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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书局里散发出浓郁的“京味儿” 正阳书局掌柜崔勇今年33岁，是位斯文帅气的北京小伙。初见他，他便说了一句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话，他说：“我觉得我不是书店老板，倒像是个坐堂大夫，每天开方子，这些书就是药方，解的是北京人的乡愁！”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在西四路口的闹市边，一座引人注目的元代古塔下边。这塔名叫万松老人塔，八角九级，古朴典雅，是北京内城现存唯一的砖塔。古塔下是一座四合院，院中堆满了门墩、门板、桌椅等老物件，屋子里则是满架的旧书。和崔勇闲坐院中，沏一壶茉莉香片，仰望古塔，聊起关于北京的前尘往事，心中感叹，我们只是匆匆时光中的过客。 这座四合院便是正阳书局，很多北京文化爱好者更喜欢叫它“京味儿书店”，书店里有崔勇多年来收集的数万册关于北京文史的书籍，这里有很多图书馆、档案馆都没有的珍贵资料，藏书之专号称北京书店独一家。 对很多北京人来说，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家书店，而是一个可以安放乡愁的地方，因为“老北京很多已经消失的东西，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 1 “书里，我们的根还在” 没事的时候，崔勇最喜欢坐在塔下喝茶，时不时就会有新老主顾过来和他打招呼闲聊，话题遍及四九城，时光穿越数百年。从前门楼子失了几次火聊到劝业场去过哪些名伶，从八月节的兔爷和自来红月饼聊到中元节的莲花灯和蒿子灯……海聊一通，老主顾恨不得回忆了自己的一辈子，天晚尽兴而去，崔勇亦心情愉悦，他把这称为乡愁“症状”之一种。找兴趣相投的人一起聊聊心中的老北京，确定它还存活于人们的记忆中，心中怆然便会缓解不少。 还有些客人一进门来不及闲聊，就会急切地寻书，他们会问：“我过去住在老宣武，很多地方都拆没了，有没有介绍这些地方的书？”或者是“我家祖上是满族正红旗的，能不能找到关于祖先渊源的族谱？”崔勇说，这类属于“急症人群”，他看得懂他们眼里的失落和盼望，他们想找到自己和家族在这座城市里断掉的根。崔勇会翻遍书架，很认真地帮他们寻找需要的书，打开书的一瞬间，他们脸上通常会露出同一种表情，似乎在说：“幸好，书里，它们还在。”那些逝去的风景以文字的形式留存于一代一代人的心中，成了老北京人仅存的慰藉。 “乡愁是一种病，得治。”崔勇说，每次看到那些急切寻书的客人，凭着直觉他就能知道他们心中所想所盼，他和他们心意相通，同病相怜，所以，只有他开得出医治的“药方”。“因为，这种病我也得过，没经历过的人不会知道乡愁是怎样的一种痛！” 崔勇尝到乡愁的切肤之痛是在24岁，那一年成了崔勇人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在胡同里吃百家饭，养蝈蝈斗蟋蟀长大，大学学的理工专业，毕业后在一家收入不错的外企工作。直到他从小长大的甘井胡同拆迁，他被迫离开胡同，搬到一个四周都是水泥板的楼房去，他忽然感到，生命中有些什么东西，无声地断裂了。 “我们家到我这代，七代没有动过窝，一直就住在大栅栏。”多年后说起，崔勇依旧怅然，这个地方，有一个家族的根，在拆迁这一天终被连根拔起。 提起自己的家史，崔勇颇为自豪。他家祖上官宦，高祖崔师范曾为清代翰林，曾祖父还曾留洋海外。以前崔家老宅在前门外大安澜营胡同，是一座三进的院落，最近出版的《增订宣南鸿雪图志》更记录到“此宅为南城典型大型官宅”。后来家道衰落，到了崔勇父亲那一辈，已经搬到了大栅栏地区的甘井胡同11号。崔勇打这儿出生后，就没离开过大栅栏。2007年，他的家突然“没”了。 “都拆了，才知道珍惜故人旧物。”胡同拆迁的当晚，崔勇趁着没人，偷偷跑到工地里把写有“甘井胡同11号”的门牌拆了下来，如今这门牌静静躺在书局里，看见它，那些过往的日子便会在眼前浮现。
