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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于阗到敦煌的和田玉 于阗盛产美玉，玉石或加工成品的玉器一直是于阗对外交往中的主要输出品，于阗与敦煌关系密切，输往敦煌的于阗玉当不在少数，只是我们在现存资料中能看到的直接记录并不多。然而，敦煌藏经洞文书为世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S.4359敦煌曲子《谒金门·开于阗》：“开于阗，绵绫家家总满。奉戏（献）生龙及玉碗，将来百姓看。”唱诵的是公元901年归义军打通前往于阗道路之事。在敦煌人看来，打开和于阗交往通道的好处，是于阗的绵绫、良马及美玉将源源不断而来。
事实的确如此。当于阗王国的使者前往敦煌或者经过敦煌前往中原王朝朝贡的时候，玉是他们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朝贡贸易产品。 P.2958写本保存有若干封于阗语书信草稿，应是公元10世纪下半叶于阗使者前往中原经过敦煌时留下的，其中第6封信（第199－215行）是一位名叫Hva Pa-kyau的“朔方王子”上给于阗朝廷的书状，其中提到，一位于阗使者Hvā? Capastaka（也是于阗王子之一）根据于阗朝廷的指令，用30斤玉从沙州归义军官府那里换取了200匹丝绸（?aca）。 另外在第7封（第216－227行）书信中，朔方王子希望其母后能多给他一些玉石，以便换取更多丝绸。这里我们看到了丝绸之路上最常见的一种贸易交换，就是用于阗的玉石与敦煌的丝绸做交换，各取所需。 P.5538正面是于阗语文书《天尊四年（970）于阗王尉迟苏罗（Vi?a’ ?ūra）致沙州大王曹元忠书》。尉迟苏罗王（967－977年在位）在信中说到于阗王国送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944－974年执政）的礼物是： 一是中等玉石一团，重四十二斤；二是纯玉石一团，重十斤；三是玉石一团，重八斤半；总计玉石三团，六十斤半。 据下引羽686文书，于阗的玉团至少分为“大玉”和“玉”两种，大玉一团至少重80斤，普通的玉一团在20斤以下。P.5538于阗文文书又为我们提供了“中等玉石”的重量，也就是一团在42斤上下，这正好介于羽686文书所记“大玉”和“玉”的重量之间，可以让我们看出于阗玉石据大小而分为三种的情况。 近年日本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敦煌写本陆续公诸于世，其中有许多重要的文书，特别引人瞩目的是2013年首次发表的羽686号文书。我们释录于下： 皇帝赐 舅元忠 东河大玉壹团，重捌拾斤。 又昆岗山玉壹团，重贰拾斤。 又东河玉壹团，重柒斤。 又师子大玉鞦辔壹副。 又密排玉鞦辔壹副。 骠马壹匹。 乌马壹匹。 骝马壹匹。 镔叁锭，共拾陆斤半。 □□□□□已遣，此不及 （后残） 羽686文书是于阗国皇帝尉迟苏罗致舅曹元忠的一封信，记录了于阗国皇帝赠送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礼品清单。其中包括出自于阗东河（Yurung kash，玉龙喀什河）的重八十斤的大玉一团，出自昆岗山的重二十斤的玉一团，出自东河的重七斤的玉一团；还有用玉制作的鞦辔两副；以及三匹不同的马和镔铁三锭。这是一份相当丰厚的礼物，要较970年于阗王尉迟苏罗为求沙州派兵增援于阗抵抗疏勒黑韩王朝而送的礼品更为厚重，或许说明这封信的年份要晚于970年，于阗王有求于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事情更加紧急和重要。
另外一件涉及于阗致送敦煌玉石的材料，就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P.2826《于阗王致沙州令公书》，其文字如下： 白玉壹团 赐沙州节度使男令公, 汝宜收领, 勿怪轻鲜, 候大般次, 别有信物汝知。其木匠杨君子千万发遣西来, 所要不昔(惜)也。凡书信去, 请看二印, 一大玉印, 一小玉印, 更无别印也。 （上钤大印文曰：通天万寿之印; 小印文曰: 大于阗汉天子敕印） 这应当是于阗尉迟达磨王（Vi?a’ Dharma，978－982年在位）致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976－1002年执政）的书信，年代在984－1002年之间。这封书信没有说这块送给沙州官府的玉石有多重，估计不是很大，所以于阗王颇有歉意，但他答应下次有更大的使团去沙州时，将带给归义军节度使更好的礼物。他急切地希望敦煌方面把一位杨君子派到于阗，真是所要不惜，表明于阗对敦煌技术工人的需求之迫切。 由以上几件文书可见，由于于阗、敦煌两地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姻亲关系，于阗王国把相当数量的上好玉石赠送给敦煌官府。