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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丐帮是何时有的。在宋代以前，“乞丐”多用作动词，意即求食，对以乞讨为生的人则称作丐、丐人、丐者、乞儿、乞人等，如《吕氏春秋·精通》有“闻乞人歌于门下而悲之”句。又有“乞索儿”的叫法，如《太平广记》卷四九八引《玉泉子·苗》：“乞索儿卒饿死耳，何滞我之如是耶。” 宋代以后，“乞丐”一词逐渐普及。明清时期，至今仍为人熟知的“花子”、“叫化子”一类俗称开始流行，如《五杂俎》卷五《人部》：“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但究竟为何有此称呼，《五杂俎》的作者谢肇淛也“不知何取义”。 此类俗称还有老花子、讨饭化子、花郎、要饭的、跑腿的、打闲的、吃生意的等等。有时在乞丐中还分类给予具体的称谓，如乞讨的女性称“乞婆”、丐之恶者称“丐棍”。而一些不太常见的、仅限于某一地域某一方言的叫法尚不知有多少，如《北平风俗类征·市肆》引《燕京杂记》曰：“京师乞丐，谓之‘顶砂锅’，乞食食尽，戴于首以为冠，彼犹以手持为劳也。”这是嘲笑乞丐懒，连要饭的砂锅都不愿意用手拿着，要戴在头上当帽子顶着。 乞丐聚集起来，形成民间职事团体，也就是俗称的“丐帮”，是在宋代。宋朝车若水的《脚气集》里写道：“刘漫塘云：‘向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且如有卖炊饼者自别处来，未有其地与资，而一城卖饼诸家便与借市，某送炊具，某贷面料，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无一忌心。”这种“行院”，就是宋代同业行帮的统称。 而丐帮，大概也是在各行各业行帮团体不断涌现后自发组织起来的。行帮形成的一大标志，就是出现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丐帮，头目最早被称为“丐首”，而不是帮主。宋人陈襄《州县提纲·常平审结》中就曾出现“丐首”一词：“常平义仓，本给鳏寡孤独、疾病不能自存之人，每岁仲冬，合勒里正及丐首括数申县。” 又如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详细描绘了东京市井的民俗风貌，其卷之五“民俗”中介绍诸行百户衣装本色时提到：“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规矩，孟元老并没有写。但参考他笔下其他行业的规矩，大概也能猜出一二。 孟元老写道：“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著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加之人情高谊，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或见军铺收领到斗争公事，横身劝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无惮也。” 既然各行各业的人，服装打扮都各有不同，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否本地这一行当的从业者，那么乞丐大约也有自己的“制服”。金庸先生笔下的丐帮人人背着袋子，标识身份和帮内陆位高低，是非常合理的。但各地丐帮大约并没有组成跨越全国的大型组织，而是牢牢掌握在当地“丐首”的手中，服装大抵也是各地有各地的不同吧。 宋人没有对丐帮的情况有详细描述，这一缺憾到元明才得以补起。《古今小说》收有《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话本，内中谈及宋时的丐帮组织：“话说故宋绍兴年间，临安虽然是个建都之地，富庶之乡，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那丐户中有个为头的，名曰‘团头’，管着众丐。众丐叫化得东西来时，团头要收他日头钱。若是雨雪时，没处叫化，团头却熬些稀粥，养活这伙丐户，破衣破袄，也是团头照管。所以这伙丐户，小心低气，服着团头，如奴一般，不敢触犯。那团头见成收些常例钱，一般在众丐户中放债盘利，若不嫖不赌，依然做起大家事来。他靠此为生，一时也不想改业。”可见团头除了收常例钱、管理乞丐外，也有责任在乞丐们无法外出乞讨时，置备稀粥养活他们。 那么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写到的“净衣帮”和“污衣帮”之分是否存在呢？