正阳书局掌柜崔勇
正阳书局 (摄影 胡铁湘) 2 开旧书店留住老北京的记忆 那种突然袭来的乡愁之痛，使崔勇一下子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变，他从一个不爱看书的外企理科男变成了如今热爱文化的书店老板，而开这家书店最初的起因，便是治他自己的“病”。 崔勇也没有想到，搬离胡同后，他的思念会如此不可遏制，几乎变得“魔怔”了。“那时候我坐公交车上班，每天车到了前门附近，我都会情不自禁下车，从前门的楼洞底下走过去，然后溜达一站地接着坐上车去单位。不走这一趟，就觉得心里空空的。” 不久，崔勇在家中无意中发现了一张老照片，竟又加剧了“病情”。“那是搬家的时候发现的一张压在搪瓷盆底下的老照片，最初家里人谁也没在意，我后来仔细一看，发现竟是我们家族仅存一张的全家福，我从小跟着长大的爷爷那时候才20多岁，也是照片中我唯一认识的人，拍摄地点是家中老宅。” 这些看上去陌生的人都和他血脉相连，他们世代居住在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一代代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一连串的问题在脑海里出现，崔勇忽然有一种冲动，想去了解他的家族和前辈，去了解他生活的这个地方。 虽然生于斯长于斯，但作为一个80后的年轻人，崔勇这一代人对胡同，对老北京并没有多少了解，当这条胡同，这个门牌永远消失之后，他才发现心里竟是这样沉甸甸放不下的怆然。 “说白了，就是想寻根，当这条根断了的时候，这就成了我的执念。”崔勇开始疯了一样的看书买书淘书，从首图到北京档案馆，从各大书店到旧货市场，他把能搬的全都搬回家。他最初只是想了解自己的家族，了解祖辈生活的大栅栏，知道得越多就越是引发了探寻的兴趣，慢慢地，他的关注点从一个宅门扩展到一条胡同，一片老街，一个城区，一座老城。当他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北京文化爱好者的时候，他才恍然发现，自己的小屋已经塞满了上万册书籍，几乎没有下脚之地，成了一座小小的史料馆。 望着小山一样堆积的书，都是千辛万苦寻找淘换的，崔勇忽然想，不如开一家旧书店吧。这些书为他暂缓乡愁之痛，在这座城市中，不知有多少人的乡愁无处安放，为什么不为大家收集一些能留得住的北京记忆呢？ 几乎就是一个冲动的念头，崔勇便瞒着家人辞去了外企的工作，在大栅栏租下一个小门脸，2009年，正阳书局正式在廊房二条开张了。崔勇把自己的这一行为评价为“贼大胆儿”，在大栅栏这样一个寸土寸金之地，在到处兜售旅游商品和特色小吃的老街上，这家旧书店完全是一个另类，崔勇却执意选择开在这里，因为“对这里最熟悉，周围都是老街坊，心里踏实。” 书局取名“正阳”，崔勇说藏着自己的一点小野心，正阳门乃北京城九门之首，是老北京地标建筑，这个名字一来表达自己传承京味儿文化的心愿，二来希望自己的书局能成为北京的文化地标。 3 废墟里捡回清末匾额 在如今实体书店走向消亡的时代，开书店创业被称为“作死”的选择，尽管崔勇做足了思想准备，那种惨淡仍然让他始料未及。“最惨的时候连交社保的几百块钱都是找朋友借的，不敢和家里人说。” 为了省钱多买点书，夏天守在店里的崔勇不舍得开空调，因为雇不起人，看书店、洗衣做饭、逮耗子……这些都得他自己来。偶尔进来个闲逛的客人，翻了几本书发现价钱有点贵，放下要走，崔勇看他真有兴趣宁可免费相送；有些客人不买书却喜欢聊，崔勇也是个爱聊的人，聊了几次便成了朋友和主顾；有些客人专门要买某些方面的书，崔勇就满城转悠四处帮他去找。 久而久之，不少爱书爱老北京的人都知道了大栅栏有个年轻的掌柜手头有不少好东西，这里不仅有古籍、旧书、期刊，还有崔勇收集的各种北京老物件，单据文契票证、金石拓片、舆图、老照片、各式建筑构件、古旧家具……只要是跟北京沾边的，他都收。