有些玉石的送出，有其特定目的，如换取技术工匠、获得相当数额的丝绸、争取军事援助等，在已经遗失的文献中，应当还有更多的内涵。 二、入贡中原的于阗玉 于阗致送玉石给敦煌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想在敦煌官府的帮助下，直接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我们知道在934年李圣天娶曹议金（（914－935年执政））之女为皇后之后，随即打开了通往中原之路，玉石也随之由于阗王国的使臣，直接带到中原。938年第一批到达中原后晋王朝的于阗使马继荣一行，就携带者玉团和玉制品，当然还有其他西域土特产： [天福三年]九月，于阗国王李圣文（天）遣使马继荣进玉团、白氎布、牦牛尾、红盐、郁金、碙(硇)砂、大鹏砂、玉装鞦辔、X靬、手刃（刀）。 后晋皇帝对于从遥远西域而来的于阗使臣给予了积极响应，随即派遣供奉官张匡邺等出使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待张匡邺等还，李圣天又遣都督刘再昇至晋，“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如此重量的玉石，至少包含十块以上的大玉，可见这是于阗国王李圣天感谢受封大宝于阗王而进贡的重礼。 960年，宋代周而立，于阗很快就遣使前往宋朝通好，其敲门砖仍然是玉器。《宋会要》记太祖建隆二年（961）十二月四日，“于阗国王李圣文（天）遣使贡玉圭一，盛以玉匣。”《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于阗条记同一件事云：“建隆二年十二月，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柙（匣）；玉枕一。”一为礼器，一为保健用品；一属于公务，一表示私谊，用心良苦。 《宋会要》又记乾德三年（965）十二月，“甘州回鹘可汗、于阗王及瓜沙州皆遣使来朝，贡马、橐驼、玉、琥珀。”据《宋史》卷二《太祖本纪》，这次进贡的数目极大，“甘州回鹘可汗、于阗国王等遣使来朝，进马千匹、橐驼五百头、玉五百团、琥珀五百斤”。其中五百团的玉多半应当来自于阗，重量也不轻。 比较特别的一次是在开宝二年（969），于阗国遣使直末山至宋廷，“言本国有玉一块，凡二百三十七斤，愿以上进，乞遣使取之。〔于阗僧〕善名复至，贡阿魏子，赐号昭化大师，因令还取玉”。按，969年在位的于阗王是尉迟苏罗，为什么他不让使臣直接带这块巨玉到宋进贡，而希望宋朝派使者去取呢？我们推测他是有意仿效其父李圣天故事，希望宋朝会以取玉之便，像晋朝那样派使者对他进行册封。宋朝没有后晋的怀远之意，只是让再次来朝的于阗僧人善名去把玉取来。 史籍没有记载善名是否把这块大玉送到宋廷，不过于阗僧人的确在玉石东渐上做出很多贡献。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发现的舍利塔铭文称，于阗僧法藏于开宝三年（970）去西天取经，获得“释迦形像、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菩提树叶”，后来入宋，圆寂于中原，嘉祐八年（1063）龙兴寺众僧将舍利安葬。碑文说到法藏进奉给宋朝“白玉三百九十斤、细马参匹”，如此数目的进奉，说明他不是一个寻常人物，或许和于阗王室有什么关系，其时于阗与疏勒战事方酣，他入贡这么多的白玉、细马，也许是被于阗王派来寻找战争的支援，但碑文没有明言缘故，这里仅是推测。
宋朝对于阗美玉似情有独钟，张世南《游宦纪闻》言：“国朝礼器及乘舆服御，多是于阗玉。”《宋史》卷一二二《礼志》：“安陵中玉圭、剑佩、玉宝等，皆用于阗玉。” 宋朝既如此需要于阗玉，那么坐等人家来进献似乎不够用。《宋史》卷四九○《外国传》回鹘条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冬，遣殿直张璨赍诏谕甘、沙州回鹘可汗外甥，赐以器币，招致名马美玉，以备车骑琮璜之用。”正如殷晴所论，甘、沙不产美玉，两地输往宋朝的玉石当来自于阗。所谓“赐以器币，招致名马美玉”，实际就是一种贸易。 宋人对于阗玉的追求，一直没有间断，这种对玉的追求，并未因于阗佛教王国的灭亡而终止，继续统治于阗的喀喇汗王朝仍然以于阗国的名义，提供玉石。《宋史·外国传》于阗条记： 天圣三年十二月，〔于阗国黑韩王〕遣使罗面于多、副使金三、监使安多、都监赵多来朝，贡玉鞍辔、白玉带、胡锦、独峰槖驼、乳香、硇砂。诏给还其直，馆于都亭西驿，别赐袭衣、金带、银器百两、衣著二百，罗面于多金带。 熙宁以来，远不踰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龙盐、西锦、玉鞦辔马、腽肭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襕衣、金带、器币，宰相则盘球云锦夹襕。 于阗至宋的使者或一两年来一次，或一年来一两次，而且多“有所持无表章”者，也就是私商，可见当时宋朝和于阗之间官私贸易的兴盛情形。虽然这里所说是于阗佛国灭亡以后的事，但是这种兴盛情形当是以此前的玉石贸易作为基础的。 