真的有，后者是纯粹的乞丐，前者则是“吃”乞丐的——团头和围绕乞丐的相关服务业者。先说服务业。乞丐们没有恒产，到了冬天尤其难过，就有人专门为乞丐提供铺位。《五杂俎》中就写道：“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秸，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者，不则冻死矣。” 如果连这一个钱都出不起，那就只能睡粪窖，“其饥寒之极者，至窖乾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计一年冻死、毒死不下数千，而丐之多如故也。”如果谢肇淛估计的数字准确，那么京城中乞丐数量真是叹为观止。而且乞丐们经常流动，“京师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辖，不啻万人，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得一钱即踞地共掷，钱尽继以襦裤，不数掷，惈呼道侧矣。荒年饥岁，则自北而南，至于景州，数百里间，连臂相枕，盖无恒产之所致也。”景州即今河北景县。 为乞丐们提供铺位的人不是真乞丐，而是做生意的买卖人，当然可以归入“净衣帮”。另一类并不亲自乞讨而又“吃”乞丐的，就是团头。而团头到明朝又有了新手段，不收乞丐们的常例钱，改收官家钱了。 明朝有养济院，是专门针对孤老贫的官办慈善机构，在在城内河漕西坊大兴在府前孤老胡同。明朝禁止州县擅自救济孤老，一律由养济院收容，无论户籍，每年核对一次人口，每个人 “月给太仓米三斗，岁给甲字库布一匹。”一一核对人名工作量太大，所以每百人选一名会头，到日子了就去领钱物。这一来二去，会头就吃起了回扣，“岁久法玩，此辈每藉口仁政，不赴点所，会头因而盘据其间，亡者十不开一，存者十不给一，而利遂归一人。” 其中富的，“家饶衣食，富于士民”。同样，清初“富庶地方之丐头，类皆各拥厚赀，伏溺坐食，其温饱气象，反胜于士农工贾之家。”生活如此优裕，难怪丐头们不愿改行。据《清稗类钞·乞丐类》“丐头”条记载，也是明清之时，团头手中真的出现了“打狗棒”：“丐头必有杆子以为证，如官吏之印信然”。杆子还分颜色，有黄杆子和蓝杆子之别，是从八旗制度学来的。 黄杆子，专门辖制宗室八旗中的乞丐，这些人多是八旗中游手好闲、横行市井的，虽然破落了，但仍在旗，放任不管会变成地方一霸，“团头”只好由其中地位最高的王公贝勒担任。黄杆子丐帮的人，平日是不讨钱的，只在三大节时去各家店铺收钱，颇类似天津的“惹惹”。蓝杆子丐帮是普通丐帮，按规矩，新来的乞丐要将头三天要到的所有东西都献给团头，名曰“献果”，平日要将收入抽两成给团头。 乞丐们对团头，是强人身依附关系，“丐头之有杆子，为其统治权之所在，彼中人违反法律，则以此杆惩治之，虽挞死，无怨言”，这是滥用私刑了。那为什么团头们敢于滥用私刑，强化人身依附关系而无人敢有怨言呢？ 根子或许在元代。元朝最热衷于划分社会等级，据赵翼《陔余丛考》引《谢叠山集》的《送方伯载序》和《郑所南集》曰：“今世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郑所南集》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而无七匠、八娼之说。盖元初定天下，其轻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间各就所见而次之，原非制为令甲也。”不管哪一种分法，乞丐都是最低一级，最受欺负，被排除在一切社会事务之外，只能通过自组织的方式谋取生存。 这种强人身依附关系一旦形成，就很难更改了。团头们一代传一代，和普通乞丐们并没有多大关系，自然也不会存在武侠小说里比武大会推选帮主的大场面。而组织形式也越来越严密，分了不同流派和门别。有万年穷也有理情行，前者一分钱不留，有钱必须立刻赌掉扔掉，后者吃人情事理，替人跑腿、唱莲花落、走街串巷卖艺，都可以。门别更复杂，光华北地区，就有四大门、七大门、七支八姓等等分别。例如，王官琪《花子与花子院》一文谈及，河北省正定县的乞丐行分四大门，即范家门、康家门、李家门、高家门，据说这四门分别由东汉范丹、江南康花子、宋仁宗生母李后娘娘及后唐穷秀才高文举所传。 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依旧存在，上海沪江大学的两名社会学系女生在1933年撰写了毕业论文《上海七百个乞丐的社会调查》，就提到“这种丐头因为世代传袭的缘故，所以他们的威权，一直保存到如今，在地方上对于乞丐，依旧是很有势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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