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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长不知道自由和尊重，孩子理所当然就在“爱等于暴力”的氛围里成长，然后这孩子有一天又变成了家长。  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抡起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孩子抱着头边哭边躲；门锁上了，孩子无处可逃。 这若是发生在大街上，可能路人都会冲上来救孩子，把施暴者揪住送派出所。可是，这发生在家里，听见号哭声的邻居，多半认为这是父母在尽责管教。 我们是一起从学校走路回家的，白衣黑裙的制服还没脱掉，就隔墙听见他的号哭。后来渐渐长大了，小男孩变成一个自尊心倔强的少年，挨打时只听见大人的怒骂和东西撞击的坠落。我知道他一定噙着眼泪，但是死命咬牙，不让人听见他的声音。 他成绩不好，常常溜出去到租书摊子上看漫画——一整排孩子蹲在街头墙角看漫画。他的父亲刚好路过发现，暴冲过去，掐住脖子把他拎回家，像拎一只鸡。回到家，也像处理鸡一样，他父亲用绳子把他的脚绑在厨房的桌脚上，命令他读书，读学校要考试的正经的书。 单单是隔墙听声，都觉得恐怖，但是我知道他父亲是爱他的。身为军人的父亲，对爱的唯一认知，就是管教，而管教的唯一方法，就是暴力。然而“爱等于暴力”的认知究竟来自哪里呢？ 光与影的救赎著名的瑞典导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 有一天正在剧院工作时接到母亲的电话。父亲在医院诊断出恶性肿瘤，母亲希望儿子到医院去探视。伯格曼一口回绝：我没时间，就是有时间也不想去。我跟他没话好谈，也根本不在乎他，何况，他临终时见到我，恐怕也觉得不舒服。 伯格曼的母亲在电话里哭了起来。伯格曼说，不要跟我感情勒索，哭没用的。不去就是不去。 说完就挂了电话。 当天晚上母亲就在大雪纷飞中亲自赶到了剧院，给了大导演一个巴掌。伯格曼对母亲道歉，然后母子俩说了一整夜的话。四天之后，母亲猝逝，伯格曼最后总算到医院见了父亲，但只是去传达母亲的死讯，说完就走。  在制作《野草莓》(1957)时的英格玛·伯格曼，图片源自维基百科 英格玛·伯格曼的父亲，艾瑞克·伯格曼，图片源自维基百科伯格曼描述自己的成长，惩罚几乎是整个家庭教育的核心。身为牧师的父亲以最严厉的规范管教子女，依循宗教的顺序逻辑：犯罪、忏悔、惩罚、原谅。譬如说，如果幼儿伯格曼尿了床，他就会被大人换上一件红色的小短裙，穿一整天来当众昭示他的罪行。如果孩子们打了架，傍晚就被召集到父亲书房里，先进行侦查审讯，然后要忏悔认错，最后鸡毛掸子拿了出来，你自己先说自己应该被抽几下。“刑度”确认了之后，女佣把一块小褥子摊开在地，你自动脱下长裤和内裤，趴到褥子上，有人会按住你的头颈，然后施刑。孩子会被打得皮开肉绽，撕裂的皮和血糊糊的肉黏在一起。 施刑后，不管怎么痛怎么哭，你得前去亲吻父亲的手，由他宣告你被原谅了，除罪了，你才得救。带着糜烂流血的伤口回到卧房，晚餐，是不准吃的，那是惩罚的一部分，但是全部加起来都比不上这一整天的当众羞辱来得沉重。 伯格曼最恐惧的惩罚，是被关进一个黑暗的橱子里去；那个橱子里，大人说，养着一个专门吃小孩脚趾头的怪物。犯了错的小伯格曼被关进去，死命抓着里头的吊杆，勾起脚，不敢放手，以免脚趾头被怪物吃掉。伯格曼就在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惧吞噬中长大。 幼小的孩子面对暴力和恐惧，就本能地寻找求存的办法。伯格曼的哥哥个性较强，试图反抗，做父亲的就用更强大的意志力“折断”他，也几乎折断了他。伯格曼的妹妹变成一个彻底乖顺、服从的人，而伯格曼自己，他说，他很小就决定做个大说谎家，以蒙骗和伪装避祸。 儿时的伤害，是一辈子的伤害。伯格曼显然一生都无法逾越这个伤口，即使到了他父亲的临终。