《宋史·外国传》于阗条还记载了一则宋人求取于阗玉的传奇故事： 初，太平兴国中，有澶州卒王贵者，昼忽见使者至营，急召贵偕行，南至河桥，驿马已具，即命乘之，俄觉腾虚而去。顷之驻马，但见屋室宏丽，使者引贵入，见其主者容卫制度悉如王者。谓贵曰：“俟汝年五十八，当往于阗国北通圣山取一异宝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复乘马凌虚而旋。军中失贵已数日矣，验所乘，即营卒之马也。知州宋煦劾贵以闻，太宗释之。天禧初，贵自陈年已五十八，愿遵前戒，西至于阗，寻许其行。贵至秦州，以道远悔惧，俄于市中遇一道士引贵出城，登高原，问贵所欲，具以实对。即命贵闭目，少顷令开，视山川顿异，道士曰：“此于阗国北境通圣山也。”复引贵观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谓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顷复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发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国王赵万永宝”，州以献。 这则故事表明了宋朝皇帝对于阗玉是多么地渴望，因为代表皇权的玺印需要用于阗玉来制作，所以关系重大。
宋人笔记中还有大观（1107－1110）、政和（1111－1118）年间添创御玺用于阗玉的几则记录，虽然年代稍晚，但很能说明问题，故不厌其烦地征引如下。 宋蔡條《铁围山丛谈》卷一： 天子之制六玺。元丰间得玉矣，行制而未就。至大观时始成之，然但缪篆也。又元符初得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又一文曰（据《学海》本补）：“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是二者，祐陵又自仿为之，悉鱼虫篆也。号传国玺曰“受命宝”，九字玺曰“镇国宝”，合天子之制六玺，是为八宝。乃于大观戊子正月元会日受之，因大赦天下。本朝礼乐，于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备。及后，政和末，又新作一玺。上曰：“八宝者，国家之神器。今再创玺，乃我受命者也。”因诏于阗国上美玉焉。久而得之，为玺九寸，而鱼虫篆。其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诏号“定命宝”。是岁戊戌元会，于大庆殿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宝也，乃诏于阗国上美玉。一日，絛赴朝请，在殿閤侍班，王内相安中因言，近于阗国上表，命译者释之，将为答诏，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因诵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絛贯主，阿舅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絛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为咍。吾因曰：“《裕陵实录》已载于阗国表文，大略同此。特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众乃默然。其后，遂以玉来上，长径二尺，色踰截肪，诚昔未有也，遂制定命宝。岁余，玉人始告成，精巧视古无别矣。宝与检皆大九寸，盘螭为纽，鱼虫篆文，凡十有六字。于是定命宝合八宝，通号九宝，下诏以为乾元用九之义云。 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 大观中，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一日，忽有国使奉表至。故事，下学士院，召译表语，而后答诏。其表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條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條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当时传以为笑。后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因为于阗国的上表文字过于浅显，所以成为从北宋到南宋士人们的笑柄，但这些记载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宋朝在添制皇帝的玺印时，需要到于阗求取大玉。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何谓“大玉”，也就是80斤左右的一块整玉，于阗虽然盛产美玉，但于阗黑韩王需要派人在东西两条玉河寻访，最后才得到需要的尺寸。