准则。他们择时退隐以保全自身，即“履道家之言”，又择时出仕以建立济世的功业，即“遵儒者之教”。曹爽与司马懿斗争趋于激化时，许多人退出这个政治斗争的漩涡，如常林、徐邀力辞三公之职不就，卫臻也以退隐逃避政争。陈寿认为高柔之流贪官保位，“比之徐邀、常林，于兹为疚矣”（《三国志公卷二十四陈寿评月）。这些人从政时操守也是比较清正的。又如西晋名臣羊祜，在平吴统一中国时做出很大贡献，《晋书》本传称其“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他在曹马斗争激化时，以退隐避开政争，局势稍微稳定时出仕以实现济世的志向。在出仕时期他也总抱有功成身退的志向，他在与从弟羊琇书中说：“既定边事，当角巾东路，归故里，为容棺之墟。” 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与羊祜的思想、心态、经历甚为相似，或许“履道家之言”的成分较之羊祜更多一些。正始末年山涛为郡主簿，他预见到曹马斗争将激化，“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山涛出仕后，颇具政治才干。他出仕冀州刺史时，“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人怀慕尚，风俗颇革”。后人对山涛的政治才识也颇加赞赏，《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说：“山涛欲释吴以为外惧，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其深识远虑，非清谈之流也。”山涛在儒家道德实践方面也堪称模范，但是他似乎并不以魏晋政权的更替为念，他所选择的是可以供他施展政治抱负的时机。山涛对嵇绍的一席话可以表现他的这种思想，《世说新语·政事篇》载：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山涛正是以自己的处世哲学来劝嵇绍出仕，他把王朝的更替与自然界的变化消长等同起来，很难说他具有以曹家天下为念的忠君思想，这正是表现了他思想中“履道家之言”的成分，而他选择时机出仕以建立功业，又表现出他思想中“遵儒者之教”的成分。从山涛本传记载的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中的这两种成分，其本传载： 初，陈郡袁毅尝为鬲令，贪浊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受贿，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故。 当时士大夫中盛行道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有些人借此掩饰自身卑污的行为，而山涛却是和而不同，一方面按照道家思想“不欲异于时”，另一方面还保持着儒家的道德操守。这也正是山、王不同之处，虽然都受玄学思潮的影响，但出仕的指导思想一是为济世，一是为仰禄。《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评论说：“颜延之于七贤，不取山、王，然戎何以比涛，犹碈之于玉也。” 总之，魏晋之际是“哲学的突破”的时期，传统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改造，士大夫“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处世哲学，正是这种状况在政治意识中的体现。 二 魏晋之际“哲学的突破”以儒学的衰落为先导。玄学思潮对字宙本体以及儒学的价值、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等都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反思。嵇康、阮籍可以说是玄学思潮高峰时期的代表者。他们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揭露与批判，拒绝依附王权而保持独立的人格。嵇康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阮籍在封建专制的压迫下进行了变态的反抗。 嵇康、阮籍并非后人心目中放达超脱的“方外”之士，他们具有一种超越个人和群体利害的理想主义精神，对整个社会抱有深厚的关怀。他们以社会批判的特殊形式参与政治，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抨击。嵇康认为封建统治者为一家一姓的私利而使天下百姓受到残害，他批到封建统治者“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太师箴》），他理想的仁君是尧舜，他在《惟上古尧舜》一诗中说：“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兹顺，宁济四海蒸民。”他理想的社会是“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竟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阮籍则更激烈地提出无君思想，他认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动乱，百姓罹难的根源，他在《大人先生传》中提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物理。”由于传统的“法先王”的思维定势的限制，嵇、阮提出的理想国带有复古主义的色彩，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但决非无意义的空想，它是现实社会矛盾的产物，其主要意义在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批判精神。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必把封建专制主义扩展到意识形态方面，大一统的政抬体制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合为一体，两汉以来的士阶层把儒家名教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出仕看成是士人的唯一出路。俗家思想成为不可超越的终极价值标准。司马氏作为新政权的创立者，重新拾起儒家名教作为统治思想。