当他被关进那个恐怖的黑箱时，他偶然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电筒，电筒射出红、蓝两色光。在黑暗中，光投射在墙上，出现了一个顽皮的、意想不到的世界。伯格曼拯救不了他和父亲的关系，但是在光影虚实交错的电影艺术里，找到了拯救自己的出路。 向写作逃亡电影之于伯格曼，犹如写作之于卡夫卡，是个救命的逃生门。如果把卡夫卡《给父亲的一封信》和小说《蜕变》并着阅读，就会了解原来《蜕变》里完全失能的一条虫就是卡夫卡面对父亲“暴力统治”的真实精神状态。  小男孩卡夫卡有一晚一直闹着要喝水，不见得是真的口渴，而是希望引大人关注。父亲呵斥几次不停之后，冲进房里，把孩子猛力从床上抓起来，拎到阳台，让穿着睡衣的小男孩站在阳台上，锁上了门。 从此以后卡夫卡就彻底顺从了。一直到成年，那一晚所造成的恐惧从来没有消失过，到他死都觉得“那巨大的、代表无上权威的父亲随时随地会在夜里出现，把我抓到阳台去，这意味的是——对他而言，我什么都不是”。卡夫卡“一辈子活在‘我一文不值’的自我蔑视中”。 长大后的卡夫卡是一个不说话的人。小时候，回到家，只要提到在外面任何一件让他有点开心的事，父亲就会用极尽嘲讽的音调说：“哼，这也值得提？”他不敢流露喜悦，因为会被戏弄；他不敢提及委屈，因为会被斥责。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父亲当众驳斥，他首先失去开口的勇气，最后失去说话的能力，心中充满的是恐惧、不安，以及对自己能力的彻底不信任。  5岁时的卡夫卡我的世界分成三块：一块是奴隶我，活在一堆我永远无法达成的命令之下。一块是不断对我下命令而永远在批评的父亲。第三块就是全世界那自由快乐的人……我永远生活在耻辱之中。遵从你的命令是耻辱，因为你的命令是针对我一个人设置的。反抗你的命令更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违背你？如果我遵从命令而做不到，那就是因为我不及你的体力、你的胃口、你的技术，而这就是耻辱中的耻辱了。 卡夫卡想象自己摊开一张世界大地图，但是父亲的身体就横跨在地图上，只有他的身体覆盖不到的地方，才是他可以呼吸的地方，但是父亲占据了几乎整张地图。 他不得不向写作逃亡；卡夫卡的父亲痛恨儿子的写作，因为那是一个他自己陌生的领域，在掌控之外，但卡夫卡心里却暗喜，因为正是父亲的不悦证实了他自己独立的存在——透过写作，“我安全了。可以呼吸了”。 卡夫卡自由了吗？不愿意去见父亲临终的伯格曼——自由了吗？恐怕没有。卡夫卡黯然对自己承认： 我哪里自由了呢？事实上，不管怎么写，我写来写去都在写你。 我用写作来倾吐，只不过因为我无法趴在你胸前倾吐。 写作，是我跟你拖得很长的一个告别…… 打你不要还手张爱玲被自己的父亲暴打时，已经是一个快要二十岁的大人了。用今天的眼光看，根本就是一种刑事伤害罪，但那既不是张爱玲的第一次，也不是稀有的家庭现象。 我父亲蹬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 所谓暂时其实长达半年，而且还包括张爱玲在监禁期间患了疟疾，需要治疗，做父亲的只是私自打针，不放她自由。 暴力统治，从家到国伯格曼对自己幼时所经历的家长暴力统治，除了宗教的解释之外还看出了家庭结构所透露出的权力压迫本质：为什么二战期间瑞典人那么轻易地就接受了纳粹？伯格曼说，“因为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自由’，更不知道‘自由’的滋味是什么。在一个阶级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闭的。” 当家长不知道自由和尊重，孩子理所当然就在“爱等于暴力”的氛围里成长，然后这孩子有一天又变成了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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