于是，有点北京情结的人也爱往这溜达，书店的回头客渐渐多起来，生意也慢慢红火了。 说起收藏的老物件，崔勇最喜欢的是他没花一分钱捡回来的一个老店铺的砖质牌匾。前年，前门地区拆迁改造，崔勇没事就跑到这儿转悠，在即将拆毁的老房上，发现了尘封近百年的砖匾，当时崔勇就觉得这个石块应该有故事，却眼瞅着被夷为平地，干着急没办法，连拆房的工人都看着心疼。 最终，崔勇从废墟堆里把这历经百年的砖匾从废墟里“请回”了书局。仔细清理后，“石块上的字迹一点点显露出来，第一个是‘中’，第二个是‘华’，我就猜这第三个应该是什么字，结果全没猜中，第三个是‘兴’，这是一家老店铺的名字，叫做‘中华兴’，我当时就惊住了，觉得特别震撼。”崔勇查遍了关于前门商铺的历史资料，却查不到半点关于这家叫做“中华兴”的店铺的信息，甚至无从猜度它是做什么买卖的。 然而，这块牌匾似乎让崔勇和数十年前的这位无名商人有了一次隔空对话，“牌匾应为清末民初所制，当时京师爱国商人志在实业救国，这几个字反映的是当时北京人积极振奋的心态。”崔勇觉得这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让他无意中得到这块牌匾，因为“中华兴”这三个字也是他创业的初衷——“以实业振兴传统文化，存我文献，传我京韵。”这牌匾成了他的“镇店之宝”，摆在书局里，多少钱也不卖。 2014年4月，崔勇的正阳书局在西四路口的万松老人塔下开了新店，从一间小门脸到一个四合院，环境改善了不少，更重要的是还不用交租金，这简直是为崔勇排忧解难了。为此，崔勇特别感谢西城区政府，原来，为了探索文物空间的合理使用，西城区当时决定将万松老人塔院加以保护利用，打造一个传播北京文化的公共阅读空间，大名鼎鼎的正阳书局掌柜崔勇就成了守护这里的不二人选。 4 淘到好书 生怕别人买走 搬到万松老人塔院之后，没有了房租的负担，正阳书局终于改变了捉襟见肘的窘境，开始略有盈余，可是崔勇说，他手头依旧没攒下钱，“一有点钱，就跑去买旧书，或者四处淘换东西，见着好东西不收，不是一个合格的旧书店老板！” 如今，书局里大约有藏书4万多册，出版时间从清代经民国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是绝本、孤本。崔勇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会把好不容易淘来的珍贵书籍藏在书架旁边的一个小柜子里。他还“揭发”帮他看店的李大爷更“变态”，每次都把好书放在书架的最高一层，生怕别人买走。“我们这哪像做生意的人呀，但就是舍不得。”他自嘲。 正阳书局里有不少珍贵史料，比如一部清康熙二十七年刊印的《日下旧闻》，是第一部系统记述北京历史的著作，这部书如今很多专业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没有。还有一本《北平音系十三辙》，是他从香港带回来的，“这本书是说北京人如何说话，北京土语中的儿化音、轻声，在民国年间就有人进行系统研究了。”崔勇说。 崔勇搜集的旧书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它们之所以能为人解乡愁便也心中释然，因为文字图像展现的是一个鲜活的北京城。例如作家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游指南》，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介绍得如在眼前，“哪儿能听戏，哪儿能听相声，进故宫门票多少钱，甚至哪儿能喝到咖啡，这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当年，崔勇还干过把卖出去的书追回来的窘事。有位顾客到店里买书，只挑了两本，其中有一本是《蛐蛐谱》。这本书崔勇很不舍，但是当时店里经营惨淡，需要钱，所以只好忍痛卖了。可是崔勇还没等人家走出200米，便反悔了，追出去把这本书要了回来，这位客人好在并未介怀，最后俩人还成了朋友。