于阗玉的到来，使宋朝的“定命宝”之玺得以告成。 三、经过沙州归义军的玉石朝贡贸易 于阗玉石向中原输送，更多的可能是通过中间绿洲王国或政权的中转。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地方政权向中原的朝贡实际上都有回赐，从而构成一种特殊的官方贸易形式。 乾符五年（878），归义军曾入唐朝进奉。P.3547是沙州进奏院上归义军节度使的状文，其中记录了河西道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君等一行，带着表函一封、玉一团、羚羊角一角、牦牛尾一角，到唐朝都城长安进贡，并为节度使求节。唐朝对使团“军将长行等各赐分物锦彩银器衣等”，还给在沙州的节度使等官员“恩赐答恩及寄信分物等”，又“赐贺正专使阴信均（君）等上下廿九人驼马价绢每人各卌三疋三丈三尺六寸”。 正如学者所说，所谓朝贡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朝廷的回赐一般均相当丰厚。在归义军的进贡物品中，有“玉一团”，虽然不多，但排在首位，说明于阗玉石十分珍贵。我们不知道当时玉、绢的比价究竟如何，但是可以肯定，中原朝廷的回赐一定大大地多于地方政权的进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屡屡在史料中见到中原朝廷限制地方政权进贡次数和使团人数的记载。 归义军与于阗建立正式联系后，玉石便成为敦煌进贡中原王朝的主要“方物”。比如P.4638《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守沙州长史曹仁贵（曹议金）状》： 玉壹团，重壹斤壹两；羚羊角伍对；硇沙伍斤。 伏以碛西遐塞，戎境枯荒；地不产珍，献无奇玩。前物等并是殊方所出，透狼山远届敦煌；异域通仪，涉瀚海来还沙府。辄将陈献，用表轻怀。干黩鸿私，伏乞检纳。谨状。 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守沙州长史、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仁贵状上。
状文特意说玉石等不是敦煌所产，乃是殊方所出，来自异域，其中的玉就是来自于阗。 归义军节度使与周边政权交往时，玉常常也是重要的礼物。P.2992-3《长兴二年（931）六月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甘州顺化可汗书》： 季夏极热，伏惟弟顺化可汗尊体动止万福。即日兄大王蒙恩，不审近日尊体何似。伏惟顺时，倍加保重，远诚可（所）望。已前西头所有世界事宜，每有般次去日，累曾申陈，计应上达。自去年兄大王当便亲到甘州，所有 社稷久远之事，共弟天子面对商议平稳已讫，兄大王当便发遣一伴般次入京。昨五月初，其天使以（与）沙州本道使平善达到甘州，弟天子遣宎律佽都督往沙州通报衷私。无意之人，稍有些些言语。天使与本道使蒙赐馆驿看待，兼改头并不减损，允过西来。昨六月十二日，使臣以（与）当道使平善到府，兼赍持衣赐分（信）物，并加兄大王官号者，皆是弟顺化可汗天子惠施周备。圣泽曲临，以（与）弟天子同增欢庆。今遣内亲从都头價荣实等谢贺，轻信上好燕脂、表（镶）玉<镜>壹团重捌斤、白绵绫伍匹、安西緤两匹、立机细緤拾捌匹、官布陆拾匹，已（以）前物等，到垂检容。更有怀，并在贾都头口申陈子细。谨状。 史籍中有关归义军节度使送给中原王朝的玉石或玉器的记载不少，这些玉石多半来自于阗，玉器或可能是用于阗玉石在敦煌加工而成。 四、经过甘州回鹘的玉石朝贡贸易 甘州回鹘的情况与沙州大略相仿，史籍中保存的甘州回鹘向五代、北宋时期中原政权进贡的材料更加丰富（略）。 敦煌藏文文书P.t.984B，是一件吐蕃统治结束之后的藏文文书[，开头作rje’i zha snga nas“王之尊前”。“王”似指于阗王[75]，发信人不明。文书言及发信人从这位王那里收到的礼品，包括chab shel（玉石？）五六驮、黄金百两、汉地丝绸织物（men tri rgyadags）百匹（？）以及玉鞍（shel sga）、玉碗（shel gyi zhal bu）和其他宝碗等。 这份礼单相当贵重，收受这份礼品的人必定极为尊贵，或许是甘州回鹘可汗？礼品中有大量chab shel。《翻译名义大集》有chu shel一词，汉译作“水晶”。按chu意为“水”，chab是“水”的敬语，但是若说chab shel和chu shel一样指“水晶”，似乎不确。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于阗出产水晶的记载，就是和于阗往来密切的甘、沙二州呈献给中原朝廷的礼品中也从未见水晶，倒是经常言及玉石。所以我们这里暂将chab shel译作“玉石”。 在9世纪末10世纪初，甘州回鹘盘据河西通往中原的道路要冲，且有意把持和中原的朝贡贸易，另外仲云、龙家等部落也经常劫掠来往的朝贡使团，河西道路充满凶险。这种情形在同光二、三年间（924－925）曹议金征服甘州回鹘之后有所改善，特别是长兴元年（930）曹议金亲访甘州，和甘州顺化可汗建立起比较友好的兄弟关系，此后数年，沙州使者可以常往中原而不受阻隔。 曹议金去世之后，甘、沙关系时好时坏，但总体上讲保持着正常的往来。再者，沙州归义军和于阗方面也经常给甘州回鹘可汗赠送贵重礼品，因此得以借道而顺利前往中原。有时候我们还可以见到甘、沙、于阗同时进贡的记载。与于阗的进奉物以玉为主不同的是，甘、沙二州的进奉物包括多种河西和西域的土特产品，如羚羊角、硇砂等，不过美玉和良马一起，常常名列贡品的首位。