儒家名教在汉末已经失灵，司马氏篡魏行为本身就不符合名教的“忠”字，所以司马氏不提“忠”，只强调“孝”，这种残缺、虚伪的名教成为晋室君臣的精神皈依，也是他们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嵇康大胆地否定儒家的圣人，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并且对儒家名教作了理性的批判，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这个口号出自《释私论》，他认为一个人行为正确与否，不在于其表面是否符合名教，而是看其内心是否违背了“道”，所谓“越名任心”。他进一步指出：“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类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把“自然”作为检验人的行为的价值标准，否定了把儒家名教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标准。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以辛辣的笔法讽刺那些礼法之士，把他们比之为寄生在封建王权“裤”中的群虱。嵇、阮对名教的批判，表现出他们对传统思想的反思，为他们抨击现实政治与保持独立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嵇、阮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崇尚自然的思想，使玄学思潮发展到顶峰。他们崇尚自然的思想，类似西方的自然法，本来孕育在自然法中的民主观念都可以从中得到发展。封建专制主义使这种思想不可能充分发展，嵇、阮的思想有如漫漫长夜中的火花，耀亮却短暂。嵇、阮以后，玄学的批判意识减弱了，从其发展的高峰跌落下来而向旧传统复归。名士丧失了独立人格意识，重新依附王权，“庙堂无异于山林”，“名教与自然将无同”等思想的出现，便是这种发展趋势的准确反映。 嵇康为什么被杀？后人多认为司马氏诛嵇康在于他与曹魏的姻戚关系。嵇康妻为曹魏沛玉林的孙女，与何晏妻即沛王林之妹有血缘关系。这种姻戚关系既非嵇康选择政治立场的主要依据，也非司马氏杀嵇康的根本原因。嵇康反对司马氏超过了曹马斗争的范围，而具有更深刻、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遭司马氏镇压的名士远不止嵇康一人。《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历代王朝的更替中这种现象是比较特殊的，从忠君的封建正统主义是无法解释的。这与魏晋之际“哲学的突破”的思想背景有关孟在批判与反思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士阶层产生了脱离王权的独立人格意识，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力量。这批名士的首领便是嵇康。嵇康被杀与“名士少有全者”，就是他们在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下，为进行社会批判与保持独立人格而付出的生命代价。 司马氏在篡魏过程中，无疑要争取名士的合作与支持。司马氏父子三人对待名士的政策越来越严酷。司马懿时期对一般名士的政策还是比较缓和的，这是由于司马氏势力初建，主要打击对象是中央政权中的反对派以及地方忠于魏室的军事力量，无力顾及一般名士的态度。许多士大夫在曹马之间采取观望态度，司马懿为扩大本集团的势力，也只能采取以争取为主的政策。司马师时期由于司马氏势力增强以及士大夫的迅速分化，司马师对待名士政策开始强硬，以“法”代替了“礼”，李熹就司马师征辟时说：“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熹畏法而至耳。”（《世说新语·言语篇》）正元二年（255年）初到咸熙二年（265年）是司马昭执政时期，司马氏“作家门”已接近功成业就，政局越来越明朗，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名士面临着非此即彼的选择，很多人在专制王权压迫下屈服，《晋书·刘毅传》载：刘毅被“文帝辟为相国掾，辞疾，积年不就。时人谓毅忠于魏氏，而帝怒其顾望，将加重辟。毅惧，应命，转主簿”。司马昭对在野派名士的动向予与关注，隐士孙登“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这类隐逸之士以沉默保持内心的独立。嵇康强烈的社会批判与独立人格意识以及他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成为司马氏禅代的障碍。于是司马昭便不得不动用专制手段对这些不肯合作的名士进行围剿了。 嵇康以遗世独立的气概傲视王侯的权势。《世说新语·筒傲篇》载：钟会慕嵇康之名前往拜访，“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后钟会劝司马昭杀嵇康，加在嵇康头上的罪名之一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文士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他与封建专制王权不妥协、不合作的宣言书。甘露三年（258年）司马昭在禅代前夕打算任命山涛为吏部郎，目的在于以其为中介争取在野派名士的合作。山涛具有一种“吏非吏、隐非隐”（《晋书》卷五十六《孙倬传》）的身份，被司马昭认为是调和当局与在野派名士矛盾的理想人选。而山涛认为更能胜任的是嵇康，所以他有意以嵇康自代，而嵇康却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表示与当局不合作的立场。嵇康之所以写绝交书并非针对山涛，而是有感时事而发。《嵇康集校注》引叶渭清语： 按中散与山公交契至深，此书特以寄意，非真告绝也。《白孔六帖》二十四恤孤有云：“嵇康临刑，谓子绍曰：‘山公尚在，汝不孤矣。’”其中情信如此，而云绝耶？康别传说之云：“岂不识山不以一官遇己之情邪，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斯言最为近之。 如果进一步考察嵇康写绝交书的起因，已不止为杜举者之口一事。在嵇康写此书之前，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即甘露五年（26。年）五月高贵乡公被杀。司马氏势力虽大，但以臣弑君，仍使舆论喧哗。司马昭虽采取措施以平息舆论，但毕竟心怀不安，对朝野反映十分敏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即是在此背景下写成的。