如今，这位顾客小杨辞了职到书店当店长来为崔勇帮忙。 崔勇觉得，老板店员总这么偷摸着藏书也不是回事，最后，他定下一个规矩，如果只剩下三本，这书便不再卖了，但可以免费看，他对老主顾说：“有的书您要是喜欢，可以把这儿当成图书馆，没事儿过来翻翻。”不少老主顾喜欢坐在院子里看书，一看就是一天。 5 “我们过的是交情” 正阳书局的玻璃窗上永远贴着一个招人启事，欢迎爱阅读、爱北京的人来店里做兼职，不少老主顾都在店里工作过，目前店里的掌柜、店员全都是曾经的客人。崔勇说：“我们这里不论老板和主顾，我和大家一样都是读者，我们共同探讨切磋北京文化，他们对于我，亦师亦友，我们过的是交情。”在这个小院子里，时时能感受到属于老北京的那种浓浓的人情味儿。 崔勇看重“交情”二字，他随口道出《史记》中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在这个书店里，他结下了不少忘年之交、莫逆之交、再世之交。 这交情包含着信任与托付，经常令崔勇感怀不已。一位每天接孩子放学路过，经常到书店来看书的大爷看崔勇四处寻书寻得辛苦，一天随口对他说：“你要老书吗？哪天我给你一本。”崔勇也没放在心上，不想老者几天后真给他带来一本发黄的古籍，竟是清刻本的《陈垣实略》，是介绍老北京城市建制的珍贵史料，价值不菲。老人执意捐给书店，崔勇感激地说：“以后这儿就是您家书房，需要找书查资料，随时恭候。”老爷子一笑“我一准来！要是买书该多少钱你一分也别少，没别的，你这也是生意，一码归一码。” 正阳书局的藏书中，目前不少都是老主顾的捐书赠书。 崔勇也很想为这些老主顾做点什么，什么事情是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崔勇了解到，不少老主顾是北京文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他们有的花了几十年的精力写出关于老北京的研究资料却因为不赚钱被出版社拒之门外，资料难以保存流传成为这些研究者的一块心病。“我打算为他们出书，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崔勇下了这个决心，他寻求政府和出版社的帮助，终于在今年推出了“正阳文库出版计划”。 “其中一位作者是武爷，也是我们的老主顾，自幼习画，退休后重拾画笔，用最平凡的笔墨，记录真实的北京，他写生十多年，绘制了上百幅画作，我们将为他办一个作品回顾展，并且纳入正阳文库出版计划。” 正阳书局的老主顾也不乏90后热爱北京文化的年轻人，比如以清史和满学为研究对象的自由学者橘玄雅，正阳书库的出版计划中就包括他的一本《喵王府的生活》，它不同于以往的学术书籍，而是以一个道光时期虚构王府——喵王府来介绍真实的王府文化，文本配有很多漫画，妙趣横生。 如今，正阳书局的读者群在不断扩大，“读书卡已经办了四五千张，常来常往的老主顾不下数万人，这个院子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500多名客人光顾，可见关心、热爱北京文化的人在增加，而且年轻人越来越多。”这让崔勇很振奋，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有价值。 今年是正阳书局成立7周年，万松老人塔下的这个小院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净土，崔勇看重的“交情”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认同感。无论实体书店的未来如何，崔勇都打算把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仰望古塔，他悠然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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