五、经过西州回鹘的玉石朝贡贸易 西州回鹘方面的材料不多，但却有很详细的一条记录，《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记：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二月，西州回鹘遣都督来朝，贡玉大小六团、一团碧琥珀九斤、白氎布一千三百二十九段、白褐二百八十段、珊瑚六树、白貂鼠皮二千六百三十二、黑貂鼠皮二百五十、青貂鼠皮五百三、旧貂鼠袄子四、白玉环子、碧玉环子各一、铁镜二、玉带铰具六十九、玉带一、诸香药称是。回鹘遣使摩尼贡玉团七十七、白氎段三百五十、青及黑貂鼠皮共二十八、玉带、玉鞍辔铰具各一副、牦牛尾四百二十四、大琥珀二十颗、红盐三百斤、胡桐泪三百九十斤，余药物在数外。 《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有同一事情的记录，但补充了内容： 周广顺元年二月，〔回鹘〕遣使并摩尼贡玉团七十有七，白氎、貂皮、氂牛尾、药物等。先是，晋、汉以来，回鹘每至京师，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宝货皆鬻之入官，民间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听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诘，由是玉之价直十损七八。 广顺元年的回鹘使团，是西州回鹘首次向五代中原王朝进贡的队伍，其贡品品质之优，数量之大，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我们看到，其中不论是回鹘可汗的贡品，还是在西州回鹘势力极强的摩尼教大法师的礼物，都以玉石为首，还包括一些玉器制品。 《旧五代史》还提到，此前回鹘进贡物品，是禁止百姓与来使私下交易的。但从此时开禁，民间也可以自由买卖，于是玉石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虽然如此，进入宋朝后，于阗玉石和玉制品仍不断进入中原，对此前文已经谈及，此处不再赘述。更多例证，可参阅《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回鹘条的相关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显然延续了后周“听私下交易”的做法，而且不仅对回鹘，对其他地方政权和绿洲王国可能也一样，从而使得更多的于阗玉进入东方。但在另一方面，朝廷却出现了缺乏良玉的情形。 史载元丰七年（1084）七月，宋神宗诏令熙河路帅臣李宪：“朝廷奉祀所用珪、璧、璋、瓒，常患乏良玉充用。近岁于阗等国虽有贡者，然品色低下，无异恶石。尔可博选汉、蕃旧善于贾贩，与诸蕃踪迹谙熟者，厚许酬直，令广行收市，并达是意于阿里骨等处，求之无害。” 可能彼时于阗美玉大多流入私商之手，所以宋廷只能寻找那些善于贾贩并与诸蕃谙熟的汉蕃人士，厚给他们酬直，令他们广行采购。这条记载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于阗玉私下交易的活跃。
六、小 结 殷晴先生曾经指出：“汉唐期间，玉石只是贡献给中原皇室及王公大臣，作为礼器和极少数人的装饰用品，严禁民间买卖。唐末五代才逐渐在市场出现，至公元10世纪也就是宋朝建立前后，于阗玉石则已成为贵重商品在丝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为于阗增加经贸收入的特种资源。”10世纪于阗玉石的大量进入市场，“作为丝路贸易的特殊商品，增添了这段历史的瑰丽色彩。”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更进一步讲，晚唐时期由于于阗与敦煌还没有建立官方联系，虽然民间不会中断玉石贸易，但是贸易的数量恐怕有限。自10世纪初叶于阗王国与归义军政权之间有了正常且频繁的官方往来以后，于阗玉被大量运至敦煌，同时也运送到其他丝路王国，如甘州回鹘、西州回鹘，成为这些丝路王国或地方政权向东方贸易的“特产”之一。 进入宋代以后，于阗玉石的官私贸易持续不断，即使是在于阗从佛教王国转变为穆斯林世界以后仍然如此。史籍和文书中有关敦煌、甘州、西州诸政权之间以及他们向中原王朝入贡玉石的记录，充分说明了在当时丝绸之路的朝贡贸易中，玉石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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