当时的政治高压使嵇康不可能直接评论这个事变，而只能重新抬起山、涛荐举他自代的事由，借题发挥。故绝交书中“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是有针对性而发的，金人郝经《读后汉书狂士传赞》指出：“司马氏父子欲弑攘窃，踵武操丕，厌然以为舜禹，康乃非汤武，谓皆以臣弑君，揭触所忌，其能免乎？”司马昭虽“闻而怒焉”，却没有马上杀嵇康，这主要是从舆论上考虑，杀高贵乡公已使内外喧哗，再杀嵇康于己更为不利，所以隐忍未发，而终于两年以后借吕安事杀掉嵇康。 嵇康作为“哲学的突破”的代表者之一，在学术思想界居于领袖地位。嵇康不仅以其思想为士人所崇拜，而且其人格也吸引了士人。士家出身的赵至为逃避士家制度的禁锢，而投奔嵇康并得到他的庇护，可见嵇康为人侠义为士人所向往。所以“康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王隐《晋书》）。与嵇康同时被杀的吕安，是与嵇康声气相投的朋友，史称其有济世志，“志量开旷，有拔俗风气”（同上书《简傲篇》注引《晋阳秋》）。嵇康与这批不与当局合作的名士成为司马氏禅代的障碍，钟会对司马昭说：“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嵇康等具有社会批判与独立人格意识的名士已为封建专制王权所不能容忍，钟会建议除掉嵇康：“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毅除之，以淳风俗。”（同上）嵇康被杀正是名士的社会批判与独立人格意志与封建专制王权矛盾激化的结果。这固然是封建专制制度下名士的悲剧，但嵇康以生命对抗专制王权，使统治中国2000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主义也为之黯然失色。司马昭杀嵇、吕，以王权专制的高压手段击败名士的不合作风气，在嵇、吕被杀的当年，向秀就被迫出仕了。向秀的出仕，不仅标志名士在政治上屈服王权，也标志着“哲学的突破”时期批判反省的玄学思潮由高峰跌落，开始向旧传统复归。 阮籍在反对名教、祟尚自然等思想方面与嵇康大体一致，有些思想如无君论等，甚至比嵇康更为激烈，但是他在专制王权压迫下不得不有些违心之举，最主要的是他为司马昭写了劝进表二他的世俗人格与理论人格、批评人格被封建专制主义割裂了，这成为他不可解脱的矛盾与痛苦，这正是他令人感觉隐晦难解的咏怀诗的写作背景，而他种种沉默任诞的行为，也正是他社会批判与独立人格意识的表露与挣扎，是他对现实的变态反抗。 《晋书》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从希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到不与世事，思想上曾经历了一次巨变，这次转变可能发生在司马师执政时期。他当初的心态与山涛一样，在正始末年预见到曹马政争的激化而退隐乡里，一在曹爽被诛后出仕，希望实现他济世的志向。司马氏“作家门”所暴露出封建君主制“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种种残酷的弊害，现实与其政治理想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他的思想开始倾向老庄，向往高蹈出世。其咏怀诗二十于说：“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呢怀反侧，骨内还相仇。更希毁珠玉，可用登遨游”他憎恶那些为保全自身禄位而弃节操不顾的士大失，认为“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咏怀诗》十六）。他为了不改其常道，不可能与仰禄之士同流合污，因退隐也可能致祸，为保全性命，他身处朝廷而成为不与世事的隐士。司马昭曾评论阮籍说：“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其可谓至慎乎！”（《三国志》卷十八《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阮籍不遵礼法放达任诞的行为远远多于嵇康，而司马氏对他的态度却不同于嵇康。如果说诛嵇康反映了司马昭对名士政策镇压威慑的一面，对阮籍的态度就显示了拉拢利用的一面。司马氏“作家门”必须争取名士的合作，景元四年（263年）使阮籍写劝进表，目的就是借助名士的声望。司马昭对阮籍的态度也表现出专制王权与名士相互妥协，阮籍在政治上对王权妥协退让，司马昭对待阮籍不遵礼法的行为也只好担待一二了，故“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持之”（《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 后人对阮籍多有微词。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于裈中。籍委身于司马氏，独非挥中乎？”这种评论未免失于浅显。嵇康被杀固然是名士的悲剧，阮籍人格为专制王权割裂的悲剧比嵇康更带有普遍性和深刻性。他对现实不满，不如嵇康“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但他种种狂放任诞的行为正是对现实的变态反抗，正如咏怀诗五十四所说：“夸谈快愤懑，惰庸发烦心。”他心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济世志向与仕禄保身的矛盾，都是他内心不可解脱的痛苦。咏怀诗六十一说：“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后世看待阮籍多从审美角度去欣赏其狂放飘逸的魏晋风度，而在这种魏晋风度下却掩盖了名士人格为专制王权扭曲的深邃的悲剧内涵。当玄学思潮开始向旧传统复归，西晋名士仍盲目地仿效这种魏晋风度，却失去了它所包含的悲剧的深刻性。 魏晋之际的“哲学的突破”只是批判、改造了旧传统，而没有使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向秀在政治上对专制王权的屈服，思想上的妥协，标志着玄学思渐向旧传统的复归。魏晋之际名士的思想行为并不局限于曹马斗争的范围，而是有其产生的更广阔的社会、思想背景。魏晋之际政治的动乱与“哲学的突破”，使士阶层脱离了传统的生活轨迹，表现出政治心态的变化。他们的心态、思想和行为正是反映了这个动荡时代的特殊风貌。 原载：文